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0日，唐納德·特朗普重返白宮，以“清算前任”的姿態迅速廢除了拜登政府近80項政策，從能源、移民到國際事務，其決策的反復無常與權力任性引全球側目。短短三個月內，他退出《巴黎協定》、兒戲般調整關稅政策、赦免國會山騷亂參與者，甚至試圖“收回”巴拿馬運河主權。這些行為不僅暴露了特朗普個人的執政風格，更折射出美國政治體制的深層次危機——“自我糾錯能力”的加速喪失。當三權分立、輿論監督和黨派制衡在極化政治中逐漸失效，美國制度的韌性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

任性的特朗普：權力不受約束的代價

特朗普的“任性”并非偶然，而是其個人特質與制度漏洞共同作用的結果。

行政權力的濫用導致政策的反復。特朗普上任首日即簽署行政令退出《巴黎協定》，推翻拜登政府的清潔能源政策，轉而支持化石燃料開采，并宣布國家能源緊急狀態以擴大傳統能源出口。這種“推翻—重建”的模式貫穿其執政，在關稅政策上，他短短十天內多次變卦，導致全球市場劇烈震蕩。此外，TikTok禁令的“75天寬限期”反復延長、對國會山事件參與者的赦免，顯示其政策制定缺乏連貫性與程序約束。

特朗普任性行為的直接結果是美國國際信譽的崩塌。分析者普遍認為，特朗普的外交決策進一步削弱了美國國際形象。他單方面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HO），并試圖“收回”巴拿馬運河控制權，遭到巴拿馬政府強烈反對，稱其“破壞主權共識”。此類行為不僅違背國際規則，更暴露了美國對外政策的極端功利主義。

即便4月6日，79歲的民主黨眾議員艾爾·格林在華盛頓的公開活動上言辭激烈地承諾，將在30天內對總統特朗普提出彈劾，但共和黨把持國會參眾兩院的現實使彈劾幾無可能。三權分立的設計本應約束總統權力，但極化政治下，黨派利益凌駕于制度原則，司法與立法機構對行政權的監督形同虛設。

制度失能：“自我糾錯機制”為何失靈

特朗普的任性背后，是美國政治體制“糾錯能力”的系統性衰退。

首先，政治極化，使兩黨制淪為“零和博弈”。美國政治已從“橄欖型”共識轉向“啞鈴型”對立。兩黨在移民、氣候、貿易等議題上極端對立，政策調整空間被壓縮。例如，對華政策成為兩黨競相比拼強硬的“靶子”，意識形態工具化趨勢加劇。這種極化導致任何妥協都可能被對手攻擊，政策回旋余地喪失。

其次，金錢政治導致利益集團綁架政策。美國選舉成本高昂，政客依賴資本支持，導致政策向利益集團傾斜。槍支問題僵持數十年，全美步槍協會通過游說和《投票指南》左右立法；醫改屢屢流產，醫療利益集團成為最大阻力。

最后，制度僵化正是選舉民主悖論的集中體現。美國“贏者通吃”的選舉制度擠壓第三黨空間，近45%的“獨立選民”無法有效表達訴求。因此，即便民眾不滿，也只能在民主、共和兩黨間選擇，而兩黨均無法代表多數利益。這種“偽代表性”使“制度糾錯”失去民意基礎。

社會撕裂：“糾錯能力”喪失的深層根源

美國政治制度究竟為何失去其“自我糾錯能力”？其根源在于美國社會結構性矛盾的日益深重。

經濟不平等——1%與99%的對立，首當其沖。過去40年，美國前1%家庭收入增長31.4%，而剩余99%僅增長0.4%，85%的新增財富流入頂層。“占領華爾街”運動揭示的“99%對1%”矛盾，因金融資本主導經濟而加劇。制造業衰落后，虛擬經濟加劇財富集中，底層民眾失去“美國夢”的上升通道。

其次，種族矛盾是美國選票政治所無法消弭的系統性歧視。盡管黑人擁有投票權，但其占美國監獄人口的比例（33%）遠超人口占比（13%）。警察暴力執法與“向犯罪開戰”政策，將種族管控嵌入司法體系。弗洛伊德事件證明，“法律與秩序”神話背后是制度性壓迫的延續。

最后，身份政治與民粹主義合流。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口號迎合白人選民的焦慮，但其政策進一步激化族群對立。移民政策收緊、廢除“出生公民權”等舉措，將社會分裂工具化，換取短期政治支持。

特朗普的任性，歸根到底是美國政治體制衰落的縮影。當三權分立淪為黨派斗爭工具、金錢政治腐蝕決策理性、社會撕裂消解共同價值，“制度自我糾錯”便成了無源之水。歷史表明，美國的制度韌性依托于經濟霸權與冷戰等外部壓力，但在金融資本壟斷、極化政治固化的今天，其“修復能力”已難再現。

對于美國來說，若不能直面貧富分化、種族矛盾與政治極化的頑疾，那么特朗普式的任性或將不再是特例，而是成為常態。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

原標題：《美國政治“自我糾錯能力”系統性衰退》

欄目主編：劉暢 文字編輯：劉佳雯 題圖來源：新華社

來源：作者：王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