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進，中國資助者圓桌論壇聯合創始人，斯坦福大學教育學院哲學博士，曾多年在世界銀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等若干國際組織做管理，資助過數百個社會發展的項目，特別是教育、文化、媒體和藝術領域的創新項目。

黃英男：近年中國公益似乎進入了一個低谷，您如何看待這種“低谷”，身處低谷時能做什么？

何進：所謂“低谷”，是和2008年之后的“高潮”相對而言，是公益發展的一個階段，很正常，任何事物永遠處在昂揚向上的狀態才不正常。大勢是你控制不了，但我們可以選擇我們去做什么，至于能不能把這個勢擰過來，這不由你決定，所以我的想法是：

第一，不要埋怨低谷而不去做事，越是在這樣的時候越應該去做事，從而讓這個勢變好；第二，要思考在這個勢下如何做事，何時應順勢而為，何時該逆勢而上。

在我看來，中國做公益的大致有四撥人，這四撥人包括政府、企業、民間組織，還有社會個人。其中，由于個人形不成團體，力量難以顯現，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前三撥，我稱之為三分天下。而民間公益是這三撥人中力量相對最薄弱的，這種情況既有歷史原因，也有體制系統原因，這種薄弱處境需要改變，問題是怎么變？在變的過程中，民間公益的作用是什么？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我認為，民間組織要有所為，一是積極參與，做一個更負責任的合作者；二是尋找機會，發揮自己的獨特作用，通過改進方法，系統地改善整個體制的效益，讓公益發揮更大的效用，解決社會問題。

黃英男：說到公益組織力量薄弱，除了歷史和外部原因外，您覺得公益組織自身目前最大的弱點或者缺失是什么呢？

何進：一是行業共識不足，這導致合作基礎不牢；二是缺乏規矩，這導致合作無法持久；三是行業缺方法論，結果是做事不到位。我們很多公益機構項目做不好，總以為是缺乏方法，缺乏工具，總在“器”和“術”的層面找原因，打轉轉，但“器”和“術”做不好，一定“法”和“道”的層面出了問題。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公益機構普遍對公益的“道”和“法”缺少共識。

黃英男：什么是公益組織的“道”和“法”？

何進：“道”就是機構的使命愿景、價值觀。可能很多人都認為自己知道這個“道”：會說我們都做了這么多年公益了，機構的使命、價值觀都寫得那么清楚了，我們怎么會不知道？但我會去挑戰的是：知道寫在紙上的“道”不難，把“道”落實在實踐中不易，做到才是真知道。這就又牽涉到“法”。

很多人一說“法”就以為是方法，其實這個“法”，不是指做事的方法，那是“術”。這里的“法”包含兩部分。一部分是方法論，是思維方式，指導人們如何思考、如何找到合適的方法去做公益，這是“法”的思維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指原則和規則，幫助人們在做的過程中，應對變化。把公益做好方法論和規則，比你用什么方法本身更重要。

黃英男：說到“道、法、術、器”，2008年至今，中國公益行業經歷了一個短期卻迅猛的發展歷程，您認為這樣的過程有什么利弊？是否也與經濟領域中的“后發優勢”一樣，存在“道”和“法”的欠缺？

何進：“利”大家都能看到，從別人的經驗模式中，中國的公益機構快速成長，這些我就不多說了。我想說的是，“利”中其實也有弊。我指的弊分兩種：一種是對模式的快搬硬套，誤讀誤解，導致在現實中做錯了事，摔了跟頭；另外一種弊更可怕，就是這種“后發優勢”讓很多人養成了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態——總想走捷徑，結果超近道變成了一種做事模式，總想著在短時間內盡快取得最大的成績，不再實事求是。這個心態和做事模式比單純的犯錯更可怕，它為公益機構帶來兩個惡果：第一，不重視自身的基本功；第二，不重視事情發展的基本規律。

借助“后發優勢”，你可以用十年時間把人家看得見、摸得著的部分學會，但人家這些經驗、規律是用一百年時間摸索總結出來的，這個背后的底層邏輯才是真正重要的。如果你仔細看，會發現我們今天犯的很多錯誤都是人家以前犯過的，那我們為什么還會犯，就因為我們沒有把人家背后的那個底層規則學到手，如果不懂這個底層規則，我們注定逃不過這一劫。但在經濟領域，今天我們看到很多中國公司已經懂得了重研發，而不再是簡單地買技術，這就是拋棄了對“器”“術”的簡單模仿，找到了“道”。

黃英男：不懂底層邏輯，是否會導致公益機構在遇到項目失敗時很難認清背后的真正原因？

何進：我常把公益機構做項目比喻為大夫治病。大夫治的是個人身體的病，公益項目治的是社會群體的病。無論是治社會的病，還是治個人的病，都牽扯到三方：病（社會問題），病人（需求方），還有大夫（公益機構）。三方之中，大夫是關鍵。問題的最終解決，要靠大夫。

現實中，如果一人久病未愈，大夫往往從“病”上找原因，在“病人”身上找原因，但同時，應該也必須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與吃錯藥相比，開錯方更可怕。但是，在我看到、聽到、參與過的項目中，絕大多數公益機構都是習慣性地先找外部原因，很少有團隊會仔細審視自己，更沒有人認為自己應對項目不成功負主要責任。

為什么不找自身問題？一是視角盲區，看不到自身的問題；二是思維盲區，不會找自身的問題。在我看來這都是公益組織基本功差的一種表現，所以要想有效解決問題，先要從學會找到自己的問題開始。

黃英男：公益機構如何克服認識盲區，找到自己的問題？

何進：可以先從兩點做起：一是在發現問題時，不要急于畫句號。比如，一個公益機構已經意識到項目有問題，也意識到自己有“盲區”，他們會承認團隊的經驗不夠，方法工具不足，所以項目效果不佳。但緊接著，他們就在這里畫了句號，不再繼續去找產生“盲區”的原因。和摸象的盲人一樣，自己以偏概全還不自知。這個淺嘗輒止的習慣要克服。

二是學會提問題。世界在變，社會問題在變，我們也要跟著變。怎么變？其實沒有那么難，你可以把答案的句號換成逗號，追問一下：是嗎？真的嗎？為什么？還有嗎？社會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只有對策。對策基于對問題的深入思考，精準分析，提問會把思考引向深入。

黃英男：“學會提問”、找準問題是做好公益項目的第一步，但現實中，很多公益項目很容易就走偏了，如何防范這樣的問題？

何進：所謂走偏，就是項目要解決的問題、目標和衡量結果的指標，這三個點沒有形成一線，產生了偏差。比如一個衛生健康項目，說的是要解決病人的痛苦，做的卻是把醫院做大、設備更新、為多少大夫做了培訓。項目雖然完成了，可病人的病痛卻沒有得到解決。

項目走偏的原因各自不同，要具體分析。但有一點是共同的，我稱之為“供方思維”。就是在做項目的過程中，作為供方的公益機構，會很容易滋養出一種“救世主”心態，覺得自己高明，看不到自己的盲區，聽不進不同意見，在做決策時，意識不到自己的方案可能不對，最終結果是打著為需求方服務的旗號，卻干著為自己謀利益的事，卻還不自知。這才是公益機構必須警惕的問題。

我們要時刻問自己：你為什么做公益？公益到底為了誰？

黃英男：您怎么看思益博雅課程體系中《公益項目方法論》這門課程的位置？這個課程對“共建良善社會”有什么樣的作用和意義？

何進：我覺得思益博雅的課程在當前的中國非常重要，課程所涉及的領域多， 范圍廣，內容深，而且緊跟國際動態和科技發展前沿，這在公益圈是獨一份，沒有其他人做這個。

學院開展這一系列課程做的是個慢功，是在做公益和關注公益行業的人補課，也在為公益行業和公益機構夯實基礎。雖然公益處于低谷，有許多迫在眉睫的問題亟待解決，但是我認為這個“慢功”恰恰是當前中國公益最需要的，彌補了過去十幾年公益行業高速發展，基礎薄弱的不足，同時也在蓄勢以備未來。學院課程從兩個方面蓄勢：一方面是“知”，傳播新知，同時厘清舊知中的發展階段和不同流派，在思想理論上正本清源；另一方面是“行”。每個人之所以了解這個世界、發現問題，最終還是為了解決問題，解決問題就必須去“行”。

我認為，這套課程的重點，講的不是公益要具體做什么，也不是公益項目該怎樣做，而是幫助學員弄清楚公益的底層邏輯，也是公益的第一性原理：到底什么是公益？為什么要做公益？我們應該如何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學科、領域，不同的行業、地區去看中國，看公益，思考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公益。只有先弄清底層邏輯，才能做好公益。

我的《公益項目方法論》就在思益博雅課程中“行”的部分。這門課程提供的不是新的知識和理論，而是一種思維方式，從換位思考，審辯式思維，拓寬看問題和想問題的路徑、步驟、程序和方法，幫助大家升級改變原有的思維習慣，系統地提高自己的認知來尋找自己面對問題的對策。不必等別人告訴你一個答案，因為沒有人有你的答案，你的答案一定要自己找。

黃英男：我覺得您的課雖然叫《公益項目方法論》，但這個方法論其實并不只限于公益項目，它可以幫助所有人在面對問題時尋找自己答案。

何進：是的，因為它傳授的是一種思維模式，可以幫助學員在發現問題時，不斷提高精準度，找到并減少自己認知思維的盲區（那些以為自己知道，但其實不知道的原因），從而提高解決問題的有效性，讓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更好。

我發現，很多人認為把事情做好的關鍵是方法，是How。他們以為有了好方法，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這是一個認知上盲區。其實，比How更重要的是Why，是方法背后的底層邏輯。因為方法很多。方法不分好壞，適合你的，適合實際情況的才是好的。要找到適合的方法，必須先明白Why。我的課就是不斷挑戰你的Why，Why是沒有盡頭的。幫助每個人意識、找到自己以為知道，其實不知道的Why，然后選擇How，是我上這個課的目的。

黃英男：您對《公益項目方法論》這門課有什么樣的寄望？

何進：思益博雅的學員的特點是，樂于學習也善于思考。我希望這門課能幫助他們把所學所思落實在行動上，通過改變自己，有效地解決問題，進而影響他們身邊的群體，影響他們所在的行業，為社會帶來變化，也就是“共建良善社會”。

采訪 | 黃英男（思益博雅2023級學員）

編輯 | 黎宇琳（思益博雅2022級學員）

策劃 | 思益博雅課程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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