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友明（Wang Youming）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

特朗普新政是1.0時期的深化和極化，它已經在美國形成一場以“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貿易和產業政策的重商主義、對外政策的交易主義和新帝國主義”為內涵的特朗普革命。

特朗普新政百日，內外政策變革雙向齊發，勢頭之猛、范圍之廣、影響之深，遠超其1.0時期所產生的效應。特朗普的特立獨行和威權式變革讓美國一些政界人士感嘆美國仿佛回到“國王統治”時代，跨大西洋伙伴關系的驟然裂變讓國際社會驚覺自由世界秩序瀕臨崩塌，全新的國際格局和大國關系正在形成。

回顧百年來美國發展模式的變遷，歷任總統或多或少都實施鑲嵌自身色彩的改革，但能在美國歷史發展進程和國際舞臺打上深刻烙印的并不多，而“羅斯福新政”“里根革命”“特朗普‘常識革命’”可謂美國模式發展進程中特征鮮明的三次深度嬗變。

“大市場”失靈和資本主義大蕭條催生“羅斯福新政”

美國獨立建國以來，主張市場自由競爭的經濟學長期占據西方經濟理論的主導地位。該理論源于亞當·斯密的現代經濟學奠基之作《國富論》，認為市場是“萬能之手”，能自動調節和配置市場資源至最優化，政府只能充當“守夜人”的角色。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經濟治理模式，政府不干預市場自由競爭，充分調動各類主體的積極性。這一模式極大釋放了生產力，快速推動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進程，同時也產生了“大市場是靈丹妙藥”的幻想和迷思。然而，1929-33年源于美國、波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蕭條也讓西方意識到，大市場并非萬能之手，“一切交給市場”也許會將國家命運交給一只看不見的“魔爪”。

▲1931年2月，美國芝加哥的失業者正排隊領取食物。

為盡快擺脫大蕭條危機，富蘭克林·羅斯福1933年就任總統后實施內涵為“救濟、復興、改革”的一系列新政，政府加強對經濟、金融的管理與控制，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在凱恩斯主義影響下，羅斯福新政不再以“自由放任的市場”為圭臬，國家全面干預經濟社會生活，政府的角色和作用被前置和重視，“大政府”干預市場經濟活動成為羅斯福新政的主要特征。新政的實施有效緩解了經濟和社會雙重危機，讓美國走出大蕭條泥沼，開啟了國家干預經濟的新模式。由此，美國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

凱恩斯“大政府”失靈和石油危機衍生“里根革命”

盡管羅斯福新政對美國發展模式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產生積極效果，但是，自由主義者在反思新政的本質和內核后毫不留情地指出其弊端，認為“新政造就了大政府，也造就了大赤字”，“政府并非根治弊端的鑰匙，只是‘半途革命’的推手”。1973年爆發的石油危機觸發了二戰后最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持續三年的危機對美國經濟造成嚴重沖擊。“大政府”模式的失靈也宣告二戰后凱恩斯主義在美國正統經濟學地位的倒塌。與此同時，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派風生水起，他們認為凱恩斯主義主張的大政府是經濟衰退的罪魁禍首。他們批評國家干預經濟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認為實現自由競爭的“自發秩序”是經濟增長的最好保證。

▲里根總統。

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和供應學派的影響下，1981年上臺執政的里根總統與英國撒切爾夫人同時在大西洋兩岸掀起一場新自由主義革命，由此產生了以“大幅減稅、削減赤字、支持自由競爭、減少政府干預”為主要內容的里根經濟學。“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打擊工會”成為“華盛頓共識”后，一度在全球范圍內盛行。“里根革命”帶領美國走出戰后最嚴重的滯脹危機并最終贏得冷戰，成為“羅斯福新政”后美國經濟發展史上又一次新的革命。在新自由主義推動下，美國開啟了“新美國模式”時代。

對全球化認知的質變引發特朗普“常識革命”

在全球現代化進程中，美國一度是全球化推動者、主導者和受益者。美國政學界也認為全球化成就了美國經濟繁榮和霸權體系，并形成“全球化=美國化”的思維范式。然而，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美國保守主義、民粹主義思潮抬頭。他們認為，在新一輪全球化浪潮中，美國成為最大的犧牲品，而新興大國坐收全球化紅利。因此，保守主義者將“美國不再偉大”歸咎為建制派推行的以全球主義為根基的自由世界秩序，認為全球化是導致美國制造業流失、“鐵銹帶”衰敗、貿易失衡、非法移民涌入等一切經濟社會問題的根源。

特朗普高擎“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大旗再次入主白宮后，決意抽身全球自由秩序，一切以“美國優先”為原則，并發起風暴式內外變革。他重塑聯邦治理機構，打擊“深層政府”，不分親疏高舉關稅大棒，無論遠近威脅開疆拓土，無意國際責任再次“退群”，同時無心經營跨大西洋伙伴關系。雖然全球政學界人士試圖在美國歷屆總統中尋找特朗普新政的歷史承襲，給特氏變革貼上諸如“新杰克遜主義”“新麥金萊主義”“新里根周期”等標簽，但這些似乎都不能囊括特朗普新政的多重鏡像及其本質。事實上，特朗普新政是1.0時期的深化和極化，它已經在美國形成一場以“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貿易和產業政策的重商主義、對外政策的交易主義和新帝國主義”為內涵的特朗普革命，美國模式由此進入強勢政府的“特朗普周期”。

正如美國歷史學者小阿瑟·施萊辛格所言，美國主流政治每隔30年左右就會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完成一次轉換。特朗普百日新政引發廣泛爭議，“對等關稅”更招致世界普遍譴責。特朗普革命究竟會為美國發展史打下何種烙印有待跟蹤研判，但可以預見的是，盡管中期選舉存在不確定性以及四年后特朗普將卸任，但特朗普思潮、社會基礎及其構成的變革邏輯不會從此消失，并將繼續攪動美國模式在新變局中深度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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