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6日，山西大同“訂婚強奸案”二審維持原判，男方因違背女方意愿強行發生性關系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這起案件從2023年發酵至今，引發了一場關于婚戀觀的全民大討論：當彩禮、婚約、性同意等元素交織在一起，我們究竟該用怎樣的標準衡量現代婚姻？

1.法律與傳統的碰撞，傳統婚戀與現代的矛盾

案件的核心爭議點在于“訂婚是否等同于性同意”。法院明確指出：“與婦女發生性行為不能違背其意志，與雙方是否訂婚沒有關系”。

這一判決直接否定了“彩禮=性權利”的傳統邏輯，將女性性自主權置于婚約之上。然而，現實中仍有不少人認為：“都訂婚了，男方花了錢，發生關系理所應當”——這種觀念恰恰暴露了婚戀關系中根深蒂固的物化思維。

2.彩禮的雙重困境

案件中，男方支付了10萬元彩禮并承諾房產加名，女方則要求“先領證再發生關系”。這種交易式的博弈，本質上反映了當代婚戀的尷尬處境：國家倡導“零彩禮”，民間難以擺脫收取彩禮的傳統習俗。

“既然談感情，為何還要收彩禮？”

二、正反交鋒：物化與自主的拉鋸戰

支持判決的一方認為，現代文明的核心是 “你可以買婚姻，但買不到性”。就像在飯店預付訂金不代表能強嘗菜品，彩禮作為婚約誠意金，不能成為性權利的兌換券。

法院采納的關鍵證據——女方明確拒絕婚前性行為的表態、案發后的激烈反抗、身體傷痕及通話錄音——都印證了“性同意必須即時、明確”的法律原則。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劉憲權指出：“即使未發生實質性關系，只要違背女性意志就構成犯罪”，這徹底否定了“半推半就”“訂婚默許”等傳統認知。

質疑者則拋出尖銳問題：“既然反對物化，為何還保留彩禮？”這種觀點將婚姻比作商品交易——如同買車前試駕、購房前看房，認為預付彩禮后“驗貨”合乎情理。

更有極端言論稱：“女性收彩禮就是自我物化，應按商品規則處理”。這種論調雖顯偏激，卻折射出深層矛盾：當法律否定彩禮的擔保屬性，但民間仍將其視為婚姻保險時，制度與現實的斷層如何彌合？

三、破解困局：從法律到文化的系統變革

本案判決具有里程碑意義：否定“婚約豁免權”：明確訂婚、同居等關系不構成性同意的默示

這些舉措傳遞出明確信號：法律不會為傳統陋習背書。

最后

讓婚姻回歸感情本質，要始終支持，堅守國家倡導的0彩禮，最好是改為明確規定不得收取彩禮，像胖東來前幾個月內部規定那樣，員工收給彩禮，不得享受公司相關福利，國家也可以有類似要求嘛，收給彩禮的男女，不得享受一些相關補貼等。

又或者直接立法，這不是不可以，且在國外還有著先例；

2024年，中國籍女博士張女士與荷蘭籍男友因彩禮糾紛被告上法庭。張女士在懷孕后向男友索要8.8萬歐元（約66萬元人民幣）彩禮，稱這是中國習俗。

但荷蘭男友認為這是以結婚為條件的敲詐，最終報警。荷蘭法院以詐騙罪判處張女士6個月監禁，并驅逐出境。

從法律上否定彩禮的合理性，正當性。

大同訂婚強奸案的終審判決不是終點，而是重構婚戀觀的起點。

當法律斬斷物化女性的鎖鏈，當社會不再用彩禮衡量愛情，當每個人都能坦然說出“我的身體我做主”——這樣的婚戀觀，才配得上現代文明的底色。

婚姻的本質也從來不是買賣，而是兩個獨立靈魂的彼此照亮。這條路或許漫長，但每一次對物化思維的法律否定、每一次對平等關系的實踐探索，都在讓“正確婚戀觀”從理想照進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