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亂世蕭條烽火起，征戰連年無人耦。
北風簇簇山中吹，憂愁綿綿思歸路。

上述詩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戰火連天不休，百姓水深火熱，經受疾苦的文學反映。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長河中最黑暗的時候，它的黑暗表現為政治制度，社會秩序比較混亂，政權變動比較頻繁。百姓遭受流離之苦。

由于戰亂，人們脫離了儒家思想的統治束縛，思想上迎來了解放，文人清談，飲酒，順應時代生成了一種獨特的 “魏晉風度”，我們習以為常的文化現象都能從這一時期找到影子。

一 權力之亂，士族與皇族的對抗

公元25年，劉秀稱帝建立了東漢。但矛盾并沒有減少，皇權與士族之間的對抗越來越嚴重。士族豪門不斷壯大，土地兼并，蔭戶留人，建立私兵，皇權受到威脅。

劉秀建立度田制想要杜絕士族土地兼并的行為，從而加強皇權。

可是難以推行，依舊無法削弱士族豪門的勢力。局勢表現為天下失序而地方有序，并且地方割據的現象頻發，而無強權的皇族只能面對中央集權即將架空的命運。

而在黃巾軍起義到公元589年間的400年，是中國最為混亂和分裂的時期，這就是魏晉南北朝時期。

曹操之子篡位建立了魏朝，東漢就此滅亡。由于曹操也是借助了士族豪門的力量，所以國家的成立并沒有削弱士族的勢力，最終魏朝被士族司馬炎成立的西晉取代。

而公元311年，匈奴貴族與羯族等聯軍攻陷洛陽，俘虜的晉懷帝，史稱“永嘉之亂”，公元316年，西晉滅亡。

遺留的士族豪門紛紛南下，于建康成立了東晉，此后的200年間，戰火紛飛造成了南北朝分裂和混亂的現象。

劉裕因不滿東晉政府的軟弱無能，起兵代替東晉建立宋朝。從此司馬家和士族的矛盾也就此結束。劉裕分封兒子們為王，王朝與士族力量分庭抗禮，因此士族力量就削弱了。

而劉裕的子孫之間卻發生內斗，屢屢出現兄弟和父子間相互殘殺的情況。南朝宋內斗激烈，之后蕭道成逐漸掌握大權，最終蕭道成迫使宋順帝禪位，建立南齊。南齊皇帝暴政，導致王朝最后也滅亡了，宗室出身的蕭衍當了皇帝，建立了南梁。

當時北方的魏國衰弱，是梁國發展的好時機，但蕭衍一心向佛，對當皇帝這事沒有多大的興趣，于是半百年后，天下又不太平了，南朝梁將領侯景發動了叛亂事件。

侯景本為東魏叛將，受到梁國庇護之后，又起了謀反之心，聯合武帝之子進攻梁，而蕭衍本人則被活活困死在了臺城之中。侯景之亂后，有平定之功的陳霸廢除了梁敬帝，自己當了皇帝，建立了南朝最后一個朝代，陳朝。

但是也不太平，南方經過長時間的戰亂經濟受到了重創，王朝不能長久。在陳朝以后又出現了洞庭湖一帶長江以南割據的政權。

而北朝更為混亂，前秦之后北朝的政權極為分散，所謂“時勢造英雄”，鼎盛時期，竟產生了十六國的霸主，最后在公元前439年鮮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北方才實現了短暫的統一。

在南北魏期間，出現了東魏，西魏與南梁組成的新三國時期。三足鼎立的局面非常地穩定，暫時沒有人能夠打破僵局。

而漢族和胡人之間的矛盾卻未解決，此后東魏被北齊打敗，西魏被北周所打敗。

而北齊雖然在侯景之中占了便宜，但是不能形成秩序，胡漢的矛盾依舊存在，無法發揮江淮的優勢。

宇文外戚楊堅篡權成立了隋朝，在公元588年，其子楊廣帶領將士南下攻打南陳，陳被徹底擊潰，最后楊堅終結了南北朝最混亂的時期。

隋文帝楊堅統一了全國，他的兒子楊廣恢復并改革了儒家的治理體系，國家秩序得到恢復，使得中國歷史上再沒有發生過如魏晉南北朝時期長達四百年的大混亂，由此可見得，楊廣也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偉大帝王。

二 其他因素的混亂

• 人口的大規模遷移導致勞動力減少

南北朝時期由于政治權力不斷更迭，經濟重心的向南轉移。因為政權不穩定，戰火紛飛，經濟結構也發生著巨大變化，北方戰爭造成了極大社會動蕩，戰爭還引發瘟疫，民眾死傷慘重。

永嘉之亂造成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遷徙浪潮。盡管并沒有在國家戶口統計上表現出來，卻無可置疑地為南方大開發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并促成經濟重心向南方轉移。

中國歷史上追根溯源，從魏晉南北朝特別是東晉立國開始，北方的人口才開始大規模向著南方遷移。

北方民眾被迫南下遷移，成為南方的新移民，而隨之資金和勞動力、技術多要素向南轉移，讓南方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強于北方。

在中國傳統社會，人口的增長是衡量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發展幅度的第一核心指標。北方的戰爭不斷，人口下降迅速，經濟發展也滯后。

• 自耕小農的沒落

中國自古是發展農業的大戶，農業是第一位。西晉之后，中源的士族南下，促進了農業和工商業的發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有了經濟的支持，地方權力不斷增大，而原本體量龐大的自耕小農逐漸淪為依附民。

而古代社會中自耕小農占比龐大，也是國家租賦徭役的承擔者和軍事后備力量。

自耕小農的集體沒落，必然導致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出現了糧食緊缺，士兵減少的情況。

而相對士族雖然有自己的莊園，卻極少進行農耕和養殖，從而造成了土地資源的浪費，資源的緊缺和流民的增多，社會矛盾頻發導致農民起義的發生。

所以，王朝的不斷變更，統治年代的短促，以及各代王朝的對外怯弱，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不斷發生，這都和中央集權化的國家作為鞏固剝削對象的自耕小農的繼續破產。

這樣，專制統治的剝削對象和軍事力量就變成了專制統治的對立物，成了推翻專制統治的大軍。

三 思想解放帶來的文化變革

由于戰亂不休，朝廷更新得非常快，在百姓心中并沒有對于某一個王朝的認同和歸屬，因此儒家那套就站不住腳了，文人得不到上升的通道，世人都爭當作名士和隱士而非君子。

魏晉時期是由動蕩和離別死亡使得當初的文人墨客知道了生命的可貴，陶淵明寫的《桃花源記》，就體現了文人對和平和安定的渴望。

魏晉的名士率真瀟灑，超然物外，當時的文人沖破了儒家思想的禁錮，自己按照自己的個性追尋自己的理念，喜歡誰就去讀誰的著作。

他們這種瀟灑隨性的風氣受到了文人和學者的追崇，被人總結成魏晉風度。

有學者認為魏晉風度和建安風度是相同的，其實不然，建安人民多是建功立業來彌補畢生的短暫和遺憾，但是魏晉風度卻恰恰相反，魏晉風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是指魏末晉初的七位名士：山濤、阮籍、劉伶、嵇康、向秀、阮咸、王戎。這七人就是時代的寫照，縱情山水，崇尚老莊之學，不拘禮法，特立獨行。

雖然他們理念不同，卻整體表現出了魏晉名士的精神風貌，他們在生活上不拘禮法，清靜無為，聚眾在竹林喝酒，縱歌，揭露和諷刺著朝廷的虛偽。

他們各有才華，七人中的嵇康容貌俊美，精通音律，文采卓然。

他主張老莊之學，“越名教而任自然”，其中的越名教就是超然物外，寧可去竹林里面打鐵也不“曲眉折腰事權貴”，對政權之士充滿不屑與嘲弄，為人非常瀟灑，展現出名士“狂放不羈”的風骨。

最有性格的當屬劉伶，劉伶經常一絲不掛地在家中飲酒，當有人來問他為何如此，他就會回答，自己并非沒有穿衣服，而是以天地為衣褲，反問別人怎么跑到自己的褲子里來了。

可見他極端地放浪不羈，但是在那個時期，越是隨性，越是與眾不同。

魏晉風度是對文人和學士自由，浪漫的高度贊揚，但是也側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氣，中央集權被門閥士族和地方豪族瓜分，社會的秩序被打亂，政治權威缺少穩定性和可信性。

百姓們對死亡的恐懼轉變成了極端避世的理念，讀書人都不考取功名了，而是轉而即及時行樂，縱情山水。

部分學者評價魏晉風度反映的是虛無主義，“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既然誰都會死，何必要那么隱忍、那么恪守禮教地活著。

其中表達的思想及時行樂的悠然和灑脫，可是這個時代的文明卻停滯倒退，百姓疾苦，能者避世，而門閥士族的生活卻極度奢靡，天天喝酒吃藥，當時士族們以“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為榮。

堂堂七尺男兒走路都要讓人攙扶，還要以這種情況為美，可謂極其悲哀。財富和權力都在他們手中，卻根本不在乎百姓的生死，天下責任莫不相干，虛無主義達到極深的程度。

士族不想要保家衛國，而是只想要明哲保身，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財富，每日沉浸于吃酒飲藥的樂趣，貴族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看似是享樂，本質上是對身體和精神的放縱和對混亂不堪的現實的逃避。當權者不思社稷，因此民不聊生。

在社會的秩序一亂，就放棄了追求功名，轉而投身玄學，把內心的痛苦，對世俗無常厭惡轉化成為精神力量。

孫綽、許詢、謝安、王羲之、陶淵明等人為代表，以玄游山水來對抗黑暗的現實，山清水美的自然景觀陶冶了他們的情操，給他們一個清新的世界，讓他們能暫時忘卻了對生死的恐懼和對天下的擔憂，漸漸地將自己從疲憊焦躁中豁然開朗。

結語：

“真名士自風流”風流主要已不再表現為鄙中棄俗，而是表現對做官態度上的豁達以及物我交流之間的洞然。

魏晉時期確實是中國歷史上最漫長而黑暗的一段時期，敏感而清醒的文人順應著時代，重新尋找自我，以狂誕和超脫來展現著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

參考文獻：

《資治通鑒》

《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