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蕭功秦

一個健康的社會，就是不斷從體制內游離出邊緣知識人，而同時邊緣知識人又不斷進入體制內的雙向流動的社會。

中國當下的民間知識人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正在經歷從板塊型的大一統社會向多元社會分化的過程。在這一社會分層化過程中，出現了處于游移狀態的邊緣知識分子個體，這里指的邊緣知識人，（Marginal intellectual ）指的是那些體制外的具有人文傾向的邊緣知識分子，不包括經濟上的個人奮斗者。這些游移于社會上的知識人，通過市場提供的資源與機會來謀生，他們努力尋找機會，施展抱負，實現自我價值。

可以說，古往今來的各種社會都有這樣一些處于游移狀態的邊緣知識人。然而，當代中國的邊緣知識人的出現，則與近年來市場經濟與民間社會的發展有關。一方面，在現有的條件下，體制內難以提供足夠的就業與深造的機會，大學、文藝團體、研究所與各種文化事業單位不可能容納所有希望獲得文化職位的人們，另一方面，都市經濟生活的迅速發展，教育事業的拓展，發達地區的文化示范作用的強烈刺激，不斷地持續地刺激外省與邊遠地區的青年知識份子來都市實現個人抱負。尤其是二十世紀在九十年代以后，改革開放中形成的市場經濟與社會空間的多元化，使這些外省知識人在體制外可以獲得謀生與發展的機會。

邊緣知識人的出現，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現象。相對于那些處于社會生活影響力的中心的體制內知識分子，他們處于邊緣，他們的生活往往并不安定，經濟來源也未必充裕，他們基本上沒有固定職業，或有職業但此職業僅用以維生，不足以體現其自我確認的價值。他們在實現自己的價值的奮斗過程中，積累著民間的文化財富，開拓著新的社會空間。要認識當今中國正在形成的市民社會，就首先要認識這樣一些在民間最活躍的知識人。

邊緣知識人有種種不同的經歷，有的人大學畢業，分配在邊遠地區而不能實現自己的抱負，有些人高考或研究生考試落榜，又不甘回到內省閉塞的環境中去，因而來到大都市的民間社會謀求事業發展，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社會流動性，提供了都市內獲得最基本的生存的可能。這些人各有各的特長，各有各的能力，有的是默默無聞的個體戶畫家；有的具有文字才能，他們寫文學作品、策劃組織出版或從事文化活動；也有的從事社會學與政治學研究。其中還有的家境富裕，有足夠經濟來源支持，他們常常在各大城市游學，旁聽著名大學的學者講課，成為編外學生，思考著中國的大問題，如當年毛澤東之在北京大學旁聽一樣。

邊緣知識分子的兩重性

應該意識到，一方面，邊緣知識人是社會上最具生命力與原創性的文化人社群。他們精力、能力、毅力，以及對成功的渴望，其強烈程度遠遠超過一般人。他們往往具有某些與主流價值標準不合的人格特征，例如有的人文學方面極具悟性，然而天生數學太差，又如有的人功課什么都好，但就是外文不及格。有人除了熱衷于繪畫，其他一竅不通。在現行的要求“全面發展”的考試制度下，此類偏才不得不被淘汰出局。而社會又缺乏給予他們進入體制內深造的第二通道，于是紛紛在都市中尋找謀生機會，而他們所具有的種種為社會所需要的特長，反而在市場條件下獲得到發揮的機會，于是紛紛成為游離態邊緣知識人。

邊緣知識人在文化創造方面的優勢，有一位網上作者曾有過很精辟的分析，他說，邊緣人的優勢在于獨立，在于在體制外獲得自由，無須參與與體制本身進行的的利益交換。用這位作者的話來說“什么都不是”，就“什么牽制也沒有”。其實這正是創新的契機。反之，成為體制內的文化人，處于主流與中心，就往往會卷入太深而無以自拔，就會身不由己，失去獨立性。既然處于中心，他就不得不遵守這個中心約定俗成的游戲規則，以此作為在中心生存的必要條件。難道不正是這樣嗎？體制內的利益本來就粥少僧多，君不見，許多在體制內為分得一杯羹的人們，彼此爭得面紅耳赤，耗盡一生的精力，弄得自己與對手勢不兩立，兩敗俱傷。我們可以這樣說，體制內對資源的高度壟斷，使知識分子不得不耗盡幾乎全部精力去迎合體制規定的游戲規則，并屈從于體制的價值標準，從而失去內在的自由（即精神自由）與外在的自由（即生活自由），這是思想家視如空氣不可或缺的東西。

邊緣知識分子則不然，一方面，他們固然得不到體制內提供的稀缺資源，另一方面卻獲得了體制知識分子或“有機知識分子”（葛蘭西語）難以獲得的自由。這正是自由思想者最需要的東西。成為邊緣人則意味著有了最充分的時間自由與精力，去從事自己想做的或自己認為值得做的事情，無須通過與體制進行交換來取得體制內資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邊緣知識人在文化創新方面所具有的潛力與自由度，正是一個社會文化創新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邊緣知識人同時還具有一些負面性的東西。例如，他們中有些人在社會上闖蕩多年，加之經濟窘迫，懷才不遇。內心充滿個人命運的挫折感。例如，他們中有的人在窘困之中不得己給名人投書，希望得到支持與幫助，但卻往往得不到回應；他們內心自尊心很強，然而在社會上卻恰恰被人看不起，甚至受到地方上一些不法份子的欺侮，內心往往有一種不平之氣；與一般知識分子相比，他們對社會的評價更為消極。在沉重的生活壓力與事業挫折感的雙重沖擊下，有些人會出現人格的扭曲。由于他們多少有理論知識，見多識廣，又往往具有常人所沒有的敏感，于是，激進的民粹主義、極端的民族主義式的社會動員的意識形態就會對他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因為這些意識形態話語可以使他們對社會的不滿情緒的宣泄得到最大的理由化，在某些危機形勢下，他們會突然變為“社會正義”的代言人，變為反主流文化的先鋒派，這時，他們會感受到一種受壓抑者沖破錮桎時產生的浪漫的人生體驗，那可是一種被羅素形容的充滿“登仙般的飛場感”的人生體驗。

對于邊緣知識人群體中的某些人士身上的負面性，有一位老朋友曾有自己的具體體會。這位朋友從北京歸來，頗有感觸地向我談及自己在北京與當地民間文化人廣泛接觸后的體會。他說自己原先對于那些從事民間文化事業的知識分子的看法還是比較積極的，這些從體制中游離出來的知識分子，從事著各種市場需要的文化行業，從影視到出版策劃，從理論上說，這些邊緣文化人可以說是中國未來市民社會的萌芽。然而，這些文化人在商業運作中的不擇手段，只要有利，什么都愿干。又如他們炒作新聞時表現出來的煽情性，一切都是為了迎合市民口味以求得到較高的收益。這位朋友不無感嘆地說，這些民間文化人身上已經沒有八十年代時第三代知識分子那種憂國憂民的執著與獻身精神，他們身上更多了些商人式的唯利是圖。這位朋友擔心，更有甚者，在社會轉型出現重大的困難與危機時，這些不被體制承認，事業未遂而充滿挫折感的社會人群，可能是經濟危機的最先的受害者，他們身上潛伏的反社會、反文化情緒可能起到激化社會矛盾的負面作用。這位朋友說，當年希特勒式的啤酒館暴勸，其社會基礎不正是那些失意的邊緣知識分子么？雖然中國現在的情況與當年的德國完全不能相提并論，然而，從歷史上看，當一個社會進入危機時代時，邊緣知識人成為最具活性的社會分子，并對社會進程產生重大的影響力則是不爭的事實。

開放社會與邊緣知識人

邊緣知識分子已經是社會分化過程中出現的現象，他們的存在具有社會學上的意義。人們是不是能客觀地、公允地評價他們，為他們創造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機會與條件，對于社會在穩定中求進步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如何對待邊緣知識人？體制內的知識分子應該對他們多一分同情、理解與關心，不要居高臨下，不要冷漠與趾高氣揚，要平等地對待他們，要為他們盡可能地提供幫助與支持。就社會而言，要開放更大的社會空間，讓他們更多一些成功感，更少一些挫折感 。健康的社會，就是最能夠容納邊緣人進入體制的社會。更確切地說，一個健康的社會，就是不斷從體制內游離出邊緣知識人，而同時邊緣知識人又不斷進入體制內的雙向流動的社會。只要社會善待他們，為他們提供各種機會，他們會以他們的才智與特長為社會作貢獻。前面我介紹的美國那個國際援助者組織就是一個例子。某種意義上說，在文革后期各地的“民間思想村落”都是一些在插隊落戶運動中形成的邊緣知識人群體，而七七年恢復高考與研究生考試以后，其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人都通過制度化的社會通道進入高校與研究所，成為體制內知識分子。這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邊緣知識人向體制內知識分子的轉化運動。后來，這些八十年代人成為中國現代化最主要的生力軍，而他們處于邊緣人時期的生活經歷與磨練，對于他們的事業成功具有重要的價值。

相反，如果一個社會不能為邊緣知識人提供社會通道，他們個人的挫折感與社會不滿情緒，將有可能與絕望階級對社會的不滿相結合，于是就會形成社會反抗的溫床。他們當中有些人會成為激進的民粹主義者，呼喚“再來一次經濟文革未必是一場災難”，以“左”的面目來“為民請命”，有的人則會成為民族主義極端派人士，高倡激進的口號，以左的“反帝反修”的革命大旗來取得意識形態話語上的優勢地位。如果要理解此類邊緣知識人在中國政治中曾經扮演的角色，我們可以從本世紀二十年代以后大量的歷史事實中感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