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與《史記》| 俞曉夫、曹剛、孫玉宏、周朝輝 繪

中國史學，如今已經亡了。

從1902年梁啟超提倡“新史學”開始，大家就不斷依附西方潮流，痛罵傳統史學:；甚至進而否定歷史，說歷史只是可以令人隨意打扮的小姑娘。

所以在許多人心中，歷史不過就是講點故事，述奇揭秘，大家聽著一樂罷了。此外，則是宣傳工具。替某政權、某階級、某人、某種思想做宣傳，不斷化著各種妝。

例如梁啟超說“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就是宣傳進化論。而批評他是資產階級史家的，本身往往自認為是唯物主義或無產階級，故大力編寫著“中國無神論史”“中國農民起義史”等等。

我看不上這樣的史學，頗以重建中國史學為己任。

▌中國史學的四大特點

因為，無論近代賢達如何崇拜西方、詆毀中國史學。中國史學至少有幾個特點是西方所無或不容易趕得上的：

一是史職確立極早。說黃帝時就有史官倉頡造字，可能夸張了，但殷商已有龐大史官系統則是無疑的。

二是史權獨立也最早。史官根據史料、史法及自己的專業判斷，著作史書,為歷史負責,不受干預。其性質,只有現代美國獨立法官可相比擬。

三是歷史以天道為依歸，所謂“究天人之際”。記載的意義，在于觀察人實踐天道的過程。故史與星、歷、卜、祝都隸屬天官，學習事天之學。價值判斷均要以天道為依歸，不歸政權或什么利益團體；內容也不是什么雜七雜八的事都記（由于“道之大，原出于天”是以我稱此為史原論）。

四是人實踐天道的過程曲折多變，人觀察其變化，則要“通古今之變”找到歷史可以啟發人、警誡人之處。這是歷史對人的批判性意義，也可以稱為通變論。

我認同也傳承這樣的史學，并在現代思想史、觀念史、文化史、藝術史、文學史、精神史、階層史、風格史等框架中去批判地開發它，寫過一百多本書。

這一本，卻又有點不同。

▌被遺忘的偉大史學傳統

因為我國史學本身也有“古今之變”，以上說的史職，史權都是跟商周時期王官制度結合著的，學由官守，世代相承，屬于官方的學問。孔子以后，王官體制既隨著貴族凌夷而四散，民間亦自有發揚史體史法之士，故學在天下，以孔子為代表。

孔子的史學主要表現在《尚書》與《春秋》前者是整理文獻，呈現堯、舜、夏、商和周初的歷史；后者是描述孔子當時二百四十多年的各國狀況，材料雖包括了過去的官史，但整理冊削，均有制斷，自出心裁。故是民間私史之典范，事實上也是時代變亂后為國史精神續命之作。

秦崛起之后，民間社會消失，傳統史學進一步被摧殘。“學在王官”好像恢復了，實則是“以吏為師”，成為專制體制的工具。漢承秦制，情況并沒太大改善。直到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出來，才奮力捍衛史職尊嚴。并學孔子“成一家之言”。史學公私兩大傳統，于是乎合流。

后世，政府都必須有史館、史職、史官，維持史事的整理與記錄。乃至修史的責任。但私史的精神與傳統，一直受到尊重和發揚，許多史書，如班固《漢書》、李延壽《南史》等更是私史而被官方列為正史的。

反之，凡是打壓或禁止私史的，都被視為暴政、奸邪。如《宋史·奸臣傳》記錄秦檜“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書少監領國史”，就是。韓侂胄以商賈販史籍入金境為借口禁私史，也是。

這樣偉大的傳統，如今被掩蓋了、曲解了，當然令人痛心，所以我不免也想效法孔子，述國史之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方法也仿孔子《尚書》。直接選錄歷史進程中最重要、最直接的記錄，和最能體現歷史變遷的文獻，讓歷史“自己呈現”出來。

▌大文章與歷史大變局

例如前面講到的秦，其所以能統一天下，不是靠一般俗人所以為的酷刑、惡法、虎狼之師，而是能打破內聚壟斷、廣聚人才，李斯《諫逐客書》就是這封改變秦國命運的信。由此建立的秦，所創造的中國歷史大變動，則是廢封建、立郡縣、成為統一的中央集權帝國。李斯《議廢封建》、贏政《初并天下議帝號令》這兩篇就顯示了這個變局。

諸如此類，凡國史中有興革、有變動、盛衰足資取鑒，治亂可見天心之處，都有這類大文章為其證詞，或文章本身就是“當事人”。

例如唐太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是玄奘取經的證詞，總說其事之歷史意義 ；《釋教在道教之上制》則是武則天想改朝換代，故提倡佛教以壓制唐朝崇奉道教的具體措施，屬于當事人。與韓愈提倡儒家、反對皇帝佞佛的《論迎佛骨表》，或武宗滅佛時頒布的《毀佛寺勒僧尼還俗制》性質相同。

把這些文章串起來，自然就可看到一部面貌清晰的中國通史。不必另行詮釋，不容亂涂胭脂，當然也就避免了誤解和蓄意的曲解。

同時。由于歷史經常被一篇文章旋乾轉坤，扭轉了它的進程，讓人對于曹丕說的“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印象深刻。是想，若無董仲舒的《賢良對策》，哪有后來的獨尊儒術？若無曾國藩的《討粵匪檄》，清朝哪還能延續？若無左宗棠的《統籌新疆全局疏》新疆哪還是中國領士？

天道，不是命運的定數，而是天人相發，一人一文，其力足以回天。

▌史書的文學傳統也有待發揚

我1988 年在中國臺灣地區效法孔子編的這套書，起于堯舜，止于清末，起名曰《國史鏡原》，就是想通世變而見史原。當時并請了各大學杰出教授十四人協助我對每篇文章做了解題、翻譯、字詞解釋、背景說明、影響分析。以便于讀者。

如今舊版早已售罄，故重新修訂以應時需。在這篇再版序中，我想在史學之外，再補充說說此書的文學意義。

從前《文心雕龍》早已說過：一切文體都出于五經。如論、說、辭、序出于《易》；詔、策、章、奏出于《書》；賦、頌、歌、贊出于《詩》；銘、誄、箴、祝出于《禮》；記、傳、銘、檄出于《春秋》。

把文體如此機械地分附于五經，未必即是定論。但若說到文章淵源，則韻語多本于《詩》散體多本于《書》《詩》《書》就是我國文學之源。

可是近代文史又已割裂，不知中國文史不分家，而談文學又絕少由文章這方面來看《尚書》。自清初辨《古文尚書》之真偽以來，研究《尚書》的人總在材料上肆其考證。考的是材料，《書》的語言、文字、事義、傳抄、篇卷、次第等。考這些材料的方法，也仍是材料：紙上的和地底下的。此即王國維所說的“二重證據法”。講考證的朋友奉此語為無上秘要。

其實可笑，因為材料不是證據。且“周書論辭，貴乎體要”（《文心雕龍》序志》），此又豈考證所能為哉？

所以文學的《尚書》傳統也有待發揚。前面說了，我現在把《尚書》之后具有經國大業價值之不朽文章都選上了，除了可以通觀國史，事實上也是最好的文章學習模板。文章華國，希望能再造國族風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