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新貿易秩序，其中的一個焦點，是如何安放蘋果——它的全球產能布局、鏈內鏈外的產品和技術流向，是這個世界貿易秩序的一個縮影。

首先是特朗普不會放過蘋果。美國商務部已就包括智能手機在內的“半導體與下游電子產品”發起關稅調查，日程排的非常緊張，公開征求意見只持續21天，呼應商務部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新的產業關稅會在一兩個月內推出”的說法。

這是張揚已久的大棒。上周五，美國剛給了胡蘿卜，。但當特朗普將其稱為那只不過是“挪到了一個不同的關稅籃子里”的時候，市場已經清楚，豁免是臨時的。特朗普一直念叨著要向半導體產業征稅，不同的是，現在是半導體，及其上游的制造設備（SME）甚至其組件，以及下游的電子產品（derivative products）。火力覆蓋整條供應鏈。

特朗普的依據是232關稅條款，它通常針對特定產業。特朗普先后兩個任期，已經以“國家安全”的名目，將汽車及其零部件、鋼、鋁裝進了這個籃子，各自加征25%關稅，正在調查中的還包括銅和木材等，今天輪到了電子產品，以及藥品。

加稅、豁免、再加稅。這個月來，特朗普一連串令市場眼花繚亂的關稅操縱，在于“重新擺好桌子”，推進供應鏈回流本土，至少也要從中國大陸撤離。中國的經濟實力與科技競爭力，伴隨供應鏈生態而成長，給了美國壓力；現在，特朗普要對外極限施壓。蘋果供應鏈是他兩個任期都力抓的典型。

從“特別希望”公眾反饋的問題中，你可以看到美國在擔心什么：“進口集中于少數外國來源的風險”，“外國政府補貼及貿易行為的影響”，“外國產能過剩的影響”，“外國實施出口限制的可能性”等等。字里行間都能讀出“中國”兩個字來。當然，它也關心有沒有可能讓產能回流本土，是不是缺乏人才，以及當前關稅政策是不是還不夠有力。

中國也不會放過蘋果。它是撬動中國企業大幅投入研發與資本支出的產能杠桿，也是將創新的價值從消費電子遷移至電動汽車、無人機與機器人等的技術平臺。印度、越南乃至墨西哥，都在爭奪蘋果供應鏈。在與美國的貿易角力中，中國正在控制產能出海的節奏與方向。

硅谷的詛咒

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敲打庫克。在他的第一個任期上，就揮舞過關稅的大棒，讓蘋果繼續投資本土制造。事實上，美國總統都非常看重蘋果之于“美國制造”的意義。它的產品搭載著芯片、屏幕乃至材料等最先進的技術與組件；它需要大量產業工人與工程師，如果能造手機，也就能造其他東西；當時，它幾乎全部由競爭對手的中國制造。奧巴馬在任期間，也詢問過當時仍然在世的喬布斯，那些工作還能不能回來。

2019年，特朗普曾跑到蘋果奧斯汀的Mac Pro產線上，舉著一塊“加州蘋果公司設計，在美國組裝”的金屬板，拍照留念。那一年初，這家工廠傳出被“一顆小小的螺絲釘”難倒的報道，要遷至中國。特朗普為蘋果豁免了從中國進口部分零部件的關稅，并將這家自2013年起就開始運營的工廠，視為自己的業績之一。他的另一項業績就是幫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工廠奠基。不過，這個工廠最終成為了爛尾樓，挨了拜登政府的批，改建成了微軟AI數據中心。

最近，特朗普又念叨自己幫了庫克。他說，他不想傷害任何人，但是最終“大家要為自己的國家取得偉大的成就”。他暗示，蘋果要像英偉達那樣。白宮正在吹捧關稅政策讓英偉達Blackwell最新得以在美國制造。臺積電負責芯片，安靠（Amkor）與矽品（SPIL）負責封裝，富士康（Foxconn）和緯創（Wistron）負責服務器。不過，后兩者在美國落地都未就緒。

芯片代工與iPhone代工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芯片代工的自動化程度更高，即使如此，臺積電也面臨缺乏合格工程師的困境，需要從臺灣搬救兵。iPhone代工需要數十萬上百萬的勞動力。波士頓工程公司（Boston Engineering）稱，產能回流不僅僅是轉移生產地點，它往往需要重新設計產品和制造流程，以匹配美國的產業工人現狀：高人力成本，低技能成熟度。

盧特尼克想到了自動化。但是，組裝一臺iPhone需要超過400個環節，在結構精密、迭代頻繁的消費電子上，還沒有很好的能夠迅速部署的高度自動化的產線。全球超過40%的工業機器人活躍于中國工廠，中國工廠70%的制造任務由機械完成，即使如此，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國，也仍然需要富士康城這樣的基礎設施。

它同樣需要規模龐大的工程師團隊實時支持。喬布斯與庫克都解釋過這一點。“中國雇傭了3萬名受過適當培訓的工程師來支持70萬名工人，但美國很難提供這3萬名受過適當培訓的工程師。”2011年，喬布斯與奧巴馬共進晚餐時說，“那些工作不會回來了。”

到了2017年，蘋果在中國的根扎得更深了。“在美國，你召開一個工具工程師會議，可以填滿一個大廳。”庫克說，“但在中國，你可以填滿幾個足球場。”

過早地讓產業工人離開制造一線，是喬布斯與蘋果的教訓，也是硅谷的詛咒。1983年，在加州弗里蒙特，喬布斯監督建造了一座當時最先進的高度自動化的麥金塔工廠。記者被告知，勞動力只占成本的2%。5年后，法國自動化專家Jean-Louis Gassée被時任蘋果CEO約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提拔為產品部門總裁，負責工程和制造，親自在產線待了兩天，就明白此路不通。這家工廠最終在1992年關閉。

想明白這一點，喬布斯花了更久。1990年，在距離最初那家工廠一英里半的地方，他又投建了一座工廠，用于生產Next公司的個人工作站。但它也失敗了。

左圖，蘋果在加州生產麥金塔電腦只持續了

8

年，拍攝于

1984

3

5

日。右圖，

Next

的制造工廠采用了機器人設備，但它一樣失敗了，拍攝于

1990

12

7

日。

1997年，喬布斯回到蘋果。次年，他就聘請了全球供應鏈專家蒂姆·庫克（Tim Cook）。2009年，喬布斯兩度發表病情聲明，逐步將蘋果交棒給庫克。2011年，庫克正式接任蘋果CEO。同年，作為中國大陸廠商，立訊精密躋身蘋果供應鏈，從最不起眼的連接線做起。

掛在中國枝頭

iPhone開啟了一個移動互聯網的時代，它的成功離不開中國制造，它的Fabless生產方式在中國擁有一大批學習者，從華為到小米都在學習蘋果中不斷創新。隨著電子產品在全球爆炸式增長，面向大眾市場的規模制造能力，已經遷移至了中國大陸。庫克不認為低成本的產業工人是蘋果選擇中國的根本原因。關鍵在于中國是唯一能讓所有技能數量與技能類型集聚的地方。

蘋果是全球最大的鏈主。蘋果供應鏈逐步進入中國以來，無論是中國大陸的本土企業，還是在中國大陸開設工廠的全球企業，數量都持續攀升。截至2023財年底，在蘋果主要供應商（占產品材料、制造和組裝直接支出的98%，共187家）中，來自中國大陸的本土企業達到了52家，“進8出4”，含金量也在提升；在大陸設廠的全球企業，也增加了6家，達到157家。

在中國，蘋果可以迅速嘗試新點子，通過不同技能之間的組合、驗證與進化，將其部署于產品的設計、開發與制造。蘋果的標準非常嚴苛，就像杠桿一樣，撬動中國企業重金投入研發開支與資本開支；而供應鏈企業愿意投入，也是因為蘋果能為它們帶去穩定的現金流、市場地位與技術儲備。

越來越多本土企業，在為蘋果驗證技術組合的同時，創造新的技術。立訊精密正在逐步取代富士康。在庫克時代，該公司先后獲得了AirPod與iPhone的代工資格。蘋果砸下重金推廣Vision Pro，被稱為蘋果有史以來制造的“最復雜”的設備，只有交給立訊精密才能夠放心。果鏈上的企業歐菲光與舜宇光學等進入了智能電動汽車領域，歌爾股份拿到了XR的訂單，領益智造正在嘗試人形機器人。參與蘋果供應鏈的企業越多，掌握的技術組合也就越多，外溢至電動汽車、無人機乃至機器人等其他新興產業的技術也就越多。

這正是美國所忌憚的。美國政府千方百計尋找借口讓蘋果遠離部分中國企業，比如長江儲存等半導體企業；同時，驅使蘋果供應鏈遷往其他“友岸”和“近岸”的關稅洼地，比如越南或者印度，乃至墨西哥。

蘋果在中美貿易（不）平衡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給特朗普關于正在被“剝削”的說法遞了刀子。去年，印度生產了全球約1/5的iPhone手機，產值約220億美元；照此推算，全球iPhone產值1100億美元，如果美國市場的手機（約占全球30%）全部來自中國——高端iPhone是美國市場主流，主要由中國大陸代工——相當于330億美元，創造了美國對中國超過10%的逆差（2950億美元）。但是，在物料成本中，“中國成分”仍然相當之低，中國企業仍需要時間向更高附加值環節攀升。

三階供應鏈

蘋果供應鏈，對于中國建立起全球領先的先進電子制造業起到了重要作用。蘋果產業鏈進入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加速當地制造業產能的形成，長遠來看也可能培養出中國的競爭對手。

美國的第一選擇是回流本土，再不濟，就是讓它的“友岸”盡快復制一套。中國最希望蘋果產業鏈留在本土，如果不行，也要在產能出海的大趨勢中，將節奏、方向甚至國家都控制在自己手中。蘋果在向特朗普政府爭取豁免權，與此同時，要抓緊時間在中國以外，找到一個同時具備短期承接能力與長期成長潛力的市場，實現平穩過渡。

要遷走產能，就要遷走或額外復制一整套生態系統。這也是為什么蘋果首先選擇了印度與越南，而不是墨西哥。印度擁有堪比中國的紙面實力；越南的經商環境是中國的翻版。同時，它們更靠近蘋果供應鏈最密集的中國大陸，以及重要的零部件來源地中國臺灣與日本。杜克大學榮休教授加里·格雷菲(Gary Gereffi)認為，美國要在本土制造，唯一現實途徑的就是落在更廣泛的北美地區，墨西哥已經擁有中國臺灣企業的服務器代工產能，具備一定基礎；但沒有三五年，仍然離不開亞洲的零部件。

印度一直被認為是中美貿易與科技戰的受益者。蘋果向印度轉移iPhone代工產能正在加速，2018年至今已經擴大到20%，今年底有望達到25%。在這次中國與美國的關稅戰逐步升級之際，蘋果從印度空運了600噸iPhone去美國。據分析師郭明錤(Ming-Chi Kuo)觀察，目前，中國輸美的iPhone產線已經暫停，印度獲得了急單，但產能告竭。富士康有計劃在印度北部積極新設產能；AMD和美光也已承諾在印度擴張。印度已經出現了本土企業塔塔集團。

蘋果在越南的產品線也在擴容。從2019年開始，蘋果產業鏈已經在越南砸下了160億美元。越南已經成為除中國以外，AirPods、iPad、MacBook與Apple Watch的主要產能所在。相比印度，進入越南的蘋果供應鏈企業更多，高達35家，僅次于中國大陸、中國臺灣與日本，全球第四。不過，越南還沒有一家的本土企業進入果鏈，完全依賴于中國企業的產能出海。藍思科技預計越南總產能將占其全球產能的25%。

中國與美國爭奪蘋果的角力，首先會在印度與越南展開。印度的制造業生態仍然沒有改善，莫迪政府產業政策出臺數年，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例不增反降，當地急需中國人才與供應鏈。事實上，就連供應鏈的供應鏈，都被中國牢牢捏在手里。在蘋果選定的關鍵礦物供應鏈企業中，鎢、鉭、鈷與鋰的冶煉與精煉，幾乎都在中國大陸，更別提芯片所需要的稀土礦物。有外媒懷疑中國故意在海關延緩了放行專家與設備的速度；但印度等的簽證政策與招商政策也招致不少批評。

中國鼓勵本土企業赴越投資，并提議雙方要把握中國新質生產力和越南新型生產力加快形成重大機遇。美國則從中作梗，將其本土制造的成果污名化，要求越南圍堵中國產品“中轉”；事實上這類產品不超過其中的16%。越南與美國的談判，也將影響蘋果的選擇。

在美國用關稅圍堵中國產能的背景下，本土化也將是每家供應鏈企業必須面對的問題。蘋果的選擇還包括印度尼西亞。該國就要求智能手機廠商至少實現40%的零部件本地制造，對蘋果與谷歌都一視同仁。中國廠商包括Oppo、Vivo和小米，已經“通過建立本地制造業務，成為印尼的市場領導者”。蘋果也決定在該國建設一家配件制造廠，更深入的合作仍在談判之中。

當前的全球貿易秩序，已經深深打下了蘋果的烙印。供應鏈大師庫克，又將如何領導蘋果為自己重構一個新的貿易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