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昌起義、上海早期工人運動及后來的抗日戰爭、國共內戰，黃慕蘭不僅是個參與者，同時還是歷史目擊者，在她傳奇的一生中，歷經了革命許多關鍵時刻，周總理將她稱之為“我黨的百科全書”與“黨的奇兵”，陳賡大將更是評價：“黃慕蘭的一生是中國革命曲折發展的反映”。

從這里可以看出，黃慕蘭在革命時期立下了赫赫戰功，對人民和國家有重大貢獻，然而在建國后，深受“潘楊案”影響，導致她被判處死刑，毛主席在得知情況后，十分生氣說道：“她是咱全黨的恩人。”

那么黃慕蘭就究竟是誰，在革命時期做了什么樣的貢獻，毛主席會說：“她是咱全黨的恩人”，今天來聊下這個事情。

1907年7月18日，黃慕蘭出生于湖南瀏陽一戶開明之家，父母的開明，讓她自幼受到了極大的寵愛，沒有未讓她受纏足之苦。黃慕蘭有記憶力和語言天賦，十分善于學各地的方言。

12歲的時候便進入長沙周南女校讀書。該校校長朱劍凡與夫人毀家興學，創辦周南女子學校，立志教育出一代獨立女國民，學校先后培養出了，向警予、蔡暢、楊開慧、丁玲等近代知名女性，黃慕蘭深受校長夫婦“女子當自尊、自重、自立、自育”思想的熏陶。

作為名門中的女性，黃慕蘭完全能和那些世家小姐一樣，讀書寫書、學習藝術，或者相夫教子，過著簡單平凡的生活，然而黃慕蘭卻不一樣，踏上了革命道路。

期間有一段包辦婚姻，然而男方不僅抽鴉片，而且還打丫鬟，這讓她忍無可忍，隨后給父親寫信，希望能回家，好在父親通情達理，也沒多說什么，回到家后，父母讓她準備大學，期間閱讀了不少革命書籍，文章、傳單、簡報。多年后，黃慕蘭曾對人說：“如果不是我的父母如此開通慈愛，或者我當時結婚遇上一個好男人，也許我的故事就此結束了。”

北伐前夕，黃慕蘭剪掉長發，前往漢口參加婦女運動，期間她擔任漢口婦女部部長，這期間成為了一名黨員，之后本來有機會去莫斯科留學，可由于工作太忙，黃慕蘭沒有去，后來的時候曾經回憶：“我如果去了，我就是蔣經國的同學了。”

1928年，黃慕蘭接到組織通知，讓她去上海任中央委員會機要秘書，成為中央特科成員，那時候在大城市做地下工作，多數以女性為主，因為她可以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完成組織任務，同時不會引起敵人注意，到山區的工作多數是男性較多，因為一直城市工作，偽裝成農村婦女十分容易被發現。

3年后，上海地下工作遭到了敵人的嚴重破壞，這時候組織看重了黃慕蘭的活動能力和社會關系，讓黃慕蘭配合潘漢年完成營救被捕同志的任務。

期間，關向應被敵人抓捕，然而那時候他使用了李世珍并沒有被敵人發現，原本打算進行營救關向應，然而在這個時候，顧順章被捕叛變，導致我黨身陷巨大危機，情況十分危機，在這萬分緊急時刻，黃慕蘭接到任務，全力救出關向應。

接到任務后，黃慕蘭找到了叫陳志皋的進步律師幫忙，隨后在他的幫忙找到了在上海司法界有巨大聲望的陳其壽，陳其壽很欣賞她的才貌，隨后將她收為干女兒，接著她趁機提出有個遠方親戚李世珍被當局誤抓，關在龍華監獄，希望能幫忙通融，隨后陳其壽出馬打點，關向應在關半年后被釋放，并助其轉赴蘇區，保存了紅軍重要領導人。

之后，一天黃慕蘭正在陳志皋約會，偶然間得知：“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個共產黨的大頭頭，50多歲的樣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齒，一只手只有4個手指頭。這個人架子蠻大，但一點沒骨氣，還沒用刑就什么都交代了……”

黃慕蘭發現了情況不對，于是她假借頭疼，草草結束了約會，讓陳志皋送自己回家，一回到家，她便給潘漢年打電話要求見面。

隨后潘漢年和黃慕蘭見面，便告訴了潘漢年敵人抓捕了一名我黨一名頭目，是湖北人，其中一只手只有四個手指頭，潘漢年立刻意識到，向忠發被抓，而且有可能背叛了黨組織。

潘漢年迅速告別了黃慕蘭，找到了周總理，將情況如實匯報，周總理第一時間做了安排，所有人員和地點立即轉移。

當天晚上，向忠發帶著人來到了周總理住所，好在黃慕蘭及時傳遞情況，沒有讓敵人的陰謀成功，而這也證實了向忠發叛變的消息。

在這之后，敵人在報紙上刊登“伍豪等聲明脫離我黨的啟事”，周總理在看到該聲明后，迅速找到了潘漢年，希望能對該啟事進行回應，隨后潘漢年找到了黃慕蘭并對她說：“自從顧順章叛變后，敵人在四處造謠，說我已經叛變自首了。你有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我辟謠，揭穿敵人這種卑鄙無恥的伎倆？”

伍豪是周總理的之前的筆名，在五四運動期間在天津覺悟社的代號為“伍豪”，后來又用作在黨中央刊物《紅旗》雜志和《紅旗日報》上發表文章時的筆名，為黨內外許多人所熟知，便馬上拿起筆來起草了一篇稿子 ：“陳志皋律師代表伍豪啟事 ：鄙人身體健康，希諸親友勿念……”

周總理對此還能滿意，稱之其為我黨的女諸葛，于是便將這件事情交給黃慕蘭處理，隨后陳志皋出面，委托法國籍律師巴和辦理此事情。

1932年3月4日，《申報》登出了《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徹底粉碎了敵人的陰謀，而后我黨也進行了配合，讓敵人的陰謀徹底瓦解。

之后，黃慕蘭和陳志皋結婚，隨后她奉命脫離組織，以銀行家、慈善家及國民黨特派員等身份繼續為我黨工作，先后參與了“全國冤獄賠償運動”、營救“七君 子”出獄、打通中共海路交通線等重大行動。

1955年，黃慕蘭因曾與潘楊案（被錯誤定為“內奸”）共事而受牽連，被誣為“反革命”判處死刑。周總理得知情況后，迅速找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審閱案卷后震怒，批示：“黃慕蘭是我們黨的好同志，免除死刑！

雖然被免除死刑，可依舊被關押17年，直至1975年出獄，1980年鄧穎超推動其徹底平反，黃慕蘭獄中堅持鍛煉身體、研讀馬列著作，自稱“軟禁是對我的保護”，甚至調侃“躲過了特殊時期的沖擊”。其自傳《黃慕蘭自述》中寫道：“我將身心奉獻給黨，無怨無悔。”

1980年，被平反后，后任上海市政府參事并離休，1993年移居杭州。

2017年2月7日，在浙江杭州辭世，享年110歲。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