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代宗時期京城的豪奢風氣談到唐代安史之亂前豪奢風氣的演變，呂思勉先生曾指出：“唐初雖失之侈，尚非不可挽救，流蕩忘返，實始高宗，至武后而大縱，玄宗初，頗有志懲革，后乃變本加厲”。

唐代宗朝長安的豪奢風氣與社會輿論

聯想高力士于太宗陵寢之嘆：“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余載，方致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再結合天寶時楊國忠、楊氏姐妹的奢靡生活，上層統治階級的奢靡實在也是導致天寶之亂的原因之一。

一些學者從官員在京宅第角度反映唐代的奢靡風氣。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專有“豪宴”條目，指出“是時將相之侈”，井的是郭子儀入朝，其與宰臣互相宴請而花費巨大的故事。

不同學者從不同的方面做出分析，如：錢穆先生指出“重文藝，習奢靡，其事亦相因也”，是從武則天以后重文的風氣著眼；李廣林先生從兩極分化角度分析，認為經歷安史之亂而浮華之風不減，體現出統治階級的殘忍性；賈憲保先生提出“奢侈風氣有其生長的自然基礎和社會條件”。

雷巧玲、趙更申先生認為與皇權削弱、法度松弛有關；樓勁先生從廉政體制與相關制度方面做了探討；等。筆者以為，法度隳弛誠然是重要的原因，因為法度隳弛，導致官員目無法紀、肆意妄為，而法度隳弛與皇權削弱又密不可分，這的確是安史之亂后唐王朝的宏觀表象。

從中央與藩鎮的關系看，代宗時期為“中央對藩鎮之控制力薄弱的第一個時期”正如一些學者從經濟因素分析唐前后期長安宅第的豪奢趨勢，豪奢的物質生活必定依賴強大的經濟基礎。

如此，豪奢風氣便不僅是一種社會現象，同時還是一種經濟現象。前人對唐代官員俸祿的研究對筆者的討論大有裨益，而唐代宗時期的京官俸祿常處于一種不穩定的狀態之中。當時京官俸祿不足，或是“減外官職田三分之一，以給京官俸”，或是“稅天下青苗錢以給百官俸”。

好不容易有了官俸來源，尚未享受皇恩浩蕩，便隨即再次貢獻給國家：或是“百官請納職田充軍糧”，或是“稅百官錢，市．絹十萬匹以賞回紇”，最難過的怕是捐出來的軍費用作別途：“王縉請減諸道軍資四十萬貫修洛陽宮，從之?！?/p>

京官俸祿困境遠不止這些，代宗時期物價騰躍可以說是唐朝最嚴重的時期，縱觀《舊唐書代宗紀》，每隔一兩年，就會出現“米斗千錢”的記載，物價昂貴，即使加俸，也“并不意味著生活水平的實質提高”。且代宗時期因為元載專權的關系，“京官俸薄”現象變得突出。如此，令人不禁起疑：既然京官的俸祿這樣搖擺不定，一些官員如何還能過著豪奢的生活從個人層面講，我們不要忘記上文所舉案例的主人公皆是當朝勛貴。

既然是勛貴，本身的俸祿自然不容小覷。裴冕月俸兩千余貫、郭子儀的年俸“二十四萬貫”，這還是不包括職田和祿米的部分，由此可見這些勛貴的基本收入就己相當可觀。此外，諸如郭子儀、馬璘，他們除了官俸，尚能得到代宗豐厚的賞賜，正所謂“前后賜與無算”，這大大擴大了他們的經濟收入。從國家整體的經濟形勢講，雖然接連出現物價昂貴的現象，甚至需要“京城士庶出錢以助軍”，這呈現出的戰亂后經濟恢復的艱難局面。

但是，上文案例中代宗的佛教投入可是絲毫不吝嗇的，代宗手中的能夠控制的經濟資本，即一定意義上的國家經濟實力，可不是下幾次“禁珠翠”、“禁淫巧之風”的詔書就可以奏效的，代宗有自己的“取財之道”。代宗的“取財之道”，便是依靠第五琦、劉晏、韓愰等經濟改革或理財之道。

史言“當大歷時，事貴因循，軍國之用，皆仰于劉晏”；韓漯“能．儲積谷帛，帑藏稍實”，可見，代宗時期國家經濟的恢復與發展離不開經濟能臣的貢獻。這樣，代宗就能自由支配國家財富了。綜上，代宗時期京城勛貴的豪奢風氣并因安史之亂而中斷。豪奢風氣的原因，除前人指出的戰亂后法度隳弛、皇權削弱外，與代宗對勛貴的姑息態度亦有關。

無論是從個人還是國家層面上講，充足的經濟收入是勛貴豪奢生活與代宗佞佛的重要經濟保障，此時期的豪奢風氣既是一種不良的社會現象，同時也是經濟恢復發展的消極反映唐代宗朝京城的社會輿論一以四例輿論事件為中心在中國古代，“京城是全國的文化、社會中心，也是信息輿論中心，處于整個社會輿論的核心位置，輿論內容的討論會密集出現，呈現蓬勃發展的態勢”。那么，唐代宗時期京城的社會輿論是何種面貌呢？

楊綰拜相帶來的移風易俗

一位儉約、博聞、文雅、清貞、剛正、有禮教……的大儒呈現在眼前，他就是楊綰。難怪拜相詔書一出，朝野相賀。同樣是社會風氣，前揭筆者就楊綰等人提出的貢舉改革做過一定討論，指出楊綰旨在扭轉當時社會不良的道德人倫風氣，而這里則是豪奢風氣。崔寬作為御史中丞，不僅沒有發揮出應有的監察作用，自己反而是豪奢典型。

可以想象崔寬、黎干等人得知楊綰上臺消息的尷尬神情。京城勛貴尚且這樣收斂，勿論一般的“土豪”了。并且，所形成的社會輿論突破了地域的限制，由京城影響到邠州，郭子儀相應的縮減宴會規模。楊綰拜相為何能引起這樣大的風波呢筆者以為這便是社會輿論的力量。諸如黎干、崔寬、郭子儀等勛貴與楊綰同朝為官，自然十分了解楊綰的為人品性，平時之所以有恃無恐，是因為自己的權勢大于楊綰，一旦楊綰拜相，他們不得不做出改變，以免惹禍上身。

但是，一般的京城豪奢之人，對楊綰未必十分的了解，他們移風易俗或是得到內幕消息，或是跟風，但無論哪種解釋，顯然都是迫于楊綰拜相所形成的社會輿論壓力。引文最后一句“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這即是當時社會輿論的集中體現。當時的人，把楊綰與東漢名臣楊震、與魏晉名士山濤、謝安并列，反映的正是楊綰在人們心中的形象。

庶民的勝利—社會輿論

在平息外患中的作用社會輿論不僅能對社會風氣起到改善的作用，有時甚至可以影響戰爭局勢。廣德元年十月，吐蕃攻入長安，代宗幸陜，收復長安的重任落在郭子儀等將士肩上吐蕃占領長安期間，吐蕃占領長安，另立政權，敵我雙方皆從事剽掠：“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閭社，長安蕭然一空”；“唐朝六軍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京城形勢可謂一片混亂。

郭子儀在商州部署行動，各路將領在長安外圍等待機會并迷惑蕃軍。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沒來得及逃離長安的百姓，與吐蕃軍上演了心理戰的較量。依引文，吐蕃了解到唐軍在外圍的系列活動，已經有所懼怕。這時，京觸百姓欺騙吐蕃說郭令公正率軍前來營救?！锻ㄨb》此處用詞為“百姓，《新唐書》此處用詞為“民”，皆是普通民眾。

百姓這樣一說，加深了吐蕃軍的恐懼，于是“稍稍引軍去”，吐蕃撤離了部分軍隊。等到王甫等人夜間在朱雀大街擊鼓呼叫，吐蕃軍徹底慌了陣腳，終于全部退出長安?！锻ㄨb》不載王甫等人都大呼了什么內容，《新唐書》記載的是“郭令公來”。京城百姓的表現與唐六軍與官吏逃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由此可見，吐蕃占領期間，留在京城的百姓團結一致，巧妙利用“郭令公”的威懾力，憑借謊言一次次突破吐蕃軍的心理防線，迫使他們撤離。

京城百姓制造的“軍事輿論”在這場戰役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這場“京城收復戰”，是郭子伩、長孫全緒等唐軍的勝利，亦是場庶民的勝利。

郇謨哭東市—驚動天子

唐代宗大歷八年，在京城東市發生一件晉州男子郇謨哭訴朝政的事件，該事件直接驚動代宗皇帝：唐東、西兩市為京城最繁華的地帶，這里人流量大，發生任何一件事都能引起不小轟動。晉州男子郇謨，哭于東市，很快引來路人圍觀，位于西市東邊的京兆府官員聽說后奏聞于代宗。代宗對郇謨以禮相待，郇謨亦一吐為快，譏諷當朝宰相元載無半點遮攔。

相信郇謨沒有讓代宗感到失望，他提到的“團練使”和“監軍使”等問題，皆切中朝政要害。大歷十二年隨著元載獲罪，楊綰上臺再次提及罷諸州團練使事，代宗終于允奏。而監軍使的問題，終唐之世，未能解決。郇謨上書事件，不是簡單的“民告官”，其作為普通民眾，或者說京城流動人口的一員，對朝政弊害之熟悉程度恐怕眾多官員也不能望其項背。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一個普通民眾通過掌控社會輿論達到與天子對話的目的，實屬不易。史書中天子與庶民對話的場景寥寥無幾，但卻往往傳為美談。難能可貴的是，郇謨言事的成功，打破了京城民眾“道路以目，不敢議元載之短”的局面。

雖然代宗對于郇謨所言事未能采納多少意見，但也絕非無動于衷，代宗因此事將殿中侍御史楊護貶至連州今廣東省境內，理由是“楊護職居左巡，郇謨哭市，楊護不奏聞，上以為蔽匿”，這就使得輿論環境更為寬松。

以上，我們依次討論了代宗時期圍繞楊綰拜相、百姓輿論退敵、郇謨哭東市、深層次上講，它們對應的正是豪奢風氣、唐蕃關系、中央與藩鎮關系、士庶與宦官關系，這些皆觸及到代宗朝國家社會的重大問題。國家大政方針影響到社會輿論，社會輿ｉ侖反過來影響著國家的命運。既然社會輿論與國家社會的聯系如此緊密，那么，那些承擔社會輿論的階層顯得格外重要了。

我們似乎只能根據史官的用詞來分析相關輿論事件中的輿論階層。所舉百姓輿論退敵和“賈明觀被投”兩事件，其中“百姓”就是輿論的承擔者。史籍中的社會輿論事件與輿論階層多是相伴而生的。

如：代宗朝的李季卿，“在朝以進賢為務，士以此多之”；元載為相時，“貨賄公行，士庶咸疾之”，這里“士”和“士庶”即是輿論階層。但亦有不指明輿論階層的，如：李輔國失勢后，史書言“于是道路相賀”；杜鴻漸“遺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為樹封，冀類緇流，物議哂之庾準“素寡文學，以柔媚自進，既非儒流，甚為時論所薄”，這里“道路”、“物議”與“時論”所指皆不明確，但因為輿論環境為京城，則輿論主體只能為京城士庶。

總結

經歷了安史之亂，唐王朝在社會和經濟發面發生的變化尤為重大，中央與地方的博弈、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皆是皇帝和朝臣的頭等大事。唐代宗時期的長安，天寶年間的豪奢風氣竟絲毫不受戰亂的影響，甚至愈演愈烈。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皇權削弱的大背景，以及法度隳弛等原因，與代宗對勛貴的遷就或姑息亦分不開，而足夠的經濟收入，是勛貴之所以能夠肆意奢華和代宗佞佛的經濟保障。

社會輿論是社會生活中的精彩篇章。筆者選擇了圍繞楊綰拜相、百姓輿論退敵、郇謨哭東市、“賈明觀被投”的四場輿論事件，從中我們關注到京城的普通民眾對國家和社會帶來的影響。

史官們對輿論階層有不同的稱呼，或“士庶”、或“百姓”，他們與官爵脫鉤，是京城最廣泛的普通民眾群體。他們有自己的是價值標準，臧否人物，關心國家社會事務，因為這些與他們的生活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