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十年砍柴

希特勒年輕時是一個其貌不揚的三流畫匠，連國籍都非德國。他如何從邊緣人成為納粹黨魁，讓以理性而著稱的德國人陷入癲狂，進而登上了德國的權力頂峰，成為使幾千萬人殞命的惡魔，這是“二戰”后史家長期關注、研究的一大歷史課題。

前些日子，我看了一部德劇《巴比倫柏林》第1季至第3季。這部連續劇拍得很“德國”，場面浩大，制作精良，細節一絲不茍，雖然男人主人公是虛構的，但我以信史視之。我最近正在閱讀的一本書《毀滅與重塑：20世紀的歐洲》（[美]羅蘭·N·斯特龍伯格 著，燕環 譯，現代出版社，2022年1月），可算是這部連續劇恰當的學術注解。看完這部連續劇，我大概能了解納粹上臺的土壤和氣候。

《巴比倫柏林》的時代背景設置在1929年，德國處在魏瑪共和國的繁榮時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霍亨索倫王朝崩潰，德國社會民主黨與軍頭興登堡妥協，于1919年2月6日在魏瑪召開國民議會，選舉艾伯特為總統、謝德曼為總理。同年7月31日國會通過《魏瑪憲法》，正式宣告廢除帝制，成立共和國。魏瑪政府于1919年6月與協約國簽訂了《凡爾賽和約》，作為戰敗國的德國受到懲罰，失去了一些領土，如洛林和阿爾薩斯交還給法國，被確定賠款額為1320億金馬克。軍隊的規模受到嚴格的限制。1924年的道威斯計劃對賠款進行了調整，魏瑪共和國進入穩定發展階段。

《毀滅與重塑：20世紀的歐洲》一書中寫道：“1924—1930年，戰后頭五年的噩夢經歷在歐洲大部分地區讓位于一個更加穩定的時期，馬克的穩定、‘道格斯計劃’和國外貸款為經濟的大幅復蘇掃清了道路。在德國，負責任的保守黨支持共和國，極右勢力逐漸消失，盡管共和國的政治生活從來都不輕松，但議會政權近年來似乎取得了一定進展。1925年，老指揮官保羅·馮·興登堡當選總統，鞏固了共和國的地位。”“能干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是1924年穩定政局的策劃者，他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擔任了德國外交部長這一要職。”

在《巴比倫柏林》中，出現了興登堡和施特雷澤曼這兩位魏瑪共和國極其重要的政治家形象，這部連續劇真實地表現了這一時期德國的經濟隱憂、政治沖突和社會種種弊病。雖然，共和國的支柱：議會民主、三權分立、新聞自由已具備，但其基礎是不穩固的。各派政治勢力蠢蠢欲動，社會民主黨是一個比較弱勢的執政黨，處理國內沖突和矛盾顧此失彼，進退失據。國內貧富懸殊，階層撕裂，劇中的富人驕奢淫逸，柏林街旁處處可見失業的工人和進城的農民舉牌找工作；民族主義者和容克地主、大資本家抱團，一直想恢復德國的榮光，一洗戰敗屈辱；數量龐大、戰斗力強的藍領工人是德共的基本盤；納粹開始崛起，吸引著年輕的一代，并在各個地區布局，納粹從社民黨那里爭奪企業家、知識分子、農民，從德共那里爭奪工人。

1929年的柏林，集繁華、頹廢、墮落、罪惡于一身，它是權貴富豪的天堂，是窮人的地獄。這年4月，在柏林市中心的米特區，一家名為“巴比倫”的電影院開業。這家影院挺過了經濟危機、納粹上臺、柏林會戰及戰后德國的一系列時局動蕩，到了今天仍然存在。在西方宗教經典中，作為豪華奢侈的代表詞“巴比倫”，也寓示著邪惡、污穢、不敬神、唯利是圖、墮落的罪惡，此種氣質和魏瑪時期柏林的的城市精神暗合。——這或許是電視劇命名的來由。

電視劇的男一號拉特·格里安是一位家在科隆的警察，他的父親是科隆警察局高管（后升任局長）。他和哥哥阿諾愛上了同一位女人黑爾嘉，黑爾嘉最后選擇嫁給了哥哥。兄弟倆一起參加“一戰”，在一次戰役中，德軍戰敗，拉特奉命撤退，而未能帶走受傷的哥哥。戰爭結束后，哥哥阿諾被宣布失蹤，而進入警隊的拉特患上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依賴成癮性藥物控制病情發作。寡居的嫂子黑爾嘉成了他的情人，使他良心上背負沉重的十字架。

拉特被派往柏林是辦一樁公差，追繳一盤電影膠片。原來他父親的老友、科隆市市長幾年前來柏林尋歡作樂，自己在和失足婦女真刀實槍表演時，找來地下拍黃片的攝制組拍攝成膠片。再次競選在即，他令科隆警局派拉特到柏林警局，加入到風化組（即主管色情業的部門）去找到那部膠片。當時柏林的電影業（包括地下小電影和攝影棚公開拍攝的電影）由黑道大鱷、亞美尼亞人埃德加控制。《毀滅與重塑：20世紀的歐洲》其中有一章“祖先秩序的解體：戰后的文化與思想”，分析了“一戰”后電影業的繁榮對歐洲的影響：“電影是組織的一種勝利，他們制造了一種藝術產品，其技能類似于工廠裝配線，而工廠裝配線此時正成為商品生產的主要方法。制作一部電影是為了使一個由建筑工人、畫家、演員、攝影師、電工、特效專家組成的龐大團隊同步。電影的大眾市場使得人們可以在這些精心設計的組織中進行巨額投資，在某些‘場景’中創造出一個充滿幻想的世界。”這段論述在該連續劇中得到了形象而精彩的展現。

與拉特搭檔的中年警官沃爾特·布魯諾是一個世事洞明、黑白通吃、深諳官場潛規則的老油條。他也是“一戰”余生的退役軍人，對拉特一開始戒備心甚重，后來對拉特總算是鼎力相助，利用自己的經驗和地頭蛇的優勢幫助拉特找到那盤電影膠片并銷毀。拉特很傷心的看到不僅僅科隆市長也包括自己的父親，出現在那部黃色動作片中。

對父親很是失望的拉特，也因為主管政治警察部門的參事本達器重他，他決定留在柏林警察局成為其正式警官。在追查那盤電影膠片中，拉特卷入由一列神秘貨運火車引發的系列殺人案，他隱約地窺探到背后各種政治勢力的影子，信任他的本達指派他繼續追查下去。那一列掛了十幾個車皮的火車由蘇聯駛入德國，報關單上顯示裝載的全是殺蟲劑，貨主是德國最大的鋼鐵制造企業尼森公司。貨車在蘇聯的車站編組時，有人將一個裝滿黃金的車皮加在里面，這些黃金是俄國大革命時舊貴族藏匿起來的財富，想利用這列火車魚目混珠，運送出蘇聯。主導此事的是流亡在柏林的俄國小提琴家阿里克謝·卡達克夫，他是托洛茨基的忠實追隨者，在柏林建立了以某印刷廠為據點的“托派”組織“紅色堡壘”。他企圖將這一車皮的黃金轉道德國，運到托洛茨基正逃亡在該國的土耳其，作為推翻史大林的經費。火車進入到德國后，卡達克夫的情人、自稱是白俄后代的女歌唱演員索諾金娜實則是由克格勃控制的間諜，她向蘇聯駐德國大使館告密。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深夜，蘇聯使館派出秘密武裝人員闖進印刷廠，將里面的人員全部殺掉，領頭人卡達克夫正好出去上茅房，逃過一劫。

各派勢力得知一車皮黃金的秘密后，都垂涎三尺想占為己有，包括黑道的埃德加、蘇聯外交機構，還有一個地下組織——“黑色國防軍”總部。拉特在案件偵查中發現，搭檔沃爾特是一個地下組織的重要人物，這個組織由總參謀部里鷹派和一些民族主義立場的退役軍人組成，他們繞過《凡爾賽和約》對德國的限制，在秘密建立一支非法軍隊，其設備之先進超過現役部隊，且和蘇聯政府達成秘密協議，在蘇聯建立基地培訓德國空軍飛行員，那一列名曰運農藥的貨車其實所載的是化學武器（毒氣）——蘇聯暗中支持德國擴軍當然是針對法國、英國和美國的。

女一號夏洛特生長柏林一個貧民家庭，父親早逝，母親多病，家里姐妹很多。她漂亮而聰明，做事刻苦而堅韌。為了養家，她白天在柏林警局做臨時工，晚上去夜場伺候客人，甚至與人上床掙錢。夏洛特天生具有當刑警的潛質，后來成為一名正式警察，并作為拉特的助手協助其辦案。兩人一起經受了一次次暗算，一次次死里逃生，成了生死之交，彼此也暗生情愫。拉特的嫂子黑爾嘉帶著兒子（即拉特的侄子）來到柏林，本想與拉特正式成為夫妻（因為其夫阿諾失蹤十年已正式宣布死亡，但其實還活著，恕我不劇透），兩人卻產生了沖突，她投入到尼森公司少東家阿爾弗雷德的懷抱，其子小格里安加入了納粹的少年沖鋒隊。

拉特的上司本達參事是一位猶太人，他信奉法律至上，希望德國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因此對“黑色國防軍”的做法很痛恨，指令拉特搜集證據，想通過司法程序來組織德國再次發動戰爭機器。然而，持拉特本達這種想法在當時的德國很少，支持這種意見的報社就“黑色國防軍”的事情寫成報道，記者（也是個猶太人）遭遇追殺，納粹暴徒聚眾砸了報館。當拉達將“黑色國防軍”的事報告施特雷澤曼時，說其獲得的證據足以讓半個總參謀部的軍官繩之以法，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外交部長，告訴他這事不是什么秘密，國會上下都知道這事，并說：“我所謂的和平調解，為的是不讓新的協定建立在道德恥辱以及對我們祖國的經濟壓制上。”早就覬覦拉達職位的國務秘書溫特，指使納粹黨幾位青年人對其動手。納粹青年利用美男計，引誘了本達的女仆，設計讓女仆在其書房安裝炸彈，將本達和其女兒炸死。

《巴比倫柏林》第三季第12集，拉特找到如愿以償當上政治警察部門負責人的溫特，對他說你策劃了殺害本達，并操縱司法提前處死女仆以滅口，我都知道，但沒有證據拘捕你。溫特反過來給拉特上了一課，告訴他自己的犯罪行為是一種正義行為。溫特說：“私人的利益對我來說不值一提，在這場聲勢浩大的猶太人和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清理行動中受益的是我們的國家，這項任務要為重建德國的未來指明方向。但我不指望你也有這樣的遠見，你不過是一個循規蹈矩的警察罷了。”因尊重法律而妨礙“民族大義”，在溫特眼里就是“循規蹈矩”。

第三季最后一幕是1929年10月24日（黑色的星期四），紐約的股災波及到柏林證券交易所，許多散戶的財富一夜歸零，好些人是貸款買股票。拉特接到報警后趕到交易所，看到他一位因炒股破產的同事警長羅姆（非常嫉恨他）正持槍威脅一位交易員，而早就預測到股災而買空賣空大賺一筆的尼森公司少東家擁抱著黑爾嘉，在樓上隔著玻璃自得地看著這一幕。

這一幕宣示了魏瑪共和國的黃金時期結束，大蕭條接踵而至，德國的失業人口急劇增加。左支右拙的社會民主黨已經無力應付這樣的局勢，一個強硬的執政黨以及其黨魁將走上前臺，德國的土壤和氣候已經為此做好了一切準備。我想到了第一季中，克格勃的女間諜索羅金娜女扮男裝在夜店舞臺之上，唱著“塵歸塵，土歸土，浮生若夢，徒手隨風”，有著強烈的隱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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