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通過以自我意識為核心的認識論，達到了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觀。

原文 ：《一個真正充滿人性的老師》

作者 |北京大學 劉敏

圖片 |網絡

“起床，喝咖啡，寫作，講課，吃飯，散步，一切都有規定的時間。鄰居們都非常清楚，當伊曼努爾·康德穿著灰色外衣，拿著藤手杖從家門出來，漫步走向菩提樹小林蔭道的時候，正好就是下午三點半。由此人們現在還把這條路稱為哲學家路。”海涅進一步調侃說柯尼斯堡的市民根據康德每天散步路過的時間對表，這個說法廣為流傳，幾乎人盡皆知。不過如果因此而斷定康德是個枯燥乏味的書呆子，那就大錯特錯了。他風趣健談，待人友善，是熱情好客的主人，也是備受歡迎的客人。此外他的講課極具魅力，德國啟蒙運動的領軍人物赫爾德曾在柯尼斯堡大學聽了康德的全部課程，他后來回憶說康德是一個真正充滿人性的老師，“他那猶如為思想而生的寬闊前額永駐著開朗歡快的神情，思如泉涌的動人語言從他的唇際溢出……聽他講課簡直就是輕松愉快的享受”。

康德一生從未離開柯尼斯堡（今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及周邊地區，不過這并不限制他的視野，因為柯尼斯堡曾經是普魯士最大的城市和港口，是東普魯士的首府，商業發達，人口稠密。他終身未婚，嚴格地過著極其有規律的生活，因而盡管生來瘦弱多病卻能健康地活到八十歲高齡，并最終基本上實現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康德表面上平靜無波的生活跟他震撼世界的思想形成了驚人的對比。

哲學領域的“哥白尼革命”

《純粹理性批判》是康德的扛鼎之作，位列其“三大批判”之首。他在此書的醞釀和構思上花費了近十年時間，知道自己即將構建一個全新的哲學體系，而困難在于如何把它闡釋清楚。出版前，他把手稿拿給一個哲學界的朋友看，人家看了一半就送了回來，對他說：“如果全部讀完，我非瘋了不可。”事實上這部巨著十分艱澀難懂，出版后外界反應冷淡，拖延了很久才為公眾認可。這位天才哲學家并非語言天才，未能給他的新思想創造新的更好的語言。作為表達哲學思想的工具，德語在當時還沒有發展到像十八世紀的法語所達到的那種精細和完善的程度，用德語寫作的哲學家大都使用許多外來詞，而且他們為了找到一個恰當的詞也是絞盡腦汁，此種情況到了歌德時代才徹底改觀。但無論如何都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康德讓西方哲學從此說起了德語。他之前具有歐洲意義的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主要用拉丁語和法語寫作。后來20世紀有個法國哲學家德勒茲，據說他在通讀康德之后，用自己的話寫短短幾十頁，就把康德的思想講清楚了，甚至比康德還清楚。

康德將《純粹理性批判》的意義概括為哲學領域的“哥白尼革命”。哥白尼“原來認定整個星群圍繞觀測者旋轉，可是這樣解釋天體運動總是不能令人滿意，于是他就試著假定觀測者旋轉而星群不動，看這樣是否可以得到比較滿意的解釋。”哥白尼從“地心說”到“日心說”的轉變，使康德看到了自己面臨的相似問題，于是他扭轉了哲學的視線，不再把目光盯著認知對象，而是審視認知本身。在他看來，是對象應當符合認知，而不是相反。他首先同意經驗主義者的說法，即人的一切認識都開始于經驗，但他認為這并不等于說，一切認識都來自經驗。與經驗主義者不同的是，康德將心靈看作一種主動的力量，它按照其先天構造對經驗進行整理思考，將自己的認知方式加于它所經驗到的對象之上。換句話說，意識具有能動性，意識中有先天的形式并規定了事物必須按照這個形式向我們呈現，思辨理性具有自發建構思維對象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康德說“人為自然立法”。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康德說，我思還決定了世界存在的方式，他由此成為德國唯心主義的奠基人。不過康德并沒有走得太遠，以至于像他的某些后繼者那樣，認為對象世界是心靈的產物。

關心道德問題

不僅對哲學，康德對自然科學也抱有極大熱情，他的早期著作甚至較多涉及科學而少關系到哲學，他在大學講授的課程除邏輯學和形而上學外還包括數學、自然地理學、人類學以及自然神學、倫理學和自然法權。在康德生活的啟蒙時代，科學似乎日益能夠預測和控制自然世界之內的事物，傳統的形而上學面臨危機。那么人類作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其行為是否也被納入牛頓所刻畫的機械宇宙之中？康德解決這一問題的策略是把經驗領域的科學知識與超經驗領域的形而上學進行區分，進而區分人的二重性以及人類理性的不同運用。人是一種思想的動物，會在理論上利用他的理性；但人也是一種行為的動物，也會在實踐上利用他的理性。通過第一批判，康德為理論上的理性規定了界限，限制了理性的知識能力，認為人類知識永遠被限制在它自己的范圍內，這一限制有兩種形式：首先，知識被限制于經驗世界或現象世界；其次，我們的知識被我們自己的知覺能力和組織經驗原材料的思想方式所限制。接下來，他進一步澄清了形而上學不屬于知識的范圍，不能當作知識問題來解答，那是實踐理性的問題。他的第二批判旨在證明和伸張理性的實踐能力。

“有兩樣東西，我愈是經常和持久地對之凝神思索，它們就愈使心靈充滿日新月異、有加無已的贊嘆和敬畏：這就是我頭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這是第二大批判即《實踐理性批判》中的名言，也是康德的墓志銘。如果說啟發他思考頭頂星空的是牛頓，那么啟發他思考心中道德律的則是盧梭，他把盧梭比作“第二個牛頓”。盧梭指出人性中生來就有判斷善惡的原則即良心，這個觀念深刻地影響了康德的第二批判，甚至重塑了他的人格：“我自以為我有極強烈的求知欲，將給人類帶來榮耀，因此鄙視那些知識貧乏的平庸之輩。盧梭糾正了我的偏見，我學會了尊重人。”康德關心道德問題，絕不亞于關心認識論問題。他所說的心中的道德律，其實就是盧梭所說的良心。他對星空和道德律的區分，就是區分科學知識與形而上學。康德的整個批判事業，用他自己的話來概括，就是“限制知識，為信仰留下余地”，這也標志著從中世紀以來日益尖銳的知識與信仰之爭的明確調和。

在康德看來，人屬于兩個不同的世界：在現象世界里，他是處于必然聯系之中的微小的組成部分，受因果關系影響并服從自然規律；但與此同時，他又具有意志自由，屬于一個超越感性和超越外部因果律的自由王國，意識的能動性再次體現出來。意志既可以被動地受感性欲求和外在因素的支配，也可以主動地依據理性作出決定，一個人意志自由的程度就取決于兩者的比例。人不只是自然力量的消極受動者，人可以根據自己的法則規范自己的行為，這個法則就是實踐理性為意志建構的道德律，即所謂“理性為意志立法”。理性使人在饑餓時可以選擇不搶奪他人食物，面臨威逼利誘時選擇不誣陷他人。總而言之，如果說頭頂的星空映照了浩瀚宇宙中人類的渺小，那么心中的道德律則證明了人類精神和意志的偉大。至于信仰，康德認為它是對道德的必要補充，就像道德本身那樣必須是理性的信念。

康德的批判哲學集中體現了啟蒙時代弘揚理性，以人為本的特征。他在認可理性力量的同時，也承認理性的局限。他通過以自我意識為核心的認識論，達到了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觀。康德之后幾乎沒有一種哲學思潮不受康德思想的影響，十九世紀哲學史主要就是對康德思想的接受、傳播、斗爭、改造和重新接受的歷史。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49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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