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琴花車伴著《不如跳舞》的勁曲開進靈堂，阿公的遺像穿著畢業服從花圈后緩緩升起，紙扎別墅、IPhone手機、Switch游戲機甚至健身器材，都在葬禮儀式里被火焰“快遞”到另外一個世界......這些看似荒誕不經的場景，是現代臺灣人對于死亡的一場溫柔解構。

歡歡喜喜辦喪事，熱熱鬧鬧陪亡人。此時，葬禮不再嚴肅，死亡也不再沉重。

可是面對死亡，敬畏與調侃，真的可以同時存在嗎？兩種相牴牾的觀念，又為什么能在臺灣保持微妙的平衡？

今年二月份，臺灣社交媒體上的一則貼子突然火了。

照片上，幾位年輕人笑容燦爛，倘若不是身處靈堂，看上去更像在郊游。眾人簇擁著的照片上，老者神采奕奕，一套畢業裝扮，煞有介事戴著學士帽。不是傳統的黑白色，彩照周圍環繞著心型花束，暖融融大片玫瑰粉紫。

阿公的畢業典禮

評論是清一色祝福，慶賀阿公完成“人生畢業典禮”，不少人都忍不住分享了自己參加過的告別式。比如用阿嬤豎起大拇指，給所有來賓點贊的照片；比如給過世的長輩折紙蓮花，結果大家全都上頭，當場來了場折紙比賽。

之前長輩過世折紙蓮花，結果直接變成折紙大賽，收到的長輩：？？

然而漸漸地，分享中的喜劇色彩越來越濃，讀起來像是某些無厘頭電影中的情節，要不是有圖有視頻，幾乎讓人以為是在玩梗。

譬如守靈時點炸雞和啤酒來吃，為了保護功德值，于是干脆搬來菩薩冰箱。

菩薩冰箱守護靈堂

好友去世十年紀念日，昔日摯友在靈骨塔邊圍坐一圈，聊天敘舊。聊到興起時直接開團排練舞蹈，還不忘將C位留給唯一沒能出席的朋友。

和已經逝去十年的好友排練舞蹈，不光留出“C位”，還有專屬solo部分

評論中還有不少人提到了“電子琴花車“。這種“花車”是臺灣特色，由中小型貨車改裝而成，裝潢必須光彩奪目，在路上行駛時由電子琴伴奏，表演者載歌載舞。到了約定地點，車子中拉出伸縮臺，立刻化身五臟俱全的流動舞臺。

這種特殊文化脫胎于從人力扛抬游街的傳統花車。從牛車到大貨車，最后改裝電子花車。最早的時候，車上的演唱者往往是一身縞素，用以增加葬禮的悲戚氣氛。后來表演舞臺裝飾隨著科技進步，開始加入各種聲光特效，喜喪通吃。

電子琴花車閃著霓虹駛過街角，舞者裙子上亮片甩動，車下家屬跟著節奏拍手——這是臺灣“喜喪”文化的一角。在略顯生猛的俚俗中，蘊含著柔軟溫煦，中和了死亡的冷調陰影。

中元節基隆的彩車游行 | ?視覺中國

當壽數跨越80的門檻，辭世被視作生命周期的完滿閉環。能舉辦喜喪的逝者被視為福壽雙全，往生定會極樂。既然是“喜”，自然不必用白，反改用紅色，文字還可燙金。家屬還會準備印著壽紋“壽碗”贈與吊唁者，人們相信這樣能沾染些壽星福澤，祈愿自身亦能長壽安康。

在葬禮上唱曲安送亡魂 | ?視覺中國

葬禮的肅穆與笑聲似乎天然對立，種種乍一看去近似玩梗的行為，在臺灣人看來，卻似乎沒什么大不了——這幾乎構成某種文化上的悖論：傳承著古老閩南文化的地方，面對新世代近乎狂歡的儀式解構，為何能給予近乎縱容的默許？

直到看到某個講自家白事的帖子，全篇都在洋洋灑灑調侃，活脫脫一幕微型喜劇，結語卻是清淡的一句：“無常即是平常，無常即是日常。”

原來不是在消解死亡，也非對生命的輕慢，而是東方哲學中延續千年的精微辯證，一種隱秘的生存策略，正如莊子擊缶而歌，超然而灑脫。

與創意相對的，是臺灣喪葬文化中傳統保守的一面。道士、孝女、誦經團、折蓮花、冰庫棺材、孝服草鞋、罐頭塔……種種繁瑣流程，是絕大多數臺灣人都經歷過的戲碼。

由于復雜的文化背景，即便臺灣各地區的處理方式及禁忌均有差異，但整體延續著傳統文化的認知。哪怕隨著社會發展，火葬成為主流，送葬方式也在改變，但許多觀念依舊根深蒂固。

《父后七日》中葬禮上的罐頭塔 | ?《父后七日》

譬如，臺灣人很重視“壽終正寢”（指家中正廳），如果彌留時期的人能在正廳安然離去，將被視為極有福德的事。還有臺灣特有的“孝女白琴”文化，出于對“哭喪”習俗的堅持，人們會特意雇傭專門的哭喪人，也就是“孝女白琴”。“孝女們”在親屬因為悲痛過度或無法出席時，在喪禮中帶頭痛苦，傳達哀傷隆重的氛圍。

然而，在新思潮沖擊下，越來越多人開始對代代相傳的古老的習俗提出質疑。2021年，新聞報道過引起熱議的某網友吐槽：“小時候在宜蘭鄉下參加曾祖母的葬禮時，覺得整體氛圍相當詭異，長輩還特地請人來哭天喊地，弄得超級恐怖。臺灣人到底在干嘛？”

也有家中人去世后會請專業哭喪人來葬禮上哭喪以哭出“孝”果 | ?視覺中國

貼文一出，立刻引發大量共鳴，附和者如云：“不弄嚴重一點子孫會被說不孝”、“家屬哭不出來，只能找人代哭”、“禮儀社業務，愈復雜愈好撈錢”……也有人指出，本質上這些繁文縟節是來自對死亡的避忌，因為不知道如何應對，索性全盤交給專業人士處理。而從業者又為了將收費合理化，力求面子上盡善盡美，免去閑言碎語。

具體到某個儀式的存廢之爭，折射出的卻更多是代際價值觀的無聲裂變。那些祖祖輩輩重復的儀式，被高高捧起的宗法冠冕，正被個體感受所質疑，在真實的思念中悄然褪色。

焚燒紙錢紀念親人的臺灣民眾｜?視覺中國

這并非傳統的消亡，而是對生命本身認識的更迭。當排場不再是心意的計量單位，所謂的新舊拉鋸戰，已然超越了民俗，甚至超越了冰冷的社會學研究，回歸到了對情感本身的自主定義權。

臺灣大火的電影《父后七日》中，對“程序正確”如何取代人倫之情的諷刺，則更為尖刻辛辣。主角父親的告別式上，先有代表上臺致辭，結果全是假大空套話；后有裝模做樣的縣議員，一心只是刷形象立人設。甚至連“專業人士”孝女白琴，也自信地表示自己哪怕“哭斷肝腸，也不會落淚脫妝”。

葬禮的“程序正確”反而沖淡了人倫之情 | ?《父后七日》

此類黑色幽默幾乎貫穿全片，主人公阿梅明明是親屬，卻仿佛成了局外人，身心俱疲地旁觀著整個告別之旅。

密集的追思與哭悼像是盛大的表演，展現出一種令人眼花繚亂的喧鬧。這種直白的，夾雜著些許荒誕的表達方式并不美好，卻能給予人真實的觸動。

程序之外，對親人的思念和真摯的情感才是永遠不變的底色 | ?《父后七日》

《父后七日》改編自80后作家劉梓潔的獲獎作品，講述父親病故后，女主角與哥哥返鄉，在七天停靈期間的經歷。女主是徹頭徹尾的現代都市女性，而這場鄉下葬禮卻全然遵照舊時習俗，種種矛盾積累起來，集中爆發。

臺灣將父母去世稱為“后”，大約因為至親的離去，是人生節點般的存在。無論那之前的人生如何，節點一旦到來，你都會成為龍卷風撕扯過的房屋，被攪得七零八落。

真正令人悲痛的并不是父后這七日，而是七日之后無數個已經習慣了親情的日子｜?《父后七日》

電影中，當女兒終于從忙碌瑣事中脫身，騎著摩托車帶父親的遺像回家。在這個遠離一切悲傷場景的時刻，昔年用摩托車載父親的回憶卻驀然降臨。如今，場景仿佛，父親已然不在。親人離去的傷痛注定是一件晾不干的衣裳，在余下歲月中始終窺伺，時不時透過針線縫隙，幽冷地吹入心底。

最終，引起爭端的遺像是用電腦做出的，新舊雙方都能接受的照片。這種折中，精準勾繪出當代臺灣的“死亡文化”畫卷。新與舊在這里結合、雜糅，矛盾又和諧。

可是面對死亡，敬畏與調侃，真的可以同時存在嗎？兩種相牴牾的觀念，又為什么能在臺灣保持微妙的平衡？

臺灣民俗深受佛教、道教及儒學的影響，共同塑造并延續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死觀。死亡并非終點，人們穿過它，靈魂會進入下一個階段，循環往復，再次迎來新的生命。

靈堂上的引魂儀式 | ?視覺中國

因為堅信往生后的世界，臺灣發展出諸如“觀落陰”之類的習俗——經過特定的儀式，生者能夠前往亡者居住的世界，與所思念之人再度相見。作家三毛在失去荷西后，曾多次借助觀落陰，盼望能與丈夫相會。

可是說到底，傳統中面對生死話題，始終是避忌的。對魂靈的堅信，與其說是觀念上的圓融，不若說是心靈短效鎮痛藥，在每個無力抵御的瞬間給予安慰。然而絕大多時候，人們不愿談起。畢竟每一次提及，都是對“失去”本身的提醒。

傳統的花圈和飲料｜?視覺中國

死生亦大矣。無論是他人抑或自身，直面無常總是殘忍。老話說，人死如燈滅。無論身前活得怎樣有聲有色，燈滅之后都將陷入相同的黑暗。而越是近距離享受過那光焰照耀的人，越是迅速地墜入孤獨中去。生死與生活，一字之差，卻是要背負一生的千鈞之重。

“死亡就是這樣，它以巨大的威力鎮壓人，讓人俯首帖耳，戰戰兢兢地做它的俘虜。可一個俘虜受虐的時間久了，也會反抗。”

掩耳盜鈴無法帶來長久的自洽，越來越多的臺灣人意識到，唯有正視議題，才能將自我重新從悲傷中剝離。

正視死亡，生活才能繼續前行｜?視覺中國

近些年，臺灣涌現出越來越多影視劇，試圖剖開傳統的敘事繭房，講述被死亡封緘的故事。其中既有《父后七日》、《百日告別》這樣，以局內人身份講述的情感故事，也有以《人生清理員》為代表的，以從業者視角凝視死亡。

《人生清理員》聚焦現場清理員這一特殊職業，每個案例都是現代社會人際關系的縮影，無論是悲傷、冷漠、抑或是五味雜陳，人性的晦澀在生死面前都被無限放大，引發心里綿密的共振。

與其他作品相比，《人生清理員》探討的更多是“被留下的人”。他們如何面對精神的空洞，如何在不知所措中學會整理心中的“遺物”，是臺灣新型的生死觀的精神內核。

聚焦現場清理員這一職業展開的療愈臺劇 | ?《人生清理員》

從某種程度上，這場新舊交接的底層邏輯并沒有改變。死亡仍是新階段的開始，只不過需要重新出發的人，變成了被留下的生者。如何不沉溺于悲痛，繼續生活，傳遞的是更進一步的思考。

正因為終點無法預知，遺憾才總是不可避免。在談起驅使創作的本能時，編劇楊凱婷表示：“知道要把什么東西留給誰，對方也愿意欣然接受，把該說的話好好說，不給他人添麻煩，可以好好地道別。”

比起逝者更加在乎“留下的人”，歸根結底是文化上的轉變，一種自覺的反思。誠然，文藝作品可以引導社會對話，但它又真的能幫助我們觀照自身嗎？

經過他人的死亡后，每個人終究要回歸對自我的思考。

2014年，時年64歲的葉金川與63歲的作家小野探討死亡話題。見證過母親生命的最后階段，葉金川決心提前為自己安排后事，他早早寫好遺書，說明自己理想中的處理方式。而小野的覺醒似乎更早，他年輕時出遠門，擔心意外，便提前寫好遺書交給姐姐。

這些做法在很多人看來是不吉利的，我們的文化中有“避讖”一說，言語尚且要避忌，行為更不必提。選擇掙脫這一部分傳統，等于選擇了用理性直面死亡的本質。不能有自我欺騙，也不能依賴對來世和靈魂的暢想。這種釋然，無疑需要極大的驅動力。

傳統葬禮 | ?視覺中國

最直接的動力，來源于個體化社會中，人們日趨迫切的心理需求：從傳統家庭關系下，奪回生命的自主權。

朱光潛先生說：“遇到一件大喜事，沒有人和你同喜，你的歡喜就要減少七八分；遇到一件大災難，沒有人和你同悲，你的悲痛就增加七八分。”死亡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話題，但當它落在每個人身上，到底只能是獨自體悟。

公共墓地的墓碑前獻上的五彩花束 | ?視覺中國

許多臺灣人開始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迎接人生最后一站。他們渴望充分參與這件人生大事，保持自己的主體性。老人們會自己選遺像，提前準備好遺書，甚至會提出非常具體的要求。而年輕人無疑更為大膽，從葬禮惡作劇到全員角色扮演，他們嘗試用更新穎的方式留下自己的印記。

在各類殯儀行業的服務中，“個性化”和“專屬”等詞匯成為主流，制式化流程開始被“他/她是誰”的主題所取代。殯葬業逐漸從被動的服務者角色中抽離，主動推送社會對死亡定義的變遷，引導人們對生死新的認知。

樹葬、花葬和草葬的生態墓地 | ?視覺中國

多種包括樹葬、花葬、海葬等在內的新型殯葬方式，不斷突破著傳統生死觀的邊界，尋求支撐生命與個體尊嚴的內核。臺灣“生死學”的興起，不是故作輕松，而是一種坦蕩的承認與尊重。

當演出走到盡頭，能體面地完成最后謝幕，亦是人對自我的溫柔成全。

壯族的葬禮 | ?視覺中國

死亡的可怖，并非來自它本身，而是它被它斷絕掉的無限可能。那些未說出口的話，未和對方做的事，曾經沒做，日后也再無機會。可以說，如果沒有活過，我們不會害怕死亡。

但是，如果沒有死亡，我們又怎能算是真正活過？無以面對，也總要面對。不愿離別，卻終須一別。

“一粒麥子如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會結出許多子粒來。”

《人生清理員》中現實中的清理員在清理過程中留下的照片 | ?視覺中國

我們畏懼死亡，卻能對麥子的一生泰然處之，既不會排斥春去秋來，亦不會厭惡自然的生死輪轉。或許終有一日，在人生的循環往復中，我們與死亡相遇，也可以是浮花浪蕊都盡，唯有彼此相知。

所以——

“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因為“我不在那里，我從未逝去。”（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by Mary Elizabeth Frye, 1932）

編輯/Tasia

文/許鵬宇

圖/視覺中國、圖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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