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8日14時20分，緬甸境內發生7.9級地震，成為全球最強震。當地時間3月30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將緬甸地震升級為“第三級別緊急情況”，也是該機構設定的最高級別。

中國第一個宣布對緬提供緊急援助，并在震區搭建起安置中心，中方30多支救援隊、600多名救援隊員赴緬施救，并向緬提供多批緊急救援物資。在救災領域投入近20年的從業者郝南也參與了這次救災，為救援隊制作路書，傳遞聯合國救援平臺信息，制作災情簡報和地圖，標注核實人員埋壓點位信息，統計救援隊伍情況等。

對北大畢業的牙醫郝南來說，命運的齒輪在2008年開始轉動。

汶川地震發生后，郝南請假奔赴災區，與眾多志愿者一起參與救災。在這場救災經歷中，郝南發現，由于救災信息偏差、資源無法匹配等問題，救援工作開展艱難。救災結束后，他決定留在成都，開始利用互聯網為前線救援人員提供信息支持。

又過了幾年，郝南辭去工作，全職投入救災公益事業。他創辦了卓明地震信息援助小組（現名“卓明信援”志愿團隊），致力于重大自然災害的災情信息管理，帶領團隊參與國內外兩百多次重大突發災害的民間救災工作，為災害救援提供了有效的信息協調支持。

微雨的清晨，郝南在蘇州的咖啡館里，與著陸TouchBase聊起了這些年來的救災經歷和思考。以下是采訪實錄。

郝南 圖源 | 中國慈善家

著陸TouchBase：你曾說“想修補世界的裂縫”，這種使命感從何而來？

郝南：汶川地震時，我加入志愿服務，發現信息不對稱導致災區資源隨機對接，很多物資被浪費。

那段時間，我每天都在不停地跟在災區各地跑的人打電話、對接物資和需求，接觸了各種各樣的人和事。各種物資四面八方源源不斷，甚至在倉庫里堆積如山，急需物資的人卻不知道去哪能找到。后來很多地方開始收到他們并不那么需要的物資，他們需要的卻被發到了別的地方。這種資源錯配的現象讓我們感到無比遺憾。當時我就想，為什么我們不能提前按照需求和資源的匹配性來分門別類的準備好，卻總是等到問題開始堆積了才去解決？

我開始意識到，救災不僅僅是體力活，更是一場信息戰和系統戰。救災不是簡單的物資輸送，而是系統性修復世界裂縫的過程。

事實上，救災應當首先考慮本地和臨近縣市的物資庫存，等待外地捐贈運輸的時間太長，趕不上災區的應急需求。于是一個想法誕生了：如果能有一個系統，把需求和資源精準對接，那該多好。要實現這個想法，僅僅依靠個人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有一個系統性的解決方案。

在后來一次次參與救災的過程中，我不斷嘗試新的方法。通過建立需求庫和資源庫，讓救援物資的分配更加精準。后來全職投入公益，這種使命感就成了我的職業信仰。我希望能夠通過一個團隊的努力，推動整個體系的改進。我開始學習災害管理、建筑結構、物流調度、數據分析等知識，嘗試用更科學的方法來解決救災中的問題。我逐漸明白，救災不僅僅是發放物資的事情，更是一個全社會的系統工程。

現在再回頭看，汶川地震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讓我從一個普通的牙醫變成了一個全職公益人。它讓我看到了世界的裂縫，也讓我明白了修補這些裂縫的重要性。

著陸TouchBase：有人認為，災難發生時，救災的大多數人都不具備救災的專業素質、且管理混亂，這個現象如何理解？

郝南:在救災領域，關鍵崗位的專業能力問題是一個長期被忽視的痛點。我親身經歷的許多案例中，缺少專業指導的行為容易導致看起來在幫忙，但整體效率會因此降低。

汶川地震是我進入救災領域的起點。當時，我和許多志愿者一樣，懷揣著一腔熱血趕赴災區。然而，當我們真正到達四川后，才發現實際情況與我們在北京通過電話和零散消息了解到的完全不一樣。我們帶著滿腔熱情，卻因為缺乏系統培訓和專業指導，只能在混亂中摸索前行。對接資源像“瞎貓撞死耗子”一樣。需求很大，資源很多，信息不對稱很嚴重，才能做成一些事。事后回顧，其實有很多效率更高的做法。那種信息真空下的盲目行動，讓我第一次意識到救災不是簡單的“好人好事”，而是一個高度專業化、系統化的復雜工程。

那時的物資管理問題讓人尤其印象深刻。大量捐贈物資涌入災區，但由于缺乏專業的物流管理和需求評估體系，倉庫管理陷入混亂。負責出入庫的也都是志愿者，他們在難以核實捐贈物資來源去向的情況下接受和分發物資。甚至有心急的愛心團隊的志愿者，開著卡車直接闖入倉庫區域，拿著棍子不顧阻攔強行進倉庫搶物資。

即便有些機構在救災領域有著豐富的經驗，但由于缺乏穩定的資金支持和政策保障，各方面都捉襟見肘。業務近年反而有一些縮減，也越來越少有年輕人加入到這個職業中來。在一些超過常規的災害中，自發的志愿者和團體仍然需要發揮重要的補充作用，如何引導他們更有序的參與、更有效率的彌補災后需求的缺口，是一件很必要但現在還沒人做的事。

著陸TouchBase：卓明信援如何破解“救援扎堆”與“需求盲區”的悖論？

郝南：我在全職投入這個行業后，總結出一個規律，即投入救助災害的資源往往并非和需求成正比。

逐個途徑追蹤資源背后的機制，它們大都是由于關注度而產生。捐贈者大部分是與這個地方關系密切的人，無論捐贈者出于何種心態，只有足夠的傳播屬性才有可能動員足夠的資源。

在如今信息過剩的時代，信息密度太大形成了傳播阻力，反倒導致信息無法傳出。在這樣的信息傳播環境中，每當觸發輿情情緒爆點后，公眾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常常導致真正受災的地方被忽略。

所以，在救災信息傳播系統中，理想情況下，需要更系統、理性的表達和傳遞需求。如果老老實實挨個統計，需要考慮的因素太多，每個人的需求也或有不同，統計周期拉得太長，再加上物資援運的時間，無法保證救災的及時性。

基于此，我們需要了解需求的起止點。正常的生活供應中斷就會出現需求，我們可以將它看作起點，正常的市場供應恢復時即為終點。那么，什么時候是物資供應的充足節點？

從受災者的角度講，災后物資需求有幾種狀態，第一種是仍有儲備量，第二種是可以購買得到，第三種是買不到但可以從鄰里補充到，當社區范圍內能借的社會關系都用光了，這就是絕對匱乏的開始。在不同的災害中，對于不同的物資類別，這個時間節點不一樣。

如何避免絕對匱乏？一方面是物資發放到位，另一方面是恢復市場。

正常的市場物流基本上與援助同步恢復。除非這段時間交通資源特別緊張，所有交通資源都用來運送緊急應急物資。正常的商業物流被卡斷或者管制不允許進入，市場就無法恢復。

眾所周知，我國基建完善，市場物流一般都會在一周內部分恢復。在重大災害中，道路交通資源損毀特別嚴重或者特別緊張的情況下，恢復需要的時間可能會更長。

著陸TouchBase：在理想的救災信息系統中，應當如何科學地表達需求？

郝南：物資需求表達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常規物資整體的種類和數量，另一方面是不同群體的個性化需求。

表達需求，需要了解受災群眾在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具體需求狀況，并轉換為物資需求的類別和數量。而需求缺口數據則需要與一線各個相關方不斷保持溝通，按照救災執行情況不斷進行反饋校正。

與此同時，我們需要考慮受災地區的文化習俗、生活習慣和個性化物資種類。同樣缺少食物，但他們的食物種類需求可能各地不同。因此，救災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調研當地各方面信息，想辦法了解他們被災害中斷了的正常生活需求，并力求反應在物資計劃中。

著陸TouchBase：目前，卓明信息服務在災難發生后，具體的工作方法論是怎樣的？

郝南：我們的工作方法論核心在于精準評估需求，系統整合資源。針對解決的問題是由信息不對稱與資源錯配的帶來的矛盾，處理這一矛盾的關鍵在于建立動態的需求感知機制和多維的執行資源匹配模型。

首先，我們通過顆粒度分層評估破解信息不對稱。災害初期，優先建立“社區——鄉鎮——縣級”的需求顆粒度模型，將災情要素拆解為致災因子（如地震烈度、暴雨降水量分布等）、承災體和環境（當地人口、經濟、建筑類型等）、災害影響（如建筑損毀率、人口流動性）、需求和行動（物資供給和救援力量等）等5大類核心指標。

比如，在積石山地震中，我們曾通過衛星地圖數出震中附近每個村子房屋的大致數量，結合人口普查數據推算出需緊急安置的戶數，再通過線性計算方法，換算成帳篷、床、瓶裝水、食品等物資的整體預估需求量。這種基于物理量的定量評估，避免了傳統“按需捐贈”的模糊性，確保資源投放的科學性。

其次，我們采用執行資源逆向推演解決“資源扎堆”問題。通過構建“需求——執行——反饋”的閉環模型，將每筆物資的流轉成本（如電話溝通時長、運輸距離、裝卸人力時間等）量化為執行人力資源需求。

再次，我們建立需求盲區預警機制。通過分析歷史災害數據，識別需求盲區的典型特征，及時提供援助，避免了需求盲區的擴大。

著陸TouchBase:你如何看待“公益專業化”與“人人參與”的矛盾？

郝南：這其實是一個關于專業和普遍性的平衡問題。專業化的公益組織在救災中非常重要，他們有專業知識和技能，能快速響應，提供高效的解決方案，確保資源的高效利用，避免資源浪費和執行效率低下的問題。

但專業的公益組織也有局限性。他們有時候太注重系統性和規范性，導致在災害初期，響應速度可能不夠快。這時候，志愿者的熱情和靈活性能夠彌補專業組織的不足，尤其是在資源匱乏或信息不透明的情況下，志愿者能夠迅速動員，通過社會關系網絡快速籌集和分發物資，這種自發性和靈活性是專業組織難以替代的。

更重要的是如何結合二者的優點，同時避免二者差異導致的資源錯配和執行效率低下。專業組織和志愿者都在爭奪有限的執行資源，比如人力、時間和物資。這種競爭可能導致執行瓶頸，影響整體救災效果。

關鍵在于建立一個能平衡專業性和廣泛參與的機制。首先，得明確角色分工。專業組織應該專注于核心任務，比如需求評估和資源整合，而志愿者可以負責執行和社區動員。其次，建立溝通機制。通過信息共享和協調平臺，確保專業組織和志愿者之間能高效協作。最后，設計包容性項目。充分考慮志愿者的參與方式，確保他們的熱情和靈活性能夠與專業組織的系統性相結合。

總的來說，“公益專業化”和“人人參與”其實不是對立的，而是可以互補的。

郝南參加救援時，救援隊收到的信 圖源 | 郝南微博

著陸TouchBase：什么是災害法醫學？如何應用到救災當中？

郝南：在救災領域，我所理解的“災害法醫學”是一種系統性、科學化的災害分析方法，它借鑒了法醫學中對事件因果關系的精準追溯與量化分析，將災害視為一個動態發展的復雜系統，通過解構災害發生、發展及影響的全過程，揭示災害損失的內在機制，并據此制定科學的救援與重建策略。

這種方法要求我們像法醫剖析死亡原因一樣，深入災害現場，追蹤每一個關鍵變量，從建筑損毀到人員傷亡，從物資需求到社會響應，構建起一套完整的災害影響模型。它的本質是將災害風險、建筑力學、信息管理、物流管理等垂直領域知識，通過分析找到可以干預災害影響過程的作用點位，轉化為可操作的行動方案，極大提高救災效率。

在實際救災中，災害法醫學的應用首先體現在對災害損失的精準評估上。以地震為例，我需要快速判斷地震烈度與建筑結構的交互作用，通過分析地表加速度、房屋類型（如磚混、鋼結構）、人員作息等因素，推算出房屋倒塌率與人員傷亡概率。

其次，災害法醫學強調對災害影響的動態追蹤，通過對災害時間維度的把握，我們能夠優化救災資源配置，避免物資浪費。

更重要的是，房屋倒塌、道路損毀這樣的災害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過復雜的因果鏈條相互作用。災害法醫學能夠幫助我們在救災中構建“關聯網絡”。

這種方法的推廣卻面臨巨大挑戰。一方面，救災領域的知識體系尚未被系統化，許多執行人員缺乏專業培訓；另一方面，社會對救災的認知仍停留在“捐贈物資”的表層，忽視了科學評估與系統優化的重要性。

我曾嘗試通過媒體傳播這些理念，但發現公眾更關注感性故事而非理性分析。這種傳播困境讓我意識到，災害法醫學的普及不僅需要技術突破，更需要社會認知的深刻變革。

著陸TouchBase：給十年后的自己寫封信，最想說什么？

郝南：“活著見證AGI（通用人工智能）接管救災！”他大笑：“我和AI聊過4萬字，它情緒比我更飽滿。要是能訓練出救災AI，把我替代了才是真勝利。”

撰文 | 黃葳

采訪協助 | Canamy 張嘉嘉

編輯 | 姜舒

排版 | 張嘉嘉

題圖來源 | 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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