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秉君（華語智庫高級研究員、新華社瞭望智庫特約軍事觀察員）

這幅插圖是為“太空競爭”非機密報告的“天基武器”部分創建的，描繪了針對其他太空系統的天基反衛星系統。天基反衛星系統的概念差異很大，包括提供可逆和不可逆反太空效果的設計。國家航空航天情報中心插圖由 Justin Weisbarth 繪制。

2025年4月17日，美國太空軍（U.S. Space Force）發布《太空作戰：規劃者框架》（Space Warfighting: A Framework for Planners），首次系統性定義“太空戰”概念，并明確其從“防御性支持”向“攻防一體化”的戰略轉變。這份文件不僅是太空軍成立五年來“自然成熟”的標志，更折射出美國對太空軍事化的緊迫認知：太空已成為繼陸、海、空、網絡之后的“第五戰場”，其控制權將直接影響未來戰爭的勝負。該作戰框架本質上是一本指南，說明美國太空軍打算如何“在太空中、從太空和穿越太空”進行戰爭。但它也試圖確立該軍種太空戰任務的核心地位，即對同級對手中國和俄羅斯的聯合軍事行動。

一、從“支持者”到“進攻者”——美國太空軍的戰略轉向

美國太空軍自2019年成立以來，始終面臨如何定位其職能的挑戰。初期，其角色更多聚焦于“保護與防御”，即確保美國衛星系統的安全運行，為地面、海上和空中軍事行動提供導航、通信和偵察支持。然而，隨著《太空作戰：規劃者框架》發布，其戰略定位發生根本性轉變。文件的核心邏輯在于，現代軍事行動高度依賴天基系統（如導彈預警、導航、通信），若這些系統遭破壞，美軍將陷入“致命劣勢”。因此，太空軍必須通過主動進攻與防御行動，確保“太空優勢”（Space Superiority）。這一轉變標志著美國太空軍正式從“支援軍種”升級為“全領域作戰軍種”，并首次系統化定義“太空戰”的攻防體系。

這一戰略轉向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從“擁擠與爭議”到“活躍戰場”的認知轉變。文件明確指出，太空已不再是“中性或良性環境”，而是被定義為“活躍戰場”。這一表述反映了美國國防規劃者對太空威脅的重新評估。過去，美國軍方使用“擁擠”和“有爭議”等模糊術語描述太空環境，避免直接提及進攻能力。但隨著美國太空戰略調整，美國極力渲染中國和俄羅斯在反衛星武器（ASAT）、軌道機動衛星和網絡戰領域快速發展的“威脅”，并以此為借口加速推進太空軍事化走向現實。對此，美國太空軍負責太空行動、戰略規劃、計劃和要求副主任肖恩·布拉頓（Shawn Bratton）強調：“如果我們無法在太空獲得優勢，聯合部隊將無法在未來的任何沖突中獲勝。”

二是實施文化轉型，注入“作戰精神”。文件強調“作戰精神”（warfighting ethos）的培育，旨在將太空軍與其他傳統軍種（陸軍、海軍等）的作戰文化對齊。這種文化轉型的核心是摒棄“被動防御”思維，轉而強調“主動威懾與進攻能力”。布拉頓指出，太空軍必須“像其他軍種一樣計劃和實施戰爭”，并接受“直接與對手交戰”的可能性。這種轉變既是五角大樓整體戰略調整的一部分，也是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推動的“殺傷力優先”政策的直接體現。

“該軍種絕對相信，保護聯合部隊免受太空攻擊是我們的責任，這涉及進攻和防御作戰能力......我們感受到了它的重量。這不僅僅是我們要在太空中戰斗，看看誰會贏得太空戰斗。而是——我們將在太空中戰斗，以確保航空母艦不會被擊中，5000 名水手不會沉入海底。”布拉頓說。

肖恩·布拉頓 （Shawn Bratton） 中將，2024 年太空運營、戰略計劃、計劃和要求副主任。 美國太空軍 / Dalton Prejeant

二、太空戰的具體形態：攻防體系與多域協同

根據文件定義，“太空控制是美國空軍實現太空優勢的核心職能”，并依賴于稱為“反太空行動”的“進攻和防御”行動。報告補充說，反太空行動可以發生在三個任務領域：軌道戰、電磁戰和網絡戰。其核心目標是“在美軍選擇的時間和地點自由行動，同時剝奪對手的同等能力”。具體行動可分為進攻與防御兩類：

（一）進攻性行動：從軌道打擊到地面摧毀

·軌道打擊（Orbital Strike）：通過動能武器（如反衛星導彈）、定向能武器（如激光）或衛星自主攻擊系統，直接摧毀或癱瘓敵方衛星。例如，針對敵方用于追蹤美軍航母或引導導彈的偵察衛星實施打擊。

·太空鏈接攔截（Space Link Interdiction）：利用電磁干擾或網絡攻擊切斷敵方衛星與地面站之間的數據傳輸鏈路，使其無法獲取或傳遞關鍵信息并失去作戰效能。

·地面打擊（Terrestrial Strike）：攻擊敵方地面設施，如衛星發射場、指揮控制中心或天線陣列。此類行動可能由其他軍種（如空軍或陸軍）執行，但需納入太空戰的整體戰略框架。

（二）防御性行動：護航、冗余與主動防御

·主動防御（Active Defense）：通過衛星機動規避、部署“護航”衛星（配備自衛武器）或發射攔截器，實時應對敵方攻擊。

·被動防御（Passive Defense）：增強衛星抗打擊能力（如加固外殼）、采用分散式星座設計（降低單點失效風險），或利用商業衛星資源實現冗余備份。

（三）多域協同：太空與多維度作戰的深度融合

“太空行動不僅是全球性的，而且是多域的，”該文件指出。“對地面、鏈路或軌道段的成功攻擊可以抵消太空能力；因此，太空域的訪問、機動和利用需要跨所有部分進行深思熟慮和同步的進攻和防御行動。文件特別指出，太空戰需與陸、海、空、網絡領域深度協同。例如，地面打擊可能依賴空軍轟炸機，而網絡攻擊需與網絡司令部合作。這種“全域一體化”模式要求各軍種共享情報、統一指揮流程，并建立建立聯合目標優先級排序機制——這正是框架文件的核心功能之一。

Space Force 圖片

三、技術與政策挑戰：太空武器化的困境

與傳統戰爭不同，太空戰的戰場覆蓋軌道、電磁頻譜、網絡空間和地面設施，其作戰形態呈現出高度的技術復雜性和規則模糊性。框架通過定義術語（如“軌道戰”“電磁戰”）和戰術場景，試圖為這一新興領域建立標準化操作流程。然而，太空武器化卻面臨技術與政策等挑戰：

一是技術可行性與反制風險。盡管框架文件未提及具體武器系統，但其描述的作戰場景依賴于尚未完全成熟的技術，使其部署與效能大打折扣。如：

定向能武器：激光或微波武器需要更高能量密度和精準度，但目前仍處于試驗階段，短時間難以部署應用。

軌道機動衛星：能夠接近敵方衛星并實施干擾或摧毀的衛星，但需解決燃料限制和自主控制難題。

網絡攻擊：針對衛星軟件的滲透需突破多層加密和物理隔離，技術門檻極高。

值得關注的是，美國推行太空武器化必然會引起對手的反制，從而加劇太空軍事化的競爭。

二是攻防平衡與可持續性。進攻性行動可能引發嚴重副作用：如軌道打擊產生的碎片可能威脅民用衛星和國際空間站，甚至觸發“凱斯勒效應”（軌道碎片鏈式碰撞）。對此，文件僅模糊承諾“謹慎行動”，但未提出具體規避方案，凸顯技術與管理難題。

再就是，就目前太空技術而言，防御技術仍滯后。如衛星仍顯脆弱，機動能力有限，抗激光或動能打擊的技術尚未成熟。防御性措施（如分散式星座）雖能提高生存率，但成本高昂，其可持續性存疑。

三是政策與法律的模糊地帶。國際法對太空戰的約束極為有限。《外層空間條約》（1967年）禁止在軌道部署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未限制常規武器。美國當前戰略試圖通過“交戰規則”（Rules of Engagement）自我約束，例如要求對攻擊目標進行“積極身份識別”（類似空戰中的敵我識別）。然而，此類規則在實戰中可能因情報誤差或決策壓力而被突破。布拉頓承認，太空軍的行動最終需總統授權，但其合法性可能遭到國際社會質疑。

四、對未來戰爭的影響：制天權與全球安全格局

美國太空軍的新作戰框架核心在于爭奪太空優勢，該文件指出：“太空優勢允許所有領域的軍事力量在他們選擇的時間和地點開展行動，而不會受到太空或反太空威脅的禁止性干擾，同時也拒絕了對手的干預。”美國太空軍認為，獲得優勢對美國軍隊的其他部分至關重要。“太空優勢不僅是聯合部隊成功的必要前提，也是我們必須準備戰斗的東西，”薩爾茨曼強調，“獲得并維持后，它可以解鎖其他領域的優勢，增強聯盟的殺傷力，并增強部隊的生存能力。因此，它是聯合部隊投射力量、威懾侵略和保護國土的基礎。”毫無疑問，美國太空軍的新作戰框架將對未來戰爭產生重要影響：

（一）軍事層面：制天權決定戰爭勝負

一是顛覆傳統戰爭模式：該文件的結論是，美國需要將太空優勢作為贏得戰爭的前提，并解釋說太空軍通過行使“太空控制”來做到這一點。若一方喪失太空優勢，其精確制導、實時通信與情報獲取能力將大幅削弱，航母戰斗群、無人機編隊等高端裝備可能淪為“瞎子”或“靶子”。

二是新型作戰樣式涌現：“軌道戰”可能催生“衛星游擊戰”——通過低成本衛星群實施飽和攻擊，或利用商業衛星執行軍事任務（如星鏈計劃的潛在軍事化）。此外，AI驅動的自主攻擊系統或成為未來焦點。

三是未來戰爭的“制天權”爭奪。未來沖突中，制天權將成為決定勝負的核心要素，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

·首戰即太空戰：沖突爆發初期，雙方可能優先攻擊對方衛星系統，癱瘓其指揮鏈和精準打擊能力。

·混合戰爭常態化：太空戰將與網絡戰、電子戰深度融合，形成“多域混合威脅”。例如，黑客入侵衛星控制系統后，可引導其撞擊敵方衛星。

·民用與軍事界限模糊：商用衛星（如SpaceX星鏈）可能被征用為軍事節點，導致民用設施成為合法攻擊目標。

（二）國際關系：軍備競賽與規則缺失

1.太空軍事化加速。美國的公開太空武器化立場可能刺激中俄等地區大國加大反制投入，甚至促使更多國家（如印度、日本）發展進攻性太空能力。軌道資源的爭奪可能從“技術競賽”升級為“武器競賽”。

2.加劇大國軍備競賽。美國公開討論太空武器化，可能迫使中俄加速發展反制能力。例如，中國已展示“衛星交會技術”（接近并抓取敵方衛星），而俄羅斯正在測試核動力反衛星導彈。此類技術擴散將導致太空環境的進一步軍事化，甚至催生“軌道冷戰”。

3.盟友與伙伴的依賴與分化。美國盟友（如北約國家、日本）的軍事行動高度依賴美國衛星系統。太空軍框架強調“保護聯合部隊”，實則要求盟友在太空戰中與美國綁定。然而，部分國家可能因擔心卷入沖突而尋求獨立太空能力，例如歐盟推動的“伽利略-2”導航衛星升級計劃。

4.法律與倫理困境：現行國際法（如《外層空間條約》）僅禁止在軌道部署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對常規太空武器缺乏約束。美國如何界定“自衛”與“先發制人攻擊”？攻擊民用衛星是否違反國際法？這些問題勢必引發激烈爭議。

五、結語：邁向“太空軍事化2.0”時代

美國太空軍的新框架標志著全球太空戰略從“被動防御”向“主動攻防”的轉折點。這一轉變既是技術驅動的必然，也是大國地緣競爭的產物。其核心邏輯是：在太空領域，進攻即最佳防御。

然而，太空武器化將引發一系列復雜挑戰：技術風險、法律真空、盟友信任危機，以及不可逆的空間環境破壞。國際社會亟需建立新的治理框架，例如通過聯合國推動《防止太空軍備競賽條約》（PAROS），以平衡國家安全與全球公共利益。

未來，太空戰的形態將取決于技術突破、國際博弈與意外沖突（如衛星誤擊事件）的相互作用。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太空正在從“人類共同疆域”淪為大國角力的新戰場，而美國正試圖通過這份新框架文件，繼續在“制天權”時代維持其太空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