2019年6月19日，在江蘇衛視《跨越時空的回信》欄目中，來一位71歲的老人，這位老人古稀之年，依然顯得很矍鑠。她帶著她父親當年的信件和照片來到節目現場。

老人，叫王佩民。和許多普通人一樣，王佩民也是通過，那張刑場上面帶笑容的照片，“結識”了這位英雄---她的父親王孝和。

她在現場娓娓道來父親的故事時，幾度流下了熱淚，對自己的父親是陌生的。因為她是遺腹女，一出生就從未見過自己的父親；可她對自己的父親又是熟悉的，因為她把父親掛在了家里最醒目的位置上，她把父親留下的信件讀了一遍又一遍。

71年前，王孝和犧牲前夕，在獄中寫的最后2封家書，一封給父母，一封給妻子忻玉英。

本以為是單向聯系的書信，沒想到，71年后，他的小女兒王佩民給他回信了，71年間，王佩民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身為中共地下黨員的父親。這一封跨越時空的信，是王佩民對從未謀面的父親無限思念的深情告白。

“爸爸，為什么您不能等著我，讓我好好地看看您，爸爸，您知道我有多渴望被您疼、被您愛啊，爸爸！”。

小女兒內心一次次呼喊聲，王孝和在天之靈，此時，應該早已用溫和的目光，嘴角帶著一絲笑意，在天堂慈祥的望著他這個可愛的小女兒。看到當今之盛世，后代們的幸福生活，如他所愿，個人犧牲沒有白費，值！

時間如白駒過隙，一晃幾十年過去了，王孝和那張刑場上震驚世人的笑容，讓人們至今難以忘懷，他赴死微笑背后，又隱藏什么秘密呢？

一，堅定信仰

王孝和，老家在浙江省鄞縣福明鄉松下村。

1924年生于上海一個船工家庭。父親王福定起初同祖輩一樣，靠打魚為生，維持家計。而后到了上海太古輪船公司，成為了一名燒火工，常年累月漂泊在海上，很少回家；母親忻梅岳，則是替人洗衣貼補家用。

母親忻梅岳，來自鄞縣陶公山忻氏家族。忻氏家族至今已有800多年的歷史，明代中期變得興旺起來，500年后在陶公山下，家族早已占了半山之地。王孝和后來的妻子忻玉英也來自母親同族。

家中本有兄弟姐妹4人，王孝和排行第二，兄幼年因病夭折。

王孝和雖是在上海出生，但他父母是跑來上海灘求生活的寧波鄉下人，童年時期，在寧波旅滬同鄉會所創辦的小學讀書。

淞滬會戰前夕的上海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上海陷入戰爭陰云之中，13歲的王孝和跟隨家人擠上難民船，回鄉避難，住在東錢湖陶公山邊外婆家。

他外婆家和后來妻子忻玉英的外婆家是隔墻鄰居，7歲的忻玉英就顯得乖巧懂事，他的母親和外婆一眼就相中了這個小姑娘，為此，給11歲的王孝和訂了這門娃娃親。當時雙方父母說好，一切等到兩孩子，忻玉英16歲，王孝和20歲時，就操辦這門婚事。

少年王孝和，在寧波歡快度過兩年多的美好時光，這里沒有戰爭，親身體會漁民的疾苦，轉學讀書、救亡宣傳、排演話劇...直到1938年底，小學畢業的他，才回到上海。

在寧波這段歲月里，所看所想，都成為他記憶里最深刻的烙印，也成為他以后革命斗爭中無限動力的源泉。

1939年，王孝和考入了上海勵志英文專科學校。為減輕家里的負擔，勤工儉學，業余時間當起學校的雜工，拖地板，擦玻璃，刻蠟紙等，自己掙取所需的學費錢。

看到富家子弟欺負女同學時，瘦弱的他時常挺身而出，仗義執言。正是因為他這些刻苦英勇表現，引起了中共黨員許統權的注意，并通過學校辦讀書會、出壁報、慰問被日本人打傷學生等活動，吸引他前來參加。

讀書會上，他讀了美國記者斯諾的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等許多進步書刊，許統權還為他傳播先進的革命思想，使他懂得中國的希望所在。

1940年秋，王孝和的父親長年勞累而病倒，被老板借機開除。他因此憤然跑去太古公司論理，老板派人將他轟了出去。國仇、家恨一古腦全涌上他的心頭。此時，他想起了許統權的一句話：“要像革命根據地那樣，必須掌握自己的命運，團結起來，向命運挑戰！”

1941年5月，經同學許統權牽線搭橋，17歲的王孝和，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宣誓這天，剛好是5月4日。

上海楊樹浦發電廠的王孝和史料陳列展，至今還存放著他剛加入黨時，為勉勵自己，親筆寫的一首小詩。小詩紙條泛黃，字跡還能清晰可見：

“守紀律，組織第一。
D的秘密不得疏忽輕泄。
負責任，規定任務要完成。
多計劃，養成獨立的能力。
同志們，勤勉和批評相愛惜。”

其中，D是共產黨的代稱。這樸實無華的詩詞，閃爍著一個青年對黨的赤膽忠心，也體現了他內心堅定的信仰。

二，找工作，定婚事聽組織的

眼看為了供自己讀書，年邁的父親每天還要拖著虛弱的身體，挑貨從浦西到浦東販賣，體諒父母的艱辛，18歲的王孝和決定輟學工作。

和今天的畢業學生求職一樣，王孝和”廣撒網“，同時報考郵政、海關以及電力公司，幸運的是都被錄取。

”父母 希望他去郵局工作，畢竟是鐵飯碗、旱澇保收。自己希望去海關，因為學的是英文，在海關工作用到英文的機會多，能夠發揮專長。可是，最終，他還是去了電力公司，因為組織希望他進入電力公司楊樹浦發電廠參加工人運動。“說起父親的這一次選擇，王佩民用了六個字——堅決服從組織。

楊樹浦發電廠

1943年1月，王孝和進了美商上海電力公司火力發電廠（楊樹浦發電廠）工作，在控制室當起了抄表員。控制室作為要害部門，他牢記黨的指示，就如一顆釘子，打進了敵人的心臟；要如一顆種子，在群眾心里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工作過程中，虛心學習，工作勤奮，待人和氣，結識了不少工人朋友。組織讀書會，宣傳抗日救國運動，很快成為工人們貼心朋友。

在1948年1月，上電工會改選時，國民黨當局上看上了王孝和，很有工人緣，就把他列為上電工會理事人選，目的是用來充當門面。

而后，王孝和不負眾望，成功擔任了這個為工人謀利益的理事。

學過洋文、穩定的工作、英俊的外表。20出頭的王孝和一表人才，深受長輩的喜愛，”有戶有錢人家也想納他為婿“。但他的婚事其實也是組織”拍板“的。

工作落實下來了，家里就催他成家，因為此時他已經22歲了。而組織也要求他趕緊成婚，免得引起外人猜疑。

但18歲的忻玉英，已經是大姑娘，盼星星盼月亮，遲遲沒能收到聘禮，到底是為何？難道王孝和變心了？還是待久了大城市的王孝和看不上鄉下丫頭？雙方大人都很著急。

身在上海的王孝和，此時卻有了退婚的念頭，因為他在上海聽到老家有人傳來忻玉英的風言風語，說他的未婚妻好賭、信佛。這讓他對自己這門娃娃親，失望透頂。

思來想去，寫了一封信讓自己表妹轉交給忻玉英，信的意思：個人終身大事父母不能做主，就如一盤菜，明明不喜歡吃，非要硬吃也會吐出來。

舊社會，未出嫁的黃花大閨女被男方退婚，是很丟人的事，免不了會被鄉里鄉外的人亂嚼舌根，說這姑娘一定不檢點，以后很難嫁出去了。

忻玉英氣不過，就這樣糊里糊涂的被人誤解，她可不干。

于是，到了1946春，她要母親陪同自己到上海，找王孝和去了。

來到大上海，去了姑媽家暫住，王孝和家在漢口路云南路，而姑媽家則在“大世界”對面的一個弄堂內。她母親先請王孝和的母親來姑媽家，要問清緣由，為何反水？

兒子的親事，也讓母親為難，母親做不了主。最后商議次日讓王孝和親自來給忻玉英解釋。

可誰曾想，王孝和還擺起架子來。

到了第二天上午，睡懶覺的王孝和，一百個不情愿，賴在床上不肯起，結果被他母親掀了被子，罵他沒規矩，才勉強起來。懶洋洋的他，沒法推脫，讓他弟弟妙富陪他到忻玉英姑媽家。

到了樓下，不肯上去，讓弟弟上去傳個話，說他來了，他就不上去了。讓忻玉英自己下來見他，這可氣壞了忻玉英母親，真是好大的架子！

忻玉英下樓來，第一次見到了長大后的王孝和，一件土黃色燈芯絨茄克衫，顯得英姿勃發。而他見到忻玉英，妥妥的鄉下姑娘打扮，短發，粗布麻衣，一雙布鞋，一臉羞怯的樣子。

兩人一見面，互相都看對眼了，王孝和想帶她出去轉轉，于是兩人從大世界走到跑馬廳，路上，問了忻玉英很多事，信不信佛，平時喜歡什么，鄉下局勢等等。老實巴交的小姑娘，哪懂他問話的用意，一五一十的回答，不信佛，在老家幫家里織布，國民黨都很壞等這些。

忻玉英反而沒有問他什么，一直很靦腆。一路跟著他走，到了吃飯的點兒，還帶她去了遠東大飯店吃了一頓好的。

點了4個菜，其中有一樣是蹄髈，上面還蓋了一些草頭，兩個小年輕，第一次一起吃飯，都顯得很拘束，那道菜都沒去動。

到了下午，王孝和要去上班了，將她送到了她姑媽家，這一回，偏要送到樓上，還把姑媽家的傳呼號給記下來了。

“媽媽從來都沒有掩飾過對爸爸的喜愛，常常回憶起他們見面時的場景，穿的什么衣服、逛的哪條馬路、第一頓飯吃的什么，記得清清楚楚。”

王佩民邊說邊學著母親的口吻，”你們是不知道那天穿著燈芯絨夾克衫的孝和有多帥！看到他心里就開心！“

直到解放后，忻玉英才知道她和王孝和頻繁約會時，馬路對面還有一個人正密切關注著他們。

當時，王孝和向組織匯報了戀愛的情況，暗中觀察忻玉英的這個人，正是王孝和的上級領導，名叫沈鴻春。幾次觀察后說，鄉下姑娘好，樸實，單純，更重要的一點是她不識字，能更有利于我們開展工作。

有了組織的肯定，王孝和才最終和忻玉英走到了一起。

三，身份暴露

王孝和身份暴露，這里不得不提到兩個人：王中一、陳公琪

王中一與陳公琪，都是上海市委工人委員會的常委。然而這兩人，一個在行動上，不聽黨組織的指示；一個在指示上，發出一錯誤命令。

時也，命也！

王中一被捕，就形成了多米諾效應，從而導致很多革命同志無辜犧牲，而王孝和就是其中一個。

王中一

王中一是怎樣被反動派逮捕的呢？說來話長

早在抗日戰爭前1933年，有個叫丁錫山的司機駕駛卡車，撞到了“法電”（上海法商電車電燈公司）的電車，后果肯定是罰款、蹲班房。丁錫山通過自己老鄉找到了，在”法電“當職員的王中一，讓他幫幫忙。

最后，問題是得以解決，丁錫山對王中一也是千恩萬謝，并親切稱王忠一為”王大哥“。

抗戰爆發后，丁錫山加入了國民黨忠義救國軍，而后，投靠了賣國賊汪精衛，并成了汪精衛的一個師長，駐扎在浦東。抗戰勝利后，國民黨要改編他的隊伍，他對此非常的不滿。

丁錫山帶上自己的手下團長洪關康，找到王中一，征求他的意見，王中一對二人表明身份，自己就是共產黨員，并鼓勵他們把隊伍拉到解放區。

丁錫山聽從了王中一的建議，拉著部隊，來到蘇北解放區，改編為新四軍江南縱隊，被任命為縱隊司令員，我黨派湯景延去任縱隊政委。

湯景延

好景不長，到了1948年2月，縱隊準備到太湖一帶打游擊，剛一登陸，就被國民黨軍隊發現，一陣激戰后，丁錫山犧牲，湯景延被俘，而洪關康逃回市區，向國民黨當局投誠，為了戴罪立功，聲稱自己能幫忙抓到共產黨。

洪關康見過王中一，知道他是共產黨員，但又找不到王中一的住所，于是，他就找到了王中一妹夫衛仲謀（丁錫山的副官），說自己準備回解放區，找不到聯絡人，希望得到衛仲謀的幫助。

王中一從衛仲謀那兒得知這一消息，信以為真，立馬想去見洪關康。

3月18日上海工委會議上，王中一提出準備接觸洪關康。遭到其他常委的一致反對，因為報紙上刊登了“丁錫山部被國民黨殲滅”的消息，并告誡王中一：

“丁錫山已出事，你的環境不好，不能再同他們碰頭了，我們都是地下黨組織，不能像解放軍搞策反那樣暴露身份，應該與丁錫山部的所有人切斷一切來往。”

王中一在會上，當面答應得爽快，不接觸。

轉個頭，會議后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王中一擅自去同洪關康會面，早就忘了我黨的紀律。剛一接觸洪關康，就被捕了。

洪關康想從王中一身上，撈到更多東西，又不知他的地址。眼珠一轉，就說：“只要你能拿出國民身份證，證明自己的身份，就可釋放。”

王中一信以為真，便帶著他們回家取國民身份證。洪關康等人一到王中一家里，就大肆搜查，很快就查出一份上海工委地下黨的全部名單！

地下黨的人員名單都是相當機密的，為何王中一家里就能輕易搜到名單呢？

主要是王中一思想懶慢，沒有貫徹執行上級命令所致。

原來，當時劉鄧大軍已挺進大別山。解放軍如果打到大上海時，地下黨準備武裝起義，配合解放軍的進攻，怕地下黨被打散了，大多又都是單線聯系。為方便解放后確認身份，就編制一份地下黨員名單。

五個工委常委人手一份，名單上分3套：真名、假名、代號。

還附有工作單位、聯系人員等，記錄了全上海幾百名地下黨員的所有信息，十分詳細。

而后，黨組織發覺這么做，危險太大，要求把已經編制好的名單，全部銷毀。

問及五個常委是否全部銷毀，都拍胸保證全部處理掉了。然而，王中一認為是小題大做，沒有認真貫徹執行銷毀名單，仍是保存在家中。

從而釀成大禍，被國民黨當局一鍋端。

除了名單，還搜查出王中一領導的浦東，徐家匯、“法電”、絲織業等工作報告，黨內重要文件毛主席的《目前形式和我們的任務》，周恩來《在延安雙十節紀念大會的演說詞》等黨內重要機密文件。

陳公琪

就在王中一被捕后的10天內，國民黨反動派依據名單，一口氣就抓住了100多人！作為工委常委之一的陳公琪一下子慌了，這時上級傳來指示，要求其他未暴露的同志改變身份，繼續隱藏。

可是陳公琪反而認為應當聯合各廠工會地下黨負責人，組織工人來一次總罷工，給國民黨當局施壓，要求放人。

陳公琪這一指示，就如一顆石子激起千層浪，把王中一的錯誤更是擴大化！非但沒能救出同志們，反而暴露更多的黨員！當然，陳公琪不忘聯系”上電“工會的負責人，他就是王孝和。

王孝和接到命令后，決定組織工人們罷工，沒想到的是，陳公琪身旁潛伏了一個內奸-趙勇生，直接把這事向國民黨當局告密，王孝和還沒罷工，身份早已被敵人知道了。

四，秘密被捕

1948年4月1日，發電廠 值夜班的工人，在一號發電機的地軸內發現了許多粗鐵屑。霎時間，廠里謠言四起：

“在發電機地軸內放鐵屑，是要把發電機炸毀，使上海成為黑暗世界。”

“破壞發電機，是共產黨的陰謀，讓工廠停工，工人失業，以便煽動工人反對政府。“

4月2日，王孝和來到工廠上班，就有幾個工人圍住他，悄悄問：”這葫蘆里賣的什么藥呀？”

工人們提出這個問題，自然感覺很詫異。

稍微懂得技術的都知道，這么粗的鐵屑在地軸內是不可能引起爆炸的。況且，一號發動機發出的電，是供自己廠里使用。一號發動機旁邊還有備用機可以馬上發電，廠里不會斷電，更不會影響全上海的用電。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來，這次”鐵屑事件“是有人想搞政治陰謀，嫁禍于人。

從“鐵屑事件”發生后，王孝和敏銳發現自己已經暴露了。

其實他在與忻玉英結婚后，就對妻子說不想要孩子，而后，忻玉英才明白他的苦心，怕他被捕后自己受苦。

忻玉英堅決不同意，因為鄉下公婆要說，女人家怎么可能不生小孩？后來，就有了第一個女兒佩琴。

被叛徒出賣，身份暴露后，駐扎特務萬一多次跑到王孝和家，來勸說孝和：”你為什么要跟共產黨走？共產黨都是窮人，你干嘛要這么苦呢？妻子女兒跟著受苦，你到我們這里來，保證你榮華富貴。”

萬一又對忻玉英說：“嫂子，你做做他的工作，你為什么要在這種地方，生煤球爐子？我們頭頭房子都給你們安排好了，燒煤氣，不用這么苦的。”

忻玉英問丈夫：“我看不懂，鄉下的國民黨橫行霸道，抓人搶東西，上海的國民黨，有這么好？還給我們洋房，燒煤氣，他們要做什么？”王孝和回答：“天下烏鴉一般黑，他們想利用我。”

其實“鐵屑事件”就是特務萬一親自操辦。之前一直苦于沒有理由抓捕王孝和，正愁眉苦展之時，他那在楊浦區當偽警的好友---季秉權給他出了一個餿主意，既然王孝和主管發電機，就在發動機里偷偷撒進一些鐵屑，出故障，再抓王孝和就理所當然了。

直到1948年4月19日夜，萬一闖進王孝和家，發出最后通牒：“孝和你當心。已經要動手了。”王孝和理直氣壯的說：“動什么手，我做什么了?我是為工人謀一點福利。“萬一說：”孝和兄，你人不錯，但你我黨派不同。你已經走不開了。“

當天夜里，忻玉英看到外面有很多人影，在他們家徘徊。王孝和也知道他在家時日不多了，把寫的東西，以及我黨的一些重要文件，燒的燒，藏的藏。

忻玉英去倒灰時，看到還有人在外面。她也意識到丈夫要被抓了，求丈夫趕緊離開，甚至跪下，抱著他的雙腿，哭求為她，為一歲不到的女兒，為頭發早已花白的雙親，為這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溫馨的家。離開吧！

但丈夫一直不為所動，說沒接到組織讓他撤離的通知，堅決不走，還一個勁的說，苦了她了。最后兩人都抱在一起哭起來。

那時王孝和不知忻玉英肚子懷有第二個孩子，像交代身后事，對忻玉英說：

“你奶水足，我抓進去以后你可以去做奶媽；小孩可以交給我媽媽去養。生活困難，家里凡是有的東西，五斗櫥、衣柜都可以賣掉。我如果有一天能出來，都會把這些東西買回給你。但是平常我讓你做的事情、認識的人，絕對不可以講出來。”

最后又語重心長對忻玉英說：

”你從鄉下來，人思想單純，年紀又輕。在上海大城市不要受騙上當。如果我出不來，你年紀輕，要找個忠實靠譜的對象，把我們女兒佩琴養大。“

聽到丈夫這些訣別的話，忻玉英早就哭得撕心裂肺。因為她知道，自己快沒了丈夫，即將守寡，她不知道找誰訴說。不理解丈夫為何就這么固執，不肯離開，明明有機會活！

1948年4月21日，王孝和離開家時，還不忘對妻子說byebye，騎自行車去上班，半路設伏的國民黨特務，強行把他按進一輛拉上了黑色窗簾的汽車里，揚長而去。

王孝和被秘密逮捕。這一天，上電工會就有13人被捕。

自此，忻玉英再也聽不到，丈夫回家時，自行車清脆的鈴鐺聲。

五，永不背叛的信仰

一幢舊式洋樓，二樓就是一間陰森森刑訊室，此時有個昏死過去的年輕人，正被牢牢捆綁在老虎凳上，身上衣服上早就血跡斑斑。而他便是王孝和。

沒人能想到，這個毫不起眼的一幢小樓，竟然是淞滬國民黨警備司令部警備大隊（威海衛路147號）。

王孝和被抓的19天后，家屬才獲準去監獄里探視。他戴著腳鐐手銬，一步一步拖著走出來，本來很神氣的一個人，竟然不成人樣了。

忻玉英看到丈夫這樣子，一下忍不住哭了出來。而他反而安慰起她：”不要哭，要好好保重身體。“她把丈夫衣服換出來的時候，他的白襯衣上面都是滲出的血跡。

后來她通過獄友知道，丈夫遭受的酷刑簡直是地獄般的折磨：”磨排骨“、坐老虎凳、手指甲縫里插鋼針、電刑...“磨排骨”就是用一根粗糙的木棍，從肋骨上用力往下壓、摩擦下去，血會滲出來。

無論怎樣的酷刑，他都不吐出一個字出來，很痛的時候就緊緊握牢拳頭，咬咬牙。

王孝和這一關，就是5個多月，直至英勇就義。在監獄里寫了47封信家書和3封遺書，平均每3天一封，從家書里可以看出，他最放不下的就是妻子，女兒，還有自己父母，兄弟。他何嘗不想活著啊！

王孝和手跡復印件

吃栗子時想念還在遠洋輪船做伙夫的父親：“味道真好，難友們都覺得好吃，這是爸爸船到過了帶來的吧！爸爸這樣大的年紀還在辛苦，為生活而做著.....

作為長子的他，惦記弟弟們讀書的進展：”成績如何，請告訴我。“

放心不下妻子懷里才斷奶的長女佩琴：”唉！我坐了牢，累得小孩子也苦了。（探監時）我只望了她那卷發下的小臉兒伏在您的肩上，只聽得她在哭，您在哄她說：喏，喏，阿爹喏……”

最令他牽腸掛肚的，是妻子腹中那個還未出生的嬰兒。

他在信中不厭其煩地為妻子出謀劃策：““您的分娩地點是三馬路（父母住處），比比楊樹浦（夫妻租住處）來得好，否則你孤苦伶仃獨自在楊樹浦，我雖在牢中也放心不下...

一時，他又憧憬未來：“您自己的身體更應保重，因為不久您要做兩個孩子的母親了，我已經告訴了我的難友們請他們吃紅蛋哩！”

可是，想為自己新生的孩子，親手準備紅蛋，都是那么奢望，不可能的了。

六，微笑背后的秘密

1948年6月28日，在上海提藍橋監獄審判庭，正在審判一位身穿雪白襯衣的年輕人，戴著腳鐐，手銬。此時他被兩個面孔陰沉的偽警，押解在被告席上，面對法官的無證據指控，神情淡然。

法官最后問他：“王孝和，你還有什么話要說。”

王孝和：“我也有證人在這里。不過，要庭上把手銬開脫一下。”

手銬被打開，王孝和騰出雙手，解開襯衣紐扣，拉起背心，露出身上的累累傷口，猛的轉過身，面向出庭旁聽的記者和群眾，大聲的說：“這些傷口，都不會說話。可是，它比任何有嘴巴的證人，更有力證明我的《自白書》完全是偽造的，你們是逼供！”

胸前的斑斑血跡，訴說著他遭受的酷刑，記者面對法庭上王孝和突然舉動，紛紛舉起相機，對著他那些血淋淋的傷口，瘋狂拍照。而群眾上半身都向前傾，瞪大眼睛看向王孝和千創百孔的傷口。

特刑法庭上法官們，全都慌了手腳，因為所有的指證，此時是顯得那么蒼白無力。

審判長慌慌張張急忙宣讀《判決書》：”王孝和連續教唆，意圖妨礙勘亂治安未遂，處死刑，剝奪公權終身。“

看到這樣的笑容，你可能很難想象，這是王孝和聽到自己被宣判死刑時，在法庭上的表情吧。

在那個照相機還不普及的年代，他留下了數十張照片，而所有的照片都是他張面對死亡，微笑赴死的模樣，他的笑容是那么干凈，深深感染今天的我們，卻震攝著當時在場所有的審判者，

法庭上的角色，似乎顛倒過來了。敵人惶恐而猥瑣，“犯人”卻從容自若。笑容背后，是對敵人的輕蔑，有對光明的盼望。

曾有記者當場問他：“請問，你對判決有什么異議？”

王孝和語氣堅定的說：“我根本不承認這個判決，他們是非法的，從不允許我的律師出庭。”

國民黨當局偽審判長宣布：“被告不服本庭判決，可以在10日內上訴。”

忻玉英聽到這一審判結果，當場昏倒過去。

她不服，只身一人，懷著身孕在國民黨政府門口；在大光明電影院門口鬧，在楊樹浦發電廠門口鬧了三天。

七，各方努力

獄中難友們，聽到王孝和的審判結果，紛紛獻策。同一獄中的湯景延對王孝和說道：“你要向南京上訴。”王孝和不以為意：“上訴沒希望的。”湯景延說:”上訴也是跟敵人斗爭一種方式，哪怕失敗了，也更暴露他們的殘暴，我們目的也就達到了。”

王孝和幡然醒悟：一定要上訴。這成了他首要任務。

與此同時，上海工委派人協助忻玉英去南京上訴，工委甚至發動各界人士，給上海特種高等法庭寫抗議信，打抗議電話，要求無罪釋放王孝和。

然而到了1948年9月24日，等來的消息是，南京中央法庭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9月27日，即將對王孝和執行死刑的消息，到處傳揚開來。忻玉英馬上抱著孩子，挺著肚子，帶著婆婆到監獄門口鬧，圍觀群眾越來越多，造成了監獄門口交通堵塞。

提籃橋監獄的警衛用皮帶來抽忻玉英，新聞記者忙圍上來拍照，圍觀群眾更是群情激昂：“你們打她干什么，她那么大肚子，還抱著孩子，她又沒有犯罪！”

很多人自發趕來，抗議國民黨的暴行。特刑庭害怕了，宣布改期執行。

八，最后的要求

9月25日，王孝和自知時日不多了，第一封絕筆信寫給難友：

有正義的人士們！祝你們身體健康！為正義而繼續斗爭下去！前途是光明的！那光明正在向大家招手呢！只待大家努力奮斗！

勉勵他們繼續為革命、為新中國即將成立而戰斗，不要放棄希望！

王孝和寫給父母的手稿遺書

9月27日中午，他寫下給父母的一封絕筆信：

父母雙親大人：

好容易養到兒迄今，為了兒見到社會之不平，總算沒有違背做人的目的，今天完成了我的一生！但愿雙親勿為此而悲痛，因兒雖遭奇冤而此還是光榮的，不能與那些漢奸走狗貪污官吏可比！

瑛，她太苦了，盼雙親視若自己親女兒，為她擇個好的伴侶，只愿她不忘兒，那兒雖在黃泉路上也決不會忘恩的！琴女及未來的孩子佩民，應告訴她們兒是怎樣、為什么與世永別的！兒之亡，對兒個人雖是件大事，但對此時此地的社會說來，那又有什么呢！

千千萬萬有良心有正義人士還活在世上，他們會為兒算這筆血賬的。雙親啊！保重身體睜開慧眼等著吧!這不講理的政府就要垮臺了！到那時冤白得申，千萬不要忘那殺人魔王，與他算賬。

人亡之后，一切應越簡越好，好在還有兩個弟弟，盼他們也拿兒之事，刻在心頭，視瑛如自己姐姐，視兩個孩子如自己骨肉，好好地教導他們，為兒雪冤，為兒報血仇！

寫妻子的手稿遺書

接著又寫下了給妻子的一封絕筆信：

我很感激你，很可憐你，你朝夕為我費盡心血，今天這心血雖不能獲得全美，但總算是有收的！

我的冤還未白，而不講理的特刑庭就決定了我的命運，但愿你勿過悲痛，在這不講理的世上不是有成千成萬的人在為正義而死亡，為正義而子離妻散嗎？不要傷心！應好好的保重身體！好好的撫導兩個孩子！

告訴他們：他們的父親是被誰殺害的！囑他們刻在心頭，切不可忘！對我的雙親你得視自己親父母一般，如有自己看得中的好人可作為你的伴侶，我決不怪你，而這樣我才放心！
但愿你分娩順利！未來的孩子就喚他叫佩民！身體切切保重，不久就可為我伸冤、報仇！

生死離別之時，給妻子最后一個不容拒絕的要求：找個好人嫁了吧！這樣他才安心，不希望妻子后半生沒人照應。

九，不能喊的“口號”

如果要說，王孝和慷慨赴死，最憋屈的一件事，就是不能像其他革命烈士那樣，在臨行前高喊“共產黨萬歲”！到底怎么回事呢？

原來，王孝和被捕后一直沒有承認共產黨員的身份，黨組織提出，臨刑時，不能喊“共產黨萬歲”口號，這樣更能突顯敵人的殘暴。

給父母妻子寫遺書時，也不能暴露共產黨員的身份。

王孝和也贊同組織的提議：

1，臨刑時喊什么口號，都應該從黨和同志們的安全，對斗爭是否有利出發，不能意氣用事。喊了“共產黨萬歲”，就是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等同給敵人提供了一個線索，讓他們進一步迫害同自己往來的人。

2，他是被敵人以“教唆別人破壞發電機”的罪名逮捕的，如果承認是共產黨員，群眾更容易相信敵人的謠言，對我黨不利。

和難友們商議，取得一致意見：臨刑時，不喊“共產黨萬歲”口號。

最后，王孝和望向窗口外藍藍的天空，久久才說：“我的生命指日可數了，我仿佛看到，上海的萬里晴空，已經飄揚著紅旗了。”

十，回頭淚目，三槍不死

這張照片是法警押解王孝和，拉向刑場的畫面，王孝和并沒有慌亂，反而面帶微笑，回頭似乎在尋找什么。

這是王孝和就義的一個早晨，請記住這一天，1948年9月30，這是一位革命烈士倒在即將全國解放的黎明時刻！

《大公報》的記者馮文岡，看到王孝和回頭的動作時，果斷按下快門，正好記錄了王孝和轉頭一瞬間的微笑。馮文岡順著王孝和的視線才注意到，他在尋找自己身懷六甲的妻子忻玉英。

馮文岡是知道的，王孝和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可以和妻子一起，安靜地等待他們孩子的降生，但他為了革命，不得不割舍這一切，面對死亡，他沒有害怕或后悔。

兩行熱淚從馮文岡眼中流下來，他覺得和眼前這個“死刑犯”相比，自己著實太過渺小。

一路上，王孝和昂首挺胸，高呼：

“冤枉！冤枉！冤枉！”

“特刑庭不講理！”

“特刑庭亂殺人！”

執行任務的劊子手不知殺了多少人，就是遲遲下不了手，手不停的哆嗦。

第一槍，沒打中要害，王孝和沒倒下，仍然坐在椅子上。

第二槍，子彈從右耳邊擦過。

第三槍，子彈從左耳邊擦過。

法警頭目眼見幾次沒成功，上前踢倒王孝和，開了一槍，王孝和英勇就義！時年才24歲！

記者問劊子手為何次次不中，劊子手愧疚的說：““我太同情他了。他一路上講的道理感動我，我下不了手，卻讓他受痛苦。我打了三槍，沒打準，我的手在顫抖。”

結尾：

王佩民的回信

讓我們再來看看王佩民老人，2019年寫給父親王孝和的回信吧：

親愛的爸爸：
我是在您犧牲以后的三個星期出生的，您在給媽媽的遺書里說，未來的孩子就叫她佩民。

所以，我出生的時候，媽媽哭喊著對天說道，孝和啊，佩民出來了，不知您有沒有聽到媽媽的呼喚聲，親愛的爸爸，您在我心中既熟悉又陌生，有時候我在想，我真的有過您這樣的父親嗎？

我問過母親，父親是什么樣的一個男人，母親說，您是穿著燈芯絨夾克，有思想的英俊小伙，是看了一眼便讓母親墜入愛河的有志青年。

爸爸，我一直在尋找您，了解您，理解您，多年的尋找，終于讓我有機會可以與您見面了。
在1994年，上海烈士陵園要把烈士墓，搬遷到龍華烈士陵園，我把烈士陵園提出請求，能不能看看您。

記得那一天，天陰沉沉的。風很大，我就站在您的墓旁邊，看著石板一點一點地移開，我的心撲通撲通地跳得厲害，我們就要見面了。女兒我找了您幾十年了，我就是你的佩民啊！

你要好好地看看我，等到石板全部移開的時候，我一下子跪在了您的面前，大聲地哭喊著，爸爸。你能看見我嗎。爸爸，為什么你不能等著我，使我好好地看看你，爸爸，您知道我有多么渴望被您疼，被您愛啊！

爸爸，就差那么幾天，你都沒有來得及見我一面，我就成了您的遺腹女，我們父女倆就陰陽兩隔。

爸爸，只要有機會，我還會找你，相信我們一定會再見面，我下輩子我們還要做父女，爸爸，您一定要等我。

您的小女兒佩民。

寫于您犧牲后的71年

這張照片，拍攝于1949年5月28日，關押在上海提籃監獄的革命人士出獄后的合影，照片上，她們分站兩排，喜笑顏開，發自內心的喜悅心情，不言而喻

因為此時上海迎來了解放，她們即將迎來新中國成立，革命勝利了，徹底自由了！

就差那么一點點，王孝和就能和她們一樣，真正的展顏一笑了吧！

為了紀念王孝和烈士,提籃橋監獄處刑場改建為”孝和廣場“，至今矗立著王孝和烈士的雕像。

一個個英烈從歷史深處走來

我們仿佛同每一位先烈相逢

與他們擦肩而過

從他們偉岸的身軀上

感受到強烈的意志

與他們四目相接

從他們堅定的眼神中

繼承著力量

勿忘歷史，不負英魂

向烈士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