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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的專業性、創新性與歷史教育的普及性、穩定性之間存在一定張力。筆者時常看到一些青年教師將某些“一家之言”奉為圭臬，更加感到解決這一問題的迫切性和嚴肅性。面對各色新觀點、新概念、新論斷，必須取其正者，方能于教學真正有益。

近年來，新時代中國史學繁榮發展，為高中歷史教學注入新活力。在學術論著層出、各式觀點紛至沓來的大背景下，如何選擇具有正確的政治方向、學術導向和價值取向，同時全面而深入淺出地反映歷史學重大創新成果的教研參考資料，成為廣大中學歷史教育工作者面臨的難題。中國歷史研究院主編的《（新編）中國通史綱要》和《中華文明史簡明讀本》堪稱“及時雨”。現以高中歷史課明清史內容的教學為例，談談個人收獲。

在統編教材中，必修模塊為明清史部分設置獨立單元，在選擇性必修模塊各專題史中包含明清時期政治制度、法律與教化、民族關系與對外關系、商業貿易、社會生活、思想文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鑒等內容。新課標關于明清史的課程要求是，“通過了解明清時期統一全國和經略邊疆的相關舉措，知道南海諸島、臺灣及其包括釣魚島在內的附屬島嶼是中國版圖一部分，認識這一時期統一多民族國家版圖奠定的重要意義；了解明清時期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的重要變化；通過了解明清時期封建專制的發展、世界的變化對中國的影響，認識中國社會面臨的危機”。結合統編教材篇幅比重來看，引導學生了解明清時期中華文明的發展成就是教學重點。當然，對于這一時期危機的認識與反思同樣重要，但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既不能妄自菲薄或盲目自大，也不能以西律中、以今律古。當前，不少高中教師在關于反思明清時期歷史局限與危機的教學設計方面，存在一定問題。《（新編）中國通史綱要》和《中華文明史簡明讀本》為高中教師糾正相關問題的認識，提供了權威和科學的參考。

圖為《（新編）中國通史綱要》和《中華文明史簡明讀本》封面

（一）關于明清時期中央集權和皇權專制問題

就筆者接觸的高中歷史教學設計來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對明清時期中央機構權力強化的認識過于片面，如認為內閣、軍機處、奏折制等“都只是權術政治下的產物”，將明清時期的新制度舉措僅視為“古代中國中央集權制不斷加強的趨勢中的一環”。《（新編）中國通史綱要》和《中華文明史簡明讀本》從中國古代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與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互動關系的視角，考察中央集權與皇權強化的問題，客觀評價其對明清時期國家治理發揮的作用。《中華文明史簡明讀本》指出，“‘大一統’在明清時期達到一種較為完善的程度，成為這一時期政治文明的核心內容”，而大一統的完善，必然“建立在一個穩定、有效的國家治理機制基礎之上”。《（新編）中國通史綱要》指出，軍機處的出現“標志著以皇權為核心的君主制建設更加制度化和規范化”。因此，在批評反思皇權專制加重相關弊病之外，也要看到其對“中央決策機制逐漸健全，官僚政治不斷完善”的作用。如果割裂中央集權趨勢與國家治理完善的關系，尤其是與邊疆民族地區治理的關系，就不可能正確理解和貫徹新課標提出的使學生正確領會明清時期歷史意義的要求。

（二）關于明清時期“歷史停滯”問題

雖然關于明清時期中國“歷史停滯”的觀點早已遭到國內外學者廣泛質疑，但部分中學歷史教師尚未同步更新相關認識，“雖然有些變化，但社會整體卻依然停滯不前”、“囿于原軌道而不變”等“歷史停滯”論觀點仍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不利于學生正確認識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創新性。《（新編）中國通史綱要》和《中華文明史簡明讀本》對明清時期歷史發展情況進行了全面、客觀的概括。《（新編）中國通史綱要》指出，明清時期在制度創新上“對當代社會仍產生深遠影響，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有著重要地位”。《中華文明史簡明讀本》進一步分析到，明清時期的經濟“并非傳統小農經濟簡單規模復制或是量的增長”，而是“以強勁的創新性，開始出現早期近代轉型、資本主義萌芽”；思想文化方面，“中國的文藝復興伴隨著16世紀資本主義萌芽的生長而出現”，“體現為個性解放思想、初步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學精神三大時代主題。這一思潮既是中國傳統文化轉型的開端，又是現代價值理念的內在歷史根源，表現出中國式的人文主義覺醒”。這些論述有助于我們更好體會為何新課標在“了解明清時期社會經濟、思想文化的重要變化”一條中突出“重要”二字。從縱向看，明清時期的中國“開始醞釀、呈現出一定早期近代特點的新因素”；從橫向看，這些新變化至少使當時的中國在前工業化時代仍然站在時代潮流的前列。

此外，統編教材選擇性必修一模塊提到了明代張居正改革。《（新編）中國通史綱要》從更加寬闊的歷史視野討論張居正改革的歷史意義，指出從嘉靖年間開始明朝“逐漸形成持續變革，直至萬歷初年張居正進行全國范圍的改革，使得持續幾十年的改革達到高潮”。結合這一論述，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選擇性必修一中提出的“‘求變’‘求新’是中國的歷史傳統，也是中華民族綿延不絕、中華文化傳承不息的重要原因”等相關認識，幫助學生更深入地認識中華文明突出的創新性和連續性的歷史邏輯。

（三）關于明清時期對外政策問題

長期以來，關于明清時期尤其是清代對外政策的基本評價是“閉關自守”，主要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中國以“天朝上國”自居，拒絕接受新事物，與外部世界完全隔絕；二是將“閉關自守”視為近代中國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乃至根本原因。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閉關自守”問題的研究成果已經充分揭示，“閉關自守”這一概念以及上述觀點，并不能全面準確地反映明清對外關系的歷史事實和歷史作用。

《（新編）中國通史綱要》和《中華文明史簡明讀本》在吸納總結相關學術成果的基礎上，全面評價明清對外政策。《中華文明史簡明讀本》指出，明清時期雖然實行朝貢體制，“但隨著西方國家到來，明清兩朝在實踐中逐漸務實地接受新型國家條約關系”，出現“朝貢體系與條約體系的對沖”現象，形成了新“天下”觀；在點明清朝“一口通商”政策弊端的同時，指出清朝“維持著與西方國家、中亞國家、北部俄羅斯、亞洲的日本、東南亞國家的大規模經濟交往”；“中國的思想文化也隨著絲綢、瓷器等貿易商品，傳播到歐洲，在18世紀受到追捧，為人類文明發展注入中國因素”。《（新編）中國通史綱要》使用“自主限關”代替“閉關自守”，指出“西方殖民者的侵擾對國家穩定發展的局面造成安全隱患，為規范通商，防備西方殖民勢力，清政府逐漸將西方商人統一到廣州口岸，這是靈活調整對外政策的表現，故采用自主限關政策”。相較“閉關自守”，“自主限關”一詞在準確描述歷史事實（即“限制”而非徹底“閉鎖”）的同時，凸顯了以往被忽略的防范殖民主義滲透的一面。

當然，上述兩本著作也沒有回避“自主限關”這一消極政策的歷史局限性，鴉片戰爭的爆發充分證明面對世界之變、歷史之變，必須勇于把握歷史主動，消極回避只會錯失歷史機遇，將給民族和國家帶來不可估量的慘痛后果。然而，關鍵問題是如何把握歷史主動？如何跟上時代潮流？世界近代文明的誕生和發展，與資本主義發展和殖民擴張密切相關。后發國家如何應對殖民侵略并走上獨立自主的近代化道路，是一個復雜的歷史之問。回答這一問題，絕不能單純以“開不開國”、“通不通商”、“建不建交”立論。否則，我們不僅得不到真正的歷史經驗教訓，還有可能陷入殖民主義的話語陷阱，比如所謂鴉片戰爭是“通商戰爭”、“殖民主義給殖民地帶來現（近）代化”等。

事實上，高中歷史教材雖然沿用“閉關自守”概念，但非常注重表述的嚴謹性，如統編教材必修模塊表述為“拒絕擴大對外交往”，選擇性必修一模塊將清政府拒絕馬戛爾尼使團打開中國市場的請求，表述為“關上了對英交往的大門”。此外，必修模塊世界史部分講述了“圍繞白銀輸入中國的貿易網絡逐漸形成”，選擇性必修模塊也有關于“歐洲中國熱”、“萬里茶道”、“下南洋”等內容。然而在教學實踐中，部分教師仍然延續舊的甚至是錯誤觀點來解讀教材內容，批評明清時期“拒絕與西方交流”，斷言“海禁政策被閉關鎖國替代……基本關閉了對外的大門”，導致“長期的與世隔絕”，“與第一波全球化失之交臂”。這些似是而非的論述，不僅無法幫助學生準確理解課本內容和了解真實歷史，甚至有可能誤導他們接受錯誤史觀，尤其是歷史虛無主義觀點。

更好服務于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是我國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的共同目標。與此同時，學術研究的專業性、創新性與歷史教育的普及性、穩定性之間存在一定張力。筆者時常看到一些青年教師將某些“一家之言”奉為圭臬，更加感到解決這一問題的迫切性和嚴肅性。面對各色新觀點、新概念、新論斷，必須取其正者，方能于教學真正有益。正因如此，中國歷史研究院的成立和她推出的《（新編）中國通史綱要》《中華文明史簡明讀本》，讓筆者分外欣喜。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附屬中學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