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一直堅決反對把日本的經驗教訓硬套在中國頭上。

2023年上半年國內金融領域特別吹捧辜朝明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6月還把早就邊緣化的辜朝明請到中國演講，以此催政府趕緊加大刺激、大放水，小鎮在 《》已經批判了。

小鎮特別搞不懂某些領域、某些人士，不停的提醒中國要學習、吸取日本的經驗教訓，而在中美博弈中，又傾向于對美妥協，不希望中國硬抗下去，對中國抗爭到底表示悲觀。

這些人沒發現這兩者是根本矛盾的嗎？

越是吹捧日本做得對，就會越堅定中國斗爭到底的決心，絕不妥協接受美國的方案。

相比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中國更關注的日本教訓，恰恰是在外部壓力下日元升值導致的危機，對“廣場協議”極為警惕。如果某些人士希望中國對美妥協，就不應該強調日本跟中國的相似性，而應該反復強調中國不是日本，中國比日本強得多，同樣的措施，日本陷入30年衰退，但中國一定會變得更好，而不是反過來。

為啥這么說呢？

特朗普的團隊從去年11月就在炒作“海湖莊園協議”，還直接稱為“廣場協議2.0”，特朗普雖然經常說關稅、制造業回流，但更在意的其實是匯率，對內希望美元貶值，對外希望人民幣等其他貨幣升值，以此來實現美國與其他國家貿易的再平衡，就像30多年前要求日本一樣。（參見《》）

當時美國也是面對日本出現巨額逆差，于是要求日元升值，從而一定程度降低日本商品的競爭力， 降低對日貿易的逆差， 還要求日本更多購買美國國債，于是就實現了美日貿易的再平衡。

其實中國2001年入世以后，中美之間也基本延續這個模式。

在貿易領域，中國對美順差越來越多，中國則以美元外匯作為人民幣發行的錨，從而實現了人民幣的穩定，持有的外匯則購買美國國債。

于是中國要貿易，美國要金融，各取所需。

這套模式一直持續了十幾年，但中國畢竟不是日本，中國科技和產業提升太快了，而且14億人的龐大國度，就像一個永遠吃不飽的“怪獸”，吞下了全球一個又一個產業，從中低端開始向中高端攀爬，拿下來一個又一個“工業明珠”，而這幾年又開始向生產性服務業和服務貿易領域推進，這是美國的命根子。

所以老模式就持續不下去了，美國開始管控技術輸出和高技術產品出口，搞重返亞太，指責中國是匯率操縱國，要求人民幣升值，這其實就是當年美國要求日元升值的老模式。

但問題是，隨著2017年開始中美摩擦加劇，再加上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后，美國竟然真的對俄羅斯境外資產下狠手，這實在太嚇人了。

同時中國科技和產業持續提升，美國制造業流失越來越嚴重，中國制造對美國制造的優勢越來越大，導致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激增。本來美國可以靠服務貿易和金融進行平衡，但美國開始限制知識產權交易、限制高技術產品出口中國。

而中國又為了降低風險，開始推進外匯儲備的多元化，持續減持美國國債，從2013年最高峰的1.3萬億美元不斷降低，到現在只剩7600億美元，差不多腰斬了。增持的是美國國內企業債、日本歐洲等其他國家國債，以及黃金儲備，同時還在推進新型易貨貿易、貨幣互認、人民幣結算等等。

美國越施壓，越要求中國走日本2.0道路，中國越是堅決不同意，寧可打到底，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就越加劇。

現在就是這么個局面。

但說實話，日元升值，真不是日本被迫，實際上日本政府認為升值是有利的，也并不是如現在說的上了美國的當，這么大的決策不可能被這種陰謀論裹挾。

就比如討論二戰后國際金融秩序的“懷特方案”，提出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于是美元取代英鎊地位，這個方案的提出者懷特實際是蘇聯間諜，他 堅信蘇聯必勝、共產主義必勝，認為 美元成為世界貨幣，可以加速帝國主義的崩潰，所以才極力推動這一方案。

但之所以二戰后以美元作為世界貨幣，也是因為客觀需求且沒有其他選擇。日本當時簽署“廣場協議”，選擇日元升值，也是類似情況。

其實回過頭來看，日本之所以出現失落的三十年，主要責任不在廣場協議、日元升值，而在于日本政府嚴重的政策失誤。

比如過于快速的日元升值，短短10年，日元對美元匯率從1985年的250:1，升值到1995年的79:1，這么猛的升值速度，哪個國家都受不了啊。

還有嚴重錯誤的貨幣政策，為了應對1985年開始日元過快升值導致的出口競爭力下降，日本政府選擇長期超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刺激國內需求，但大量資金沒有進入科技研發和生產制造，而是涌入房地產領域，炒房可比搞制造來錢快，結果就導致嚴重的資產泡沫，當時號稱“賣掉東京就能買下整個美國”。

1990年泡沫破裂之后，日本出現了嚴重的流動性緊缺和全民債務危機，這時候本應該搞量化寬松，提供流動性，提高通脹率，畢竟通脹是消滅債務最有效的辦法。同樣欠100萬，如果每年通脹10%，5年就基本債務減半。

結果日本直到2000年才推出量化寬松，這時候已經泡沫破裂整整10年了，已經形成了慣性，尤其嚴重的債務導致日本貧富差距拉大，企業保守經營，階層嚴重固化，日本進入低欲望的下流社會，這時候再搞寬松已經晚了。

日本遲遲不肯啟動量化寬松，又恰逢中國經濟崛起，大量日本企業出海，進一步加劇了日本本土的危機。

財政政策也是一塌糊涂。現在國內某些金融人吹捧辜朝明的那一套財政刺激，就是日本從1990年開始的，在城鎮化率已經接近70%的時候，搞“土木立國”，而不是把資金用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導致日本錯過信息革命，而政府債務率從1990年的65%激增到2010年的200%以上。

最關鍵的還是日本只是簡單使用貨幣、財政政策，從量上進行刺激，“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忽視結構性改革，對僵尸企業救助過多，侵占了大量寶貴資源，也沒有打破大企業壟斷、終身雇傭制，導致日本勞動力市場僵化、創新乏力，日本整個國家固守傳統技術領域，忽視了技術代際更替。

還有一個嚴重問題，那就是對金融系統極為放縱，監管不力。1990年泡沫破裂，為了保護日本的銀行，長期容忍日本銀行成體系的掩護不良貸款，沒有要求銀行核銷壞債進行重組，直到1998年才出臺《金融再生法》，大規模處置不良資產，但已經晚了。

更不要說對影子銀行、各種所謂的金融創新監管嚴重不足，甚至允許銀行通過“表外業務”去掩蓋風險。這種做法跟日本制造業長期造假一個樣，反正出了問題，鞠躬就行了，一鞠躬不夠，那就二鞠躬，頂多三鞠躬也就完事了，至于問題是否解決，不重要。

所以，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美國強迫日元升值，責任可能也就是兩成，中國、韓國、東南亞國家的崛起大概占兩成，最主要的責任就是日本政府一塌糊涂的政策失誤，起碼占六成。

而且是從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金融監管、產業政策、社會政策、外交政策、政府治理等等在內的全局嚴重失誤。

但是呢，國內某些人，絕不肯說日本做錯了，非得把日本政府捧得老高，大夸特夸日本如何在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的指導下，如何英明地加大財政刺激等等實現了經濟平穩，用這套話術去批評中國。

要不說這些人短視、想當然。既然日本做得對，那么就得給日本失落的三十年尋找一個合理的解釋，既然不是日本政府政策失誤，那么當然就是因為美國強迫日元升值。

于是，外部強迫升值，就跟失落三十年、大危機牢牢綁定了。

越是吹捧日本，中國就越堅定不能按照美國期望的方向走，越堅決不同意在外部壓力下人民幣升值，越要斗到底。

特朗普團隊其實很清楚，美國不可能恢復制造業，也不可能阻止中國科技和產業的繼續升級，唯一能夠短期平衡中美貿易的就是調整匯率，這套邏輯其實還是有道理的。所以特朗普搞這么多大動作，其實對外的目的很可能就是匯率，而不僅僅是如第一任期那樣讓中國多買美國的農產品，唯有調整匯率，才能相對本質的解決問題。

如果人民幣在未來10年升值一倍，從現在的7時代升值到4時代，這可比關稅、中國加大采購來的更有效，特朗普也能夠把這個當做巨大政績去獲得中期選舉的勝利，支持MAGA派沖擊2028年大選。

不過現在說啥都沒用了。

在某個圈子里，最崇拜的是美國，其次是日本，大家可以觀察下這個圈子很多人經常待在日本，因為美國生活方式差異太大，而且日本距離中國更近，資金流動更自由，各方面更方便。

但吹了幾十年日本，就導致日本衰退的一切責任被歸咎于美國，這或許是這些人沒有想到的負面作用。

現在美國特別希望人民幣升值，不停地指責中國匯率操縱；但越是這樣，人民幣就越不升值，而是長期保持在7時代的穩定波動，畢竟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盤子太小了，央行有足夠掌控力。

什么時候美國不搞針對了，開始有誠意的合作了，那人民幣也會自然而然的慢慢升值，就像2008年人民幣兌美元是7.3，到2014年初就升值到6.03，差一點進入5時代，但之后中美摩擦加劇，人民幣開始貶值。

這就形成了悖論：

美國現在壓力很大，想盡辦法逼人民幣盡快大幅升值；而越逼，中國越不愿意升值，擔心重蹈日本覆轍。只有美國放棄對抗、友好合作，人民幣才會逐漸升值，但美國又不愿意好好合作。

那就卡著吧，最終就看誰更扛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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