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男，漢族，出生于1959年，浙江諸暨人，政治學家，中國民主治理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北京大學講席教授，哲學政治學雙學科博士生導師。現任深圳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北京大學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

他長期參與中央重大決策調研并負責多項國家重大研究課題，曾獲得“全球百名思想家”“改革開放30年30名社會人物”等榮譽。

21世紀以來西方世界帝國研究回歸中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更加重視“中華帝國”的研究。

傳統的帝國研究，主要局限于歐洲歷史，很少關注亞洲和非洲的帝國經驗。新一輪帝國研究大大拓寬了視野，多半是從全球史或世界史的角度對帝國進行全方位的考察。其中，所謂的“中華帝國”(Chinese Empires)更成為各種帝國研究的重點。

▌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沒有帝國能永久不滅

無論是古代還是今天，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無論是發達還是落后，世界各國的許多統治者和民眾都有拓展國家領土，進行對外征服，稱霸地區和世界的“帝國夢想”或“帝國迷思”。

但要使統治者和民眾的帝國夢想變成帝國現實，僅有開拓疆土、征服他國的主觀動因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具備進行擴張殖民和征服敵國的實際能力。沒有這種實際能力，貿然進行對外戰爭，不僅難以實現帝國夢想，很可能國破人亡。

如果實力不足，即使帝國建立起來了，很可能也是短命的。“理論上，各種帝國都不可避免會遭遇過度的壓力、負擔，以及突發的危機，并最終垮臺。歷史告訴我們，沒有帝國能永久不滅。”

因此，研究帝國的興衰，特別是影響帝國興亡的因素，是帝國研究中最重要的內容。人們通常所說的以史為鑒，其實主要就是找到國家崛起和衰落的原因，探尋國家興衰的一般規律，從而給今天或未來的統治者作為鑒戒。

▌帝國興亡的普遍規律是什么？

毫無疑問，每一個帝國的興亡都有其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等具體原因，因此，對特定帝國的興亡必須做具體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然而，個性背后有共性，帝國的興亡同樣也有著共同的要素，也要遵循普遍的規律。

約翰·霍爾說：“特定的帝國都有其特定的終結。盡管如此，我還是想說，帝國的衰落有著某種確定的模式”。

從歷史上那些強大帝國的興亡中概括出普遍性的因素和規律性的現象，正是帝國研究者們的一個關注重點。

霍爾自己認為，道德的腐敗墮落、經濟的衰退、僵化的制度、國家與社會的分裂、民族主義的興起、過度的對外擴張等，是導致帝國衰亡的普遍因素。

約翰·達爾文從帝國本土核心地區民心的喪失、被征服地區人民的反抗、帝國統治合法性的流失、經濟和環境的災難性風險、統治機器的臃腫無效、財富和技術優勢的喪失、帝國權貴的派系爭斗，以及外部戰爭等更廣闊的視野概括了決定帝國興衰的共同因素。

▌決定性影響帝國興衰的六大因素

總結已有的大量關于帝國興衰的研究成果，反思歷史上諸多強大帝國的興亡經驗，不難發現決定性影響帝國興衰的若干普遍因素。

1. 軍事力量

古往今來，所有帝國崛起和擴展的首要的和直接的因素，幾乎毫無例外地要歸功于國家強大的軍事力量。

除了哈布斯堡帝國等極個別的例外，帝國崛起的基本途徑就是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武裝占領和軍事征服，這就首先要求母國有足夠強大的軍事實力，包括先進的武器裝備、作戰技術和指揮體制，以及相當規模的戰斗人員和后勤保障設施。

2. 經濟和科技

強大的軍事力量，是帝國擴張和興起的首要原因，但一個國家之所以擁有先進和強大的武裝力量，背后通常還有其他更加深層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先進的經濟和科技。

因而，從根本上說，帝國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崛起并得以長期繁榮的決定性原因，是一個國家的科技經濟實力。經濟和科技對帝國興起的決定性作用，到了近代以后便日益明顯。科技的水平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武器裝備和戰爭保障的水平，從而決定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水平。

3. 社會政治制度

比起軍事力量、科技水平和經濟實力來，社會政治制度安排對于帝國崛起的影響則更為深刻。

一方面，縱使一個國家擁有先進的武器裝備，如果沒有先進的兵役制度、軍事指揮體系和后勤保障體系，同樣逃脫不了戰敗的命運。

另一方面，即使憑借強大的軍事力量一時占領或征服了其他國家，如果沒有合適的行政管理和社會管理制度，這樣的帝國也不會長久。

更進一步說，只有當一個國家擁有先進的精英選拔制度、政治決策制度、權力分配與制約制度、生產和交換制度、貿易和稅收制度，一個國家才會涌現大量杰出的政治、科技和經濟精英，才能防止帝國最高權力被庸人濫用和誤用，才能避免最高決策者對帝國犯下災難性的錯誤。

4. 最高統治者的素質

帝國最高統治者的素質與帝國的命運息息相關。

歷史上常有一些弱小的國家突然令人驚訝地崛起成為帝國，另一些強大的帝國則令人意想不到地轟然崩塌。這兩種情況的出現往往與帝國最高統治者的個人品性和能力直接相關。

馬其頓帝國、蒙古帝國和法蘭西第一帝國，常常又被稱為亞歷山大帝國、成吉思汗帝國和拿破侖帝國，之所以用帝國創立者的名字命名，主要是因為這些帝國的崛起，與這幾位最高統治者個人的雄才大略密不可分。

5. 重大戰略決策

重大戰略決策的正確與否，往往極大地改變帝國的命運。

國家的戰略決策決定著國家的發展方向，以及重大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配置，一旦國家的發展目標定位錯誤，或者重大資源配置失誤，那么，對內就會導致經濟生產落后，人民生活貧困，綜合國力薄弱；對外就可能誤判國家的戰略盟友或戰略對手，甚至發動最終導致自我毀滅的錯誤戰爭。

6. 地緣政治

地緣政治也是影響帝國興衰的一個重要因素。

地緣政治通常是指一個國家所處的地理環境，對國民政治行為和政治心理的影響。地緣政治一般通過三種方式對帝國的命運產生影響。

一是帝國所處的自然地理位置，二是周邊國家的狀況，三是同一時期其他霸權國家的實力。

帝國的霸權意味著對其他國家的征服和統治，所以，一個地區以內通常難以共存兩個以上的霸權國家。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其實也是一個地緣政治引發的帝國霸權問題。

▌歷史的必然：帝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

歷史上不少帝國的崛起和衰亡，表面上看通常與某個歷史事件的發生或某個統治者的生死相關聯，具有某種偶然性。事實上，所有這些偶然性的背后，都是一系列必然因素的綜合。

換言之，帝國的興亡和衰落有其必然的規律，它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當某些條件具備時，帝國就會產生和崛起，當某些條件不復存在時，帝國就將無可奈何地衰敗。

對于所有帝國的興衰而言，最直接的因素就是軍事力量，而最根本的因素則是國家科技和經濟實力。除此之外，地緣政治環境、國家的戰略決策、最高統治者的素質、國民的精神狀態等等，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帝國的命運。

概而言之，20世紀晚期國際學術界對帝國研究的重新關注，既有其內在的理論邏輯，又有其深刻的現實原因。深化對帝國的研究，不僅對于探索人類政治發展的一般規律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探索全球化時代重建基于民族國家之上的國際安全秩序體系也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帝國是人類歷史上一種特殊的國家權力結構，帝國的本質是對其他國家或民族的征服、占領或統治，帝國產生的根本動因就是奪取其他國家和其他民族的物質利益，但所謂“文明”的擴張、宗教信仰的傳播和對“生存空間”的追求，也在帝國的產生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民族國家的興起和帝國體系在全球范圍內的崩潰，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進步。

雖然民族國家體系并沒有帶來理想的國際秩序，而且全球化又對主權國家體系造成了重大挑戰，但帝國本質上是對他國的征服和剝奪，帝國主義意味著戰爭。

帝國作為一種國際性的等級秩序體系，建立在民族不平等的基礎之上，與人類自由平等的普遍價值和民主進步的歷史潮流背道而馳。

此外，在政治多極化的當今世界，任何國家無論它多么強大，也沒有能力單獨構建一個新的帝國體系，即使美國也不例外。

因此，帝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把人類和平與全球秩序的希望寄托在夢幻的“帝國想象”中是完全不切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