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丹·斯坦伯克（Dan Steinb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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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十年的“去全球化”和美國的地緣政治操作，全球化不再處于十字路口，而是走向瓦解。這種下滑趨勢持續時間越久，代價就越高。

在做最終決定之前，特朗普政府曾就是否對其他國家征收對等或基準關稅進行了數月討論。在對等關稅計劃里，正如特朗普總統喜歡說的那樣，“他們（其他國家）收我們多少錢，我們就收他們多少錢”。另一個選項是兌現其競選承諾，征收高達20%的全球關稅，而這幾乎影響到所有與美國存在貿易往來的國家。

此外，特朗普總統團隊還公布了一系列針對特定行業的新關稅，這可能對關鍵礦產及用這些礦產制造的產品造成沖擊。

▲4月2日，特朗普簽署有關“對等關稅”的行政令。

經過激烈的討論以及相互矛盾的媒體報道，特朗普總統終于在4月2日宣布了他的貿易計劃：對所有進口產品征收10%的基準關稅，對“不良行為者”征收“折扣對等關稅”（對日本征收24%，對歐盟征收20%），對中國征收34%的新關稅。不出所料，這是一個建立在對等關稅和基準關稅基礎上的保護主義計劃，它缺乏經濟依據。

五年前，特朗普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的關稅高達4000億美元，占受影響貿易總額的90%以上。如今，美國對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國加征的第一輪關稅總額可能超過1.3萬億美元，相當于五年前的3.5倍多。

但隨著新一輪關稅、國際關稅和基準關稅的實施，以及也許比預期更猛烈的報復性措施，未來情況可能更糟。經過二戰后數十年的全球化進程，這些相互依存關系的瓦解會需要更長時間。不過瓦解的過程已經開始了。

世界貿易暴跌

全球經濟一體化通常以世界貿易和投資來衡量。二戰后全球化浪潮主要惠及發達經濟體。1980年之后，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才打入世界制成品和服務市場，開始吸引外資。

2008年，全球經濟陷入衰退，全球化時代黯然失色。之后，20國集團合作前景黯淡，全球增長前景也隨之黯淡。2019年后，中美貿易休戰帶來的短暫成果被新冠疫情和嚴峻的國際經濟形勢破壞。在特朗普總統第一任期（“特朗普1.0”），貿易占全球GDP的比重回落至15年前的水平。

針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的第一輪貿易戰過后，貿易下滑正在加速，速度比2018年更快。隨著第二輪貿易戰的開始，即單邊“對等關稅”和/或“基準關稅”的推出，這種下滑趨勢將惡化，并可能加劇通貨膨脹和增長停滯，形成一種破壞性的滯脹組合。

但如果把宏觀局勢分解開來，就會發現差異。關稅戰升級為國際貿易戰時，依賴貿易的經濟體首當其沖。歐元區經濟體是重要的貿易國，但它們主要是與其他歐洲國家進行貿易，因此受到最大影響的只是它們與美國之間的貿易。

日本受益于特朗普1.0，因為其主要打擊對象是中國。但由于日本也未能幸免國際關稅戰，其經濟下坡路已然開始。2008年以來，中國已將其增長動力由出口和投資轉向消費和創新，其結果是，貿易占中國GDP的比重從60%以上穩步下降至37%——中國在2000年左右首次達到這一水平。

美國的貿易占比相對較低，約為20%至25%。過去，華盛頓認為國際多邊合作至關重要，不容冒險。但那樣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沖擊全球貿易：部分經濟體（左圖為全球整體貿易占GDP的百分比；右圖為中國、歐元區、日本、美國的貿易占GDP百分比。）

全球投資暴跌

2008年全球危機爆發前，全球投資飆升至近2萬億美元，外國直接投資（FDI）占全球GDP的5.3%（凈流入占GDP的比重）。2008年經濟嚴重衰退之后，FDI的比重下降了一半以上，降至2.4%。2017年，全球經濟復蘇基本面已基本成型，然而由于特朗普1.0時期的關稅戰，外界預期的全球投資反彈落空。2020年，FDI比重暴跌至1.4%，這是30年前首次達到的水平。

此后出現了一系列雪上加霜的事件，包括新冠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美國/北約領導的烏克蘭代理戰爭，以及美國武裝和資助的以色列在加沙發動的代理戰爭，更不用說一系列新冷戰。特朗普1.0結束后，外國直接投資占比回升至2.4%。人們原本預期拜登政府會取消大部分不合理的關稅，然而，拜登政府不僅沿用了特朗普的關稅政策，還擴大了關稅范圍。因此，這一比重目前已暴跌至僅有0.7%，全球投資首次達到這一水平是1981年（距今已有44年）。

但各經濟體之間也存在著耐人尋味的差異。在歐洲，外國投資（按凈流入占GDP的比重計）長期以來一直波動較大，但全球化的輝煌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高峰時，該比重達到10%，甚至在2010年代中期，也就是英國脫歐、疫情和戰爭爆發之前，也一直在7%左右，但特朗普1.0讓它暴跌為負，特朗普2.0開始時更達到-2.2%的歷史低點。

在中國，外國直接投資的比重在1994年達到頂峰，超過6.2%。由于美國對盟友和地緣政治的強制施壓，目前該比重徘徊在0.3%以下。同樣，日本在特朗普1.0時期獲得的利益如今也已減少，比重徘徊在0.5%以下。

在美國，這一比重在2000年互聯網革命后達到最高，為3.4%，特朗普1.0貿易戰爆發前的2015年仍在2.5%左右徘徊，如今僅為當時的一半。由于不必要的關稅摩擦和地緣政治沖突，外資凈流入如今已是美國上世紀80年代末的水平——這可是40多年前的事情。

隨著特朗普2.0的到來，新一輪暴跌跡象已經出現，而且這次是更為嚴重的暴跌。

▲沖擊全球投資：部分經濟體（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占 GDP 的百分比，來源于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貿易碎片化的全球代價

本質上，“去全球化”反映了國家間經濟流動的收縮，無論以世界貿易還是投資衡量都是如此。直到最近，這一現象仍然是普遍的。

特朗普1.0時期，“去全球化”是源于政策選擇，如關稅戰、結構性力量被削弱，后者因為技術進步、運輸成本降低以及離岸外包活動，曾在2008年之前刺激經濟快速實現一體化。

幾年前，我評估過這些代價，當時主要是集中在中美貿易摩擦上。隨著美國貿易戰的國際化和范圍擴大（這兩者都已成為現實），隨之而來的損失可能更加嚴重，無論是經濟成本還是人力成本。

“去全球化”是特朗普議程的策略，而非戰略，其最終目的是造成地緣經濟碎片化。正如IMF所言，這是“政策驅動下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逆轉”。IMF副總裁吉塔·戈皮納特警告說，鑒于全球經濟增長前景是數十年來最疲軟的，“我們幾乎無法承受另一場冷戰”。

如果說拜登政府試圖與美國盟友合作，將美國霸權“多邊化”，那么特朗普政府是希望通過向世界其他國家發號施令，將美國霸權“單邊化”。前一種情況下，貿易戰主要針對中國，也針對一些主要貿易經濟體。后一種情況下，美國以外的所有經濟體都應向“美國優先”致敬，或者向美國繳納經濟租金。

在此過程中，較貧窮的全球南方經濟體（特朗普總統曾對其中許多國家出言不遜）將付出相對最大的代價，無論是經濟成本還是人類生活。

全球一體化不再處于十字路口，經濟冷戰已經開始，全球化正在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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