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長久（華語智庫高級研究員）

唐納德·特朗普2025年初再次入主白宮以來，更加瘋狂地挑起關稅戰、貿易戰。特朗普以不法商人的“交易藝術”威脅恐嚇、滿天要價、訛詐勒索，將關稅作為實施極限施壓、謀取私利的武器，嚴重侵犯各國正當權益，嚴重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嚴重損害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嚴重沖擊全球經貿秩序穩定，這是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與整個世界作對。

各國加強合作、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反對美國霸凌行徑，維護各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維護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國的倒行逆施不得美國和各國人心，終將以失敗告終！

加征關稅難以重振美國制造業

特朗普一再宣稱，關稅將有助于把制造業帶回美國。美國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暗示，加征關稅將是永久性的，因為特朗普需要它們來重振美國制造業。幾十年來，美國一直是世界經貿關系中的最大受益國。美國制造業萎縮是國內經濟政策變化造成的，加征關稅難以重振美國制造業。

據美方數據，2024年，美國貨物貿易逆差12941.39億美元，服務貿易順差2933.29億美元（還有統計為3400億美元），2023年美國企業海外凈利潤達6320億美元。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特別是1973年美國與沙特阿拉伯達成協議：美國提供武器、沙特阿拉伯承諾石油貿易以美元結算。僅2020年1月至12月，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從4.13萬億美元增至7.34萬億美元，即一年內擴表3.21萬億美元。

百元美鈔的80%在美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流通，而每張百元美鈔成本僅17美分。基于美國國內需要，美聯儲大量印發廉價“綠紙”從全球獲取資源、初級產品和生活必需品。總之，按貨物、服務和企業投資利潤以及美元效應綜合計算和比較，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在世界經貿關系中的最大受益國。

美國“工業被掏空”、制造業萎縮都是國內經濟政策變化造成的。1929年10月24日到29日，美國股指從暴跌到崩潰，時任美國總統胡佛仍然相信市場“萬能”、政府拒不干預。到1933年3月4日富蘭克林·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失業率高達25%以上，200萬人無家可歸，工業生產下降50%以上，34個州加上哥倫比亞特區政府陷入癱瘓。

羅斯福是在美國歷史上最嚴重大蕭條之際當選為美國總統，也是任期最長（1933—1945）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實施“新政”的核心是政府加強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宏觀干預，“有形之手”（政府）和“無形之手”（市場）相輔相成。羅斯福“新政”的基本理念和政策指引在西方國家沿續到20世紀70年代末，從羅納德·里根政府（1981—1988）起，美國開始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核心是放松對金融業和金融市場的監管，導致美國經濟金融化。

英國《衛報》網站2016年5月22日發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全球經濟分析師拉娜·福魯哈爾題為《美國資本主義陷入危機，大多數美國人淪為失敗者》的文章指出：“亞當·斯密所構想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崩潰了——有太多學術研究顯示，市場不再發揮支撐經濟的作用。建立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制度是為了通過金融系統把勞動者的儲蓄匯集到企業。但現如今，只有15%的金融機構的資本用于這一目的——其余資本都處在封閉的交易投機循環之中。”

2011年，美國群眾發起“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旨在反對權錢交易、“錢生錢”投機活動，財富越來越集中在華爾街少數億萬富翁手中。在2016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希拉里在接受黨內總統候選人提名后表示，決不允許再讓華爾侵犯美國普通民眾的利益。她說“在美國，最頂層的1%的人得到了（全國）90%的收入，錢都集中到他們口袋里。”時任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2021年9月17日在倫敦發表演講中袒承：資本主義沒有為美國經濟發揮應有作用，需要對它加以改進。她說：“我們不能有這樣一種體制，在這種體制下，一部分的成功來自對工人的剝削，以及對環境和其他方面的剝削，我們必須糾正這種現象。”

拜登政府時期（2021—2024）的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杰克·沙利文2023年4月27日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題為《重振美國全球經濟領導地位》的演講中證實：“美國的工業基礎被掏空”、“美國制造業社區被掏空”，美國幾十年來所作所為所說有很多是錯誤的。他認為，痛苦和緊迫的改革是必要的。偏袒金融業而非“實體經濟”的錯誤在于：“我們的工業能力——這對任何國家有能力繼續創新至關重要——受到重創。”美國制造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已經1980年的28%降至10%左右。

大量事實證明，美國制造業萎縮是國內經濟政策變化造成的。加征關稅難以重振美國制造業。美國是跨國公司最多和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截至2022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約8.3萬億美元，大大超過美國引進外國和地區直接投資存量4.9萬億美元。企業投資布局基于比較利潤。據2023年數據，制造業平均小時工資：美國29.06美元（加上福利和獎金達42.99美元），歐盟（歐元區）約30美元（包括福利），日本約15.2美元（包括年終獎和補貼），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約3.5—5.6美元、中西部地區約2.0—3.5美元（包括基本工資和部分補貼，不含社保）印度約0.8—1.5美元，越南約1.5—3.0美元，印度尼西亞約1.0—2.5美元，墨西哥約2.5—4.0美元，巴西約3.0—5.0美元。

蘋果公司90%iPhone手機是在中國生產組裝的，中國勞動者、中國市場乃至世界市場，為蘋果公司創造了巨額收入和利潤。一部iPhone16Pro（256GB版本），在中國生產組裝硬件總成本約580美元，其中零部件來日本、韓國和臺積電等，共約549.73美元，中國組裝測試和產線運營等約30美元；在美國生產組裝，進口零部件成本549.73美元，組裝測試和產線運營約300美元，總成本達800美元，如果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54%的關稅（296.86美元），在美國售價達1146.59美元，征稅部分由美國消費者承擔。2024年首次現身鏈博會的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說：“沒有中國合作伙伴，我們無法取得今天的成就。”

我國臺灣《聯合報》2025年4月9日發表題為《朝貢團若上談判桌，別讓特朗普分拆了臺灣》的社論介紹，特朗普政府商務部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以蘋果手機為例，提出為什么手機非得在中國制造？為什么不能在美國生產？特朗普說這些東西以后要在美國制造。

同一天，德國《明鏡》周刊網站發表題為《蘋果不再是市值最高的公司》的文章有力地回答了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提出的問題：熟悉蘋果供應鏈的行業專家迅速駁斥了特朗普及其商務部長的設想。韋德布什證券公司分析師丹·艾夫斯警告，如果蘋果公司在（美國）西弗吉尼亞或新澤西建廠生產iPhone（手機），每部手機售價將達3500美元。他說,僅將10%供應鏈遷回美國，蘋果就需歷時3年，耗資300億美元。

尼達姆公司分析師勞拉·馬丁指出，蘋果公司花了大約3年時間才將14%的iPhone產能轉移至印度.莫菲特·內桑森公司分析師克雷格·莫菲特表示，蘋果公司花了15年到20年的時間構建現有供應鏈，“這根本無法在其他地方復制”，關鍵是美國勞動力市場根本提供不了足夠數量的合格工人。

美國已有7萬多家企業在華投資興業，年利潤超過500億美元。其中高通和英特爾公司在中國市場營收分別占全球營收的2/3和1/4。2024年10月，美國最大億萬富翁、在華投資大戶馬斯克的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第300萬輛整車下線，該公司占全球50%的汽車是在中國生產的。特斯上海儲能超級工廠從2024年5月開工、歷時7個月竣工。特斯拉儲能超級工廠初期規劃年產商用電池1萬臺，儲能規模近40吉瓦時（Gwh）。

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2025年4月8日發表題為《調查發現美國企業計劃保持與中國的聯系》的文章介紹，“在接受調查的美國商會約40個成員企業中，大約70%表示計劃保持或加強與中國的聯系。此外，全球企業法律顧問協會的126個會員中，大約60%也表達了相同的意向。”

美國《紐約時報》4月9日發表題為《關稅風暴中，許多公司把中國視為最安全的避風港》的文章指出：“特朗普一直聲稱，關稅將有助于把制造業帶回美國，但這仍然是一個難題。目前，即使在關稅將吞噬中國成本優勢的情況下，大多數美國工廠也無法與中國的制造能力、產能和速度相比。”更換供應商是一個艱難、昂貴和耗時的過程。

總部位于丹佛的竹纖維床上用品制造商MOSO Pillow公司創始人特拉維斯·盧瑟稱，一名咨詢師曾告訴他，在美國新建一個種植和加工竹纖維的工廠至少需要600萬美元。而在等待竹子生長的多年時間里，他仍需支付關稅從中國進口原料。把供應鏈徹底轉移到另一個國家需要時間和資金，這是企業不愿做的事情。文章的結論是：“盡管特朗普總統對中國真實征收了額外關稅，與他對亞洲各國征收的一系列關稅以及他下一步行動的不可預測性，促使一些公司繼續扎根中國，這與特朗普所希望完全相反。”

特朗普政府寄望通過高額關稅迫使這些跨國公司完全回歸，以重振美國制造業，卻忽視了美國制造業的衰退源于內部政策失誤，而非單純的外部競爭。跨國公司在中國及其他地區的深耕，早已將全球生產網絡編織得密不可分，強行“回流”不僅成本高昂，更可能損害美國消費者的利益和企業的全球競爭力。正如蘋果、特斯拉等巨頭的實踐所示，中國市場的效率與規模無可替代。

關稅或許能制造短期聲勢，卻難以扭轉美國制造業的結構性困境。在全球化的今天，單邊主義的高墻只會讓美國離“制造業復興”的目標更遠，特朗普的關稅豪賭，注定是一場難以兌現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