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建民

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由于長期身居要職，他的舉動便常常對黨的歷史進程產生很大影響。他在長征途中另立中央的企圖，以及后來從延安叛逃，去替敵人效命的行徑，都證明了這一點。鮮為人知的是，除了上述事件，張國燾在南昌起義準備階段，還曾妄圖阻止其發生，如果他的企圖實現，那么南昌起義就會被扼殺，中國共產黨黨史、我軍軍史很可能就會改寫。

一、張國燾非常固執的偏見

1927年，是中國革命黨人經歷血雨腥風的一年。當年4月12日，上百名工人、市民橫尸上海街頭；之后幾天，革命群眾被殺，數百人被捕；著名共產黨員陳延年、趙世炎等在上海被殘殺。4月15日，廣州逮捕、屠殺工人、進步青年2000多人；4月28日，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李大釗在北京壯烈犧牲；5月21日，許克祥在長沙發動了殘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的反革命叛變……為了不被反革命的氣焰壓倒，為了表達共產黨人的精神和意志，在武漢的黨中央，根據在九江的中央負責同志李立三、鄧中夏、譚平山等人的建議，決定在江西南昌發動武裝起義。之后立即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來組織、領導這次“暴動”（當時用語）。

當時的張國燾，是中央臨時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對一些黨內決議負有重要的責任，但是，在這次南昌起義的過程中，他卻起到了嚴重阻礙、以個人意志強加組織決定的不良作用。如若不是周恩來、惲代英、譚平山、李立三等人極力反對，張國燾完全可能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斷送這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武裝反抗。

1927年7月26日，由中共中央任命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書記職務的周恩來，離開武漢，趕往南昌。周恩來離開后不過數小時，中央再派張國燾作為中央代表，前去傳達剛得到的共產國際對于此次行動的電報內容。共產國際的這封電報，是斯大林親自決定并由布哈林具名發出的。據資料，對待這次起義的態度，原文中有這樣關鍵性的兩句：

“如毫無勝利的機會，則可不舉行南昌暴動。”以中共中央當時的理解：“這無異是說：‘除非毫無勝利機會，否則南昌暴動是應舉行的。’”按照這條思路，幾位參與中央常委會的同志（瞿秋白、李維漢、張太雷等）均認為，南昌起義“必有勝利機會”。所以，便委派張國燾前去南昌，傳達電報內容并“以堅決前敵之發動，這是在漢口（當時的會議在漢口召開）的事實。”

但是，這樣本來頗為清楚明白的言辭和中央態度，在張國燾那里卻出現了歧義。原來，當時的國民革命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兼任第四軍軍長的張發奎，在較大程度上影響了張國燾的認識。這里，也許得將當時的背景情況略作一點介紹。

當時我黨準備起義的部隊中，幾支主力，事實上和名義上，大都歸張發奎指揮。如葉挺的第十一軍二十四師，賀龍的第二十軍，周士第所率四軍二十五師七十三團及影響并參與起義的七十五團，七十四團機槍連，蔡廷鍇的第十一軍第十師等。由此看來，當時的張發奎倘有革命姿態，甚至參與進此次暴動，這當然最好不過，但事實卻并非如此。

◆張國燾

此時的張發奎所倚憑的汪精衛武漢政權，已開始明確反共，并開始采取手段鎮壓共產黨人和革命力量。作為軍人，張發奎自然向汪精衛集團靠攏。這一點已經表現得十分明確。但是，此時的張國燾仍認為：張發奎“年輕有為，沒有軍閥氣味，當得起模范軍人；既是革命正統，又英勇善戰，人們崇拜他為鐵軍英雄，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對他都甚為敬愛。”更重要的，形勢已然如此，張國燾不從時局變化和人的態度轉變去考察，反而還強調說張發奎愛護袍澤，不分共產黨或非共產黨員。在一度時間，張發奎的確表示過自己的第四軍將保護共產黨員，但眼下，我黨需要在其軍隊中的共產黨員起而“暴動”，張發奎還會“保護”甚而支持嗎？當然不能。此時如果仍將希望寄存在張發奎身上，顯然是非常危險的。

可一個人，倘若對某個事情判斷有了偏差，產生偏見，他的思維，就極容易順著偏見發展，忽略其他也許是更緊要因素。應當說，此時的張國燾，正是在此問題上發生了這樣的認識偏差。

無論在南昌起義之后幾個月的總結，還是數十年后的回憶錄里，張國燾一直強調著當時蘇聯派駐廣州革命政府的軍事顧問加侖的態度。認為自己的認識來自這位外國顧問的一番發言。

當年7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召開常委會。參加人員中，有這位加侖將軍。加侖當時說：他剛見到了張發奎，并與他討論了軍事問題。張發奎同意將自己的隊伍集結在南昌和南潯線上，不再東移（當時武漢汪精衛集團準備向南京的蔣介石集團進攻），并逐漸改變方向，返回廣東。由此，加侖建議，張發奎如能贊成返粵，又不強迫葉挺等退出C.P.（共產黨英文縮寫），這樣可與張發奎共同返粵，抵粵后再圖發展。

這話聽起來似乎有些道理，可此時的張發奎已明白地向汪精衛集團靠攏，與中共疏遠，你卻不僅要求他保證既允許共產黨存在自己的隊伍里，又可以隨軍返粵，然后再“圖發展”（即與張發奎反目），這不是典型的一廂情愿嗎？但是，張國燾現在就陷入這一廂情愿的誤區里，并由此延伸，作出了試圖阻止黨決議的這次起義的異常舉動。

二、千方百計阻撓南昌起義的舉行

7月26日開完中央常委會，張國燾便奉中央之命趕赴南昌。當晚，他乘上長江下行船，先由漢口前往九江。第二天早晨，張國燾到達九江。由于局勢動蕩，這里集中了一批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物。他們大部分是候車轉赴南昌的，也有一部分正設法潛往長江下游上海等地。張國燾很快在那里找到了賀昌（少共中央委員），高語罕（武漢軍校政治教官），惲代英（中共前敵委員會成員），廖乾五（第四軍政治部主任），關向應（少共中央委員）等共產黨人，向他們簡略告訴了頭天的會議精神。但是，張國燾此時已將自己的偏見理解滲透了進去，有盡可能不進行起義的意思。

聽了張國燾的話，惲代英非常激憤。他與其他同志一樣，一致認為南昌起義勢在必行，沒有討論的余地。張國燾追問為什么不能重新討論時，惲代英表示，此事沒有必要等候你來了再行討論，因為事情已經決定了。當張國燾以自己理解的共產國際電報精神告誡惲時，惲代英怒斥共產國際。認為現在南昌起義一切都準備好了，忽然又發這樣的指示，阻止我們的行動。惲代英表示，首先誓死反對這樣的指示，進一步強調不理會共產國際的指示，必須按照已經決定的計劃干下去。對于張國燾一再以自己中央代表身份的嘮叨，惲代英憤怒地說：如果你再動搖人心，就要打倒你。

惲代英的憤怒，使張國燾“為之色變”，同時讓他感受到革命黨人心中所積久的壓抑。惲代英平時一直十分正直但又很有禮貌，對他人（包括張國燾）都很友善；個人沒有野心，對人沒有私怨，在共產黨人中素有“甘地”之稱。此時若不是憤怒之極，是不會這樣強烈發泄的。一時間，張國燾無話可說，他只想到達南昌后再行討論。

當時南昌起義已箭在弦上，但通往南昌的道路卻非常不暢。身為中央代表的張國燾在九江就困了兩天。就在29日趕往南昌前，他還連發兩封密電給南昌的前敵委員會，說“暴動宜慎重，無論如何候我到（后）再決定。”當然，南昌前線的起義工作并未停止。

◆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人。

7月30日早晨，張國燾到達南昌。他立即與周恩來、李立三、彭湃、惲代英、譚平山、葉挺、周逸群等舉行會議。會議上，他仍然按照自己的偏頗理解，傳達了共產國際的電報和會議精神。他告知，共產國際的電令顯然是要阻止這一暴動（這顯然是張國燾的偏見所致），并進一步強調所謂加侖將軍主張與張發奎一同回師廣州的建議；并認為自己是來考察這里實況的，希望大家告訴他南昌的情況，并對這次起義與否重新討論。這當然也是張國燾可以準備不足為由反對起義的一個借口。

聽了張國燾的一番話，幾乎所有到會的人都表示反對。李立三馬上站起來表示否定：一切都準備好了，為什么我們現在還需要討論？因對國民黨表示不滿，辭去國民政府農政部長的譚平山大發脾氣。他一面表示對共產國際電報的不滿，一面大罵一再阻撓起義行動的張國燾“混蛋”。這叫張國燾臉上很掛不住。

平素只努力工作，常常化解矛盾問題的周恩來，此時甚至拍了桌子。他憤憤地表示：國際代表及中央給我的任務是叫我來主持這個運動，現在給你命令又如此。這種意思，與中央派我來的精神不符。如果我們此時不行動，我只有辭職。今天的特別委員會我也不出席了。

周恩來的這一表態，使張國燾感到無法收場。他趕忙說：這有什么辭職不辭職的，又不是鬧小孩子脾氣。恩來同志還是出席特別委員會。其他如惲代英、彭湃等人當然也同意起義。張國燾沒有辦法，只好說，那我還是找個別同志了解了解情況再說。

張國燾首先與李立三進行了長談。李立三告訴張國燾，一切都準備好了，時間上已來不及做任何改變。暴動決不能停止。第一，我們不能違反與賀龍所訂的密約；第二，如果改變計劃，我們原來發動暴動的意圖已無法保持秘密。

第二天，即7月31日早晨，張國燾又要求召開第二次討論會議。此時，張發奎與汪精衛、孫科在廬山召開會議，封閉了九江《國民新聞》；針對南昌軍事人員（如葉挺、賀龍等）采取行動的跡象已十分清楚。起義已沒有退路，必須馬上發動。

此時的張國燾，卻在一些枝節問題上大做文章。他先說要修改起義時發表的宣言。譚平山說當天下午就需用“宣言”，以便發出。張國燾卻說，這個東西我今晚才能弄好。譚平山便說：那就不必改了。張國燾堅持說，大家多斟酌一下也好嘛！譚平山見張國燾如此推三諉四，心中十分不滿：為什么宣言非得你修改不可，難道你想操縱這次暴動？張國燾弄狼狽了，他說：我不管這宣言了，你們哪位去改吧。周恩來順口接了過來：回頭還是我來改吧。

此時，張發奎的態度已經基本明朗，可張國燾仍然堅持認為，起碼表面上，還應保持與張的良好態度：可以打電話給張發奎，甚至派人與他聯絡，盡量使他不對這次起義產生反感。這樣的想法和做法，顯然欲蓋彌彰。你用人家的軍隊起來暴動，脫離他的部隊，還想人家認同甚至支持，豈不癡人說夢！所以，看到張國燾的這種種作為，譚平山特別憤怒。他主張將張國燾逮捕起來，不要讓他再干擾起義的進行。周恩來沒有同意。他認為，張國燾是黨中央的代表，怎么能隨便綁呢？從這些反應可以看出，當時起義的領導者，對張國燾的反感到了怎樣的程度。

這次會議，起義領導人已同張國燾爭論數小時之久。由于大家的堅決反對，張國燾只好無奈地表示，他可以服從大多數人的意見，同意當天晚上（第二天凌晨）舉行起義。

三、張國燾的辯解與受處分

張國燾所有阻撓起義的企圖，終于失敗。8月1日凌晨，按照預先的準備，起義正式開始。由于南昌革命力量相對集中，敵方力量單薄，戰斗很快取得了勝利。這天清晨，革命軍便占領了整個南昌。當天，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8月2日，革命委員會發布命令，任命了當時的組織成員。張國燾雖然有反對起義的企圖，但他畢竟是中央的代表，所以，他仍被任命為農工委員會主席職務。另外，革命委員會的組成名單里，列上了張發奎、黃琪翔、朱暉日等人的名字。張國燾后來說，這是他主張列入的。理由是：“以減少他（張發奎）的反動”，“我主張多玩點黃袍加身的把戲罷了。”

起義之后，部隊隨之向廣東進發。張國燾亦隨著部隊向南行進。到達江西瑞金時，張國燾還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義，主持了賀龍的入黨儀式。不久，起義部隊終因分兵等諸種因素，在湯坑一帶遭受失敗。10月5日晚，張國燾與李立三、賀昌等人，乘一艘小漁船，前往香港。三天之后，他們才進入香港鯉魚門。在香港呆了不久，經組織安排，張國燾等回到了上海。在此之前，中央“八七會議”精神也傳達到了起義軍中，所以，在船行上海之際，張國燾向在上海的中央負責人寫了一個報告。報告之中，他對此次南昌起義，作了一些判斷。其中幾點，很能見出他的態度：

“主張發動（起義）者，內有少數同志多不明白爭領導權的意義，然集吾黨國民黨工作人員及政治工作人員于一處（吾黨政客及平山等）雖主發動實在無出路之心理最多，可謂之左派投機主義。”

“彼時革命委員會的組織與解決農民條例等，都是倉促弄成的，停留南昌共四日，僅僅組織了一個革命委員會，發布了一二篇宣言，毫無顯著的政治表現。”

“對于革命認識不清，這些都代表逃亡失敗的現狀，南昌起義是對的，可在起義中黨的作用實在很少，在軍事上政治上都毫無準備，雖然（譚）平山常說中央歷來是取讓步政策，只有南昌八一革命是真正領導權，開中國黨中國革命的新紀元，可與十月革命并稱，但是事實上證明其為左的投機無疑。如此無爭奪政權之準備，亦不可不謂吾黨歷來之遺毒。”

從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張國燾對南昌起義的發動，判斷為“左派投機主義”，對以共產黨員為核心的前委組織的作用，認為“毫無顯著的政治表現”。由此結論，南昌起義“無爭奪政權之準備……亦不可不謂吾黨歷來之遺毒”。在他眼里，自然是他主張的不發動、不起義為最“正確”。

張國燾的這份報告，刊載在1927年《中央通訊》第7期上，同期刊物，還發表有張太雷總結八一起義的報告。其中“政策決定之經過”一節，明確地對張國燾的作為進行了指責：

“后中央又派國燾去（南昌），意思是要他去鼓動同志更堅決執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國燾假傳圣旨，說（共產）國際不主張干，他亦極力反對干，此時反而（譚）平山主張動，成為擁護新政策的一個人。國燾這不僅損失個人的信仰，而且是損失中央的威信，因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國燾的行動，實應受處分。”

張國燾在讀到張太雷這份報告后，也做出了反應。他很快就寫了一封致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長信。在信里，他先后列出九點或事實或分析，為自己辯解。他回溯了7月26日的中央常委會，認為加侖將軍是同意不與張發奎分裂，這成了他（張國燾）反對起義的原因之一。加之前面已決定并派周恩來前去，此時又派自己去南昌，感覺共產國際來電有阻止起義的意思。此外，張國燾還對“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號”（刊《中央通訊》1927年7期）中的“凡在南昌暴動之中，有傾向于猶豫搖動，如等待張發奎態度之表現等等的，顯然是機會主義的遺毒”這樣一句有針對性的指責，發表了自己看法：“我個人對于八月一日南昌暴動，雖然覺得在這過程中，有許多錯誤，但是對于那次暴動取‘玩’不得的態度，亦未可一概視之為機會主義。”看來，張國燾并沒有深刻反省自己的問題。

接到張國燾的長信后，中共中央鄭重地復了一封給張國燾的信。與張國燾的信一起，發表在1927年《中央通訊》13期上：

國燾同志這信中所提各點，本次擴大會議的決議案都可以答復。至于國燾同志的錯誤之主要點，政治紀律議決案已經說得很明白，事實的經過是，——國際上電報說：“如毫無勝利的機會，則可不舉行南昌暴動。”這無異乎是說：“除非毫無勝利機會，否則南昌暴動是應舉行的。”中央常委曾討論這一問題，大家認為即在漢口亦可見著必有勝利機會，故派國燾同志去前敵，以堅決前敵之發動，這是在漢口的事實。當時出席或參加常委的同志（維漢、太雷、秋白……）都證明的。國燾到前敵去，卻因為自己對于張發奎有妥協動搖傾向，而表示懷疑舉行暴動的言動，這是在前敵的同志（恩來、立三……）都證明的。事實是如此，國燾同志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這種事實答復。

信的落款，署“中央常委”。

鑒于各方面的事實和實際判斷，中央臨時政治局在1927年11月14日的擴大會議上，通過了《政治紀律議決案》。其中一段是關于張國燾的：

“（二）張國燾受中常委會之委托，指導南昌暴動，可是至九江后，即不執行命令，甚至反對。南昌暴動后，主張聯絡張發奎，反對一切沒收土地的政綱。由于他如此違反中央政策的結果，使全體同志受很大的影響，革命委員會亦隨之動搖。其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執行委員均予除名。”

尾聲

從張國燾在整個南昌起義中的表現看，當時中央的處理是適當的。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受中央委托，去“堅決前敵之發動”。而張國燾卻以自己的意圖，曲解共產國際電報及中央決議，僅此一點，說他“假傳圣旨”，并無夸張。以他當時的身份，“假傳圣旨”，影響之巨，可想而知。幸虧周恩來、惲代英、譚平山、李立三等領導人頑強堅持，頂住所謂“中央精神”“共產國際指示”的壓力，義無返顧地發動起義，才得免這次具有非凡意義的“暴動”被扼殺。

今天，歷史對于張國燾，已做出了公正結論。這結論，嚴格說來，是由一個人全部的行為寫成的。我們無意說他此次阻礙南昌起義與他后來的叛變投敵有必然聯系，但是，他的一些行為和思路，總和他后來的舉動有一脈相通的地方。這是值得我們留意和汲取的。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義，是在革命處于低潮，革命勢力受到嚴重損失的情況下發動的。它顯示了共產黨人不畏艱險，頑強反抗的精神，也激發了與敵人斗爭到底的力量。此時，張國燾卻充當了一個阻礙這潮流的角色。無論他事后有多少辯解，妄圖扼殺并差點斷送起義的事實卻無法改變。這個歷史的責任，他是必須由自己來承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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