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說二戰是一戰的延續，這一觀點德國人應該最為認同。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德國最終在第二場戰爭中被打服了。二戰后的幾十年里，德國人對自身進行了深刻反思，在實際行動上也有誠懇的悔改，這在全世界是有目共睹的。

同樣是戰爭的發動者和戰敗國，日本在二戰后的表現就大為不同了。從不斷否定侵略到時不時“修改”歷史，如同當年德國人對一戰結果不服，日本人對二戰結果也是一萬個不服。那就簡要回顧一下兩次世界大戰歷史，看看德國人和日本人的“不服”究竟有何不同？

德國對一戰不服

1918年春，打了3年多的一戰進入到關鍵階段。迫使蘇俄退出戰爭后，德軍將東線兵力大量調往西線，德國人這次成竹在胸，他們要一舉蕩平英法。也是，對付兩線作戰的德軍，英法聯軍還累個半死，現在如何與掉過頭來的數百萬德軍周旋？

勝利的天平似乎傾向德國，但此時的德國人也明白，已經參戰的美國人留給自己的時間不多了。大洋彼岸的美軍和武器裝備源源不斷抵達歐洲，雙方陣營都清楚，決勝時刻到了。

1918年3月-7月，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的“雙重唱”進入高潮，德軍在西線接連發動5次大規模攻勢。在第三次攻勢中，德國人進逼至距巴黎幾十里的地方，48年前兵臨巴黎的一幕似乎又將重演。

誰也沒想到，這年春天突然爆發了可怕的西班牙流感，殺傷力極強的病菌肆虐著歐洲大地，詭異地帶走了無數條生命。遭到協約國軍隊反攻和西班牙流感的雙重打擊，德軍有生力量在短時間內被大量消耗，軍隊士氣一度趨向低落。

不過，協約國也同樣損失慘重，德軍雖無力再發動大規模攻勢，但轉入防守保持不敗還是沒問題的。鑒于此，老帥興登下令采取防御策略，開始苦心經營著名的齊格飛防線。當年9-10月，保加利亞、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相繼與協約國簽訂停戰協議，德國的盟友一個個倒下了。

德國人的麻煩還沒完，11月4日，遠在比利時德軍指揮部的威廉二世得到后院起火的消息：基爾港水兵起義了。嘩變迅速蔓延到整個海軍及全國，首都柏林也發生了“十一月革命”，德國工人和士兵紛紛舉行罷工和武裝起義。

德國各地紛紛成立蘇維埃，革命的紅旗飄揚在許多城市的上空，德意志帝國撐不住了。德皇威廉二世不死心，揚言要調回軍隊鎮壓革命。然而，已看透局勢的興登堡誠懇告誡威廉：“陛下，軍隊不會服從您了。”

隨后，巴登親王將威廉二世的德意志皇帝與普魯士國王封號雙雙廢除。威廉二世試圖保留普魯士國王頭銜，但要求很快被拒絕。形勢逼人，在興登堡勸說下，威廉只得宣布退位，提前退休的末代皇帝隨即流亡荷蘭，德意志帝國至此成為歷史。

包括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左膀右臂興登堡和魯登道夫，許多德國軍人認定“十一月罪人”毀了德國。其中，蘇維埃成為壓垮德意志帝國的最后一根稻草，被協約國列為“二號戰犯”的興登堡在他的回憶錄提到：德國實際上沒有戰敗，而是“被人從背后捅了一刀”。

逃到瑞典的魯登道夫也發表了著名的“刀刺在背傳說”，這位德國名將在他的《我的戰爭回憶1914-1918年》中更是直言不諱：“德國被左派政客出賣，他們將革命之刀插入德軍之背。二十年內，德國人將不停詛咒那些從背后捅刀子的人”。同法國福熙元帥“這不過是二十年的休戰”的預測一樣，魯登道夫也預測對了。

德國投降時，上百萬德軍還盤踞在法國、比利時的領土上，協約國軍隊也沒有一兵一卒進入德國境內，德國本土更沒有像二戰末那樣遭受轟炸。對這場戰爭“莫名其妙”地戰敗投降，德國人當然不服，此后二十年一直耿耿于懷，直到再次把歐洲拖進戰火的深淵。

日本人對二戰不服

不知和美國人達成了何種默契，在二戰后的東京大審判中，應負戰爭“全責”的日本天皇竟然安然無恙。1946年，裕仁欽點年近古稀的吉田茂出任戰后第一任首相。吉田茂是一名職業外交官，曾出任日本駐天津和奉天總領事，還曾常駐美國，這些經歷對其處理中美日三方關系頗有幫助。

吉田茂此人可能不大出名，但他在任內干的幾件事就很有名了。主政八年中，吉田一直唯美國主子馬首是瞻，先后在麥克阿瑟主持下制定了對日本影響深遠的“和平憲法”、簽訂了與日媾和的“舊金山條約”和有明確針對性的“日美安保條約”，在朝鮮戰爭中充當美國的前進基地和“后方兵工廠”，為日本經濟的復蘇撈取了沉甸甸的第一桶金。

日本這個民族的確奇特，尚武善戰又不輕易認輸。對二戰戰敗這一結果，日本人打心眼里不服氣，頑固地認為自己是被美國人的“黑科技”和蘇聯人“從背后捅刀子”合伙陷害的，至于身邊那個艱苦抗戰14年的大國，日本根本不放在眼里。

看來，想讓日本人服氣，只有把它打得滿地找牙，哭爹叫娘，戰后的日本人對美國人俯首稱臣，言聽計從大概就是明證。雖然不服氣，但日本人善于總結經驗教訓，還不忘從其他層面“反思“二戰。任內的1951年，吉田茂下令外務省開啟一項調研計劃，對日本在二戰期間在外交上的“失誤”進行反思。

此項調研歷時數月，最終形成一套秘密文件，直到半世紀后才陸續解密并公布。按照吉田茂劃定的“層面”，文件中羅列了日本在二戰期間犯下的一系列外交“錯誤”，可大體歸納為以下4點：

一、“輕率”退出國聯

作為一戰后凡爾賽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聯被當時的國際社會寄予厚望。因在和英法的斗爭中落敗，創始國美國沒有參加，德國在1926年加入國聯，至此形成英法德意日“五常”，這在現在看來是多么諷刺。

九一八后，日本扶植成立偽滿洲國。經過曠日持久的調查，1933年2月，國聯大會對“李頓報告”進行表決，最終以42:1的記名投票通過。投了自己唯一一票仍不為世人所理解，日本人決定不跟你們玩了。

日本全權代表松岡洋右作了聲情并茂的最后演說：“日本民族同耶穌一樣災難深重，終有一天世人會理解日本救贖世界的崇高舉動”。隨后，松崗鄭重向國聯道一句撒由那拉，率日本代表團趾高氣昂地離開會場。

1934年，一直將國聯視為“帝國主義陣營”的蘇聯加入了，同期，斯大林還通過一系列條約穩定了與鄰國的關系，不斷提升蘇聯的國際地位，這是日本人最不愿看到的結果。

調研“文件”認為：日本輕率退出國聯成了與英美決裂的開端，便宜了蘇聯，實為愚蠢之舉。……即便國聯成員國都不承認“滿洲國”，作為彌足珍貴的“五常”之一，日本應留在國聯以避免陷入國際孤立。

二、幻想“四國結盟”

德意日締結同盟后，日本人一廂情愿要把蘇聯拉進群。1940年下半年，正是德國開始籌備巴巴羅薩行動的關鍵時期。在日本人極力撮合下，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就“四國結盟”展開談判。

德國人“建議”蘇聯南下印度洋，而蘇聯則要求“保障在巴爾干的利益”，話不投機，談判很快不歡而散。1941年4月，又是這個曾在國聯大會耀武揚威的松岡洋右，居然不顧希特勒反對執意前往蘇聯。當月13日，《蘇日中立條約》重磅出爐，當松崗與斯大林手挽手無比親熱的照片刊登出來時，全世界為之震驚。

日本人天真地認為一紙條約就解除了自己“南進”后顧之憂，殊不知，在老道的斯大林面前，松崗著實嫩了點。蘇聯之所以愿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除了解除東線之憂，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放手“讓日本南下與美英打作一團”。

調研“文件”認為，“……歷史證明，日本只有在美英提攜下才能展開有利自身的外交，同蘇聯人妥協，這不過是為斯大林所期待的日美關系惡化作貢獻……

三、“日美談判”失策

從全面侵華的1937年到日美決裂前的1940年，在美國“無私”援助下，日本得以維持龐大的戰爭機器長達四年之久。是誰在背后支持日本，是誰在為日本源源不斷輸送戰略資源，世人皆知。隨著戰爭的深入和野心的膨脹，日本人也清醒地認識到完全依賴美國遲早要出問題，于是開始自力更生。

1940年底，看到日本人對東南亞蠢蠢欲動，羅斯福決定上點手段，不同于以往的“禁而不止”，這次的石油禁運動了真格。日本人傻眼了，一面開進印度支那對美英地盤虎視眈眈，一面低眉順眼與美國人展開談判。

談判中，美國要求日本從中國撤軍。對此，日本人“實難接受”，十年的辛苦豈不白費了？看來，關于羅斯福“逼日本狗急跳墻”這一說法有一定道理。談判中提出對方絕不會接受的條件，這應該是向對手發出某種信號吧。

調研“文件”認為，日本當時在從中國撤軍問題上表現得過于強硬，沒做一點妥協而導致日美交涉失敗……現在看來，那時應忍痛做些讓步……對日本是有利的……

四、幻想蘇聯“調停”

早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就成功說服了羅斯福，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一大串“條件”一一得到了滿足。此后，蘇聯夜以繼日向遠東秘密運送部隊和戰略物資，同時，斯大林不斷向日本人釋放信號：蘇聯不會違反1941年簽訂的《蘇日中立條約》。

窮途末路下，日本人決定通過蘇聯實現和平，專門派遣特使赴莫斯科面見斯大林，希望蘇聯擔當與美英斡旋的“中間人”，對此，斯大林欣然應允。有了蘇聯這個強大的“后盾”，日本人與美英做最后周旋似乎有了底氣。

當年7月底，美中英三國聯合發表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此時，日本仍寄希望于蘇聯，時任首相鈴木貫太郎表示“不予理睬”。可憐的日本人沒想到，還沒出十天，美國的原子彈和蘇聯的八月風暴就相繼而來。

調研“文件”認為“……如果日本在波茲坦公告前向美英投降，蘇聯分享戰果的事情就不會發生……日本應迅速向美英投降并付諸行動，幻想蘇聯調停實為最愚蠢的行為……不直接與美英進行和平交涉，卻要求蘇聯這樣的國家斡旋和平，這一點尤其應予以批判。”

兩個“不服”有何區別

通過“反思”，日本人認為二戰期間的失誤還是集中在外交層面，如同一戰時的德國，日本在軍事上并沒有失敗，也是“從背后被捅了一刀”。所不同的是，德國是被自己國內的人捅了刀子，而日本是被撕毀中立條約的蘇聯人捅了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