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吃下墮胎藥的張愛玲，在床上疼的直打滾。突然，孩子掉下來，她長舒一口氣說：“終于下來了！”隨后將孩子扔進了馬桶里……
1956年的張愛玲，已經不是那個在上海文壇風光無限的才女。離開上海后，她輾轉香港，最終在1955年到了美國。洛杉磯的生活對她來說，既是新的開始，也是無盡的孤單。當時，她已經和第二任丈夫賴雅結婚，但這段婚姻并不如意。賴雅的身體不好，經濟上也靠不住，張愛玲得自己扛起生活的擔子。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她懷孕了。可這孩子來得不是時候，她沒能力養，也不想養。于是，墮胎成了她唯一的選擇。
那時候的美國，墮胎還不像現在這么公開合法。她得偷偷摸摸找藥，一個人面對整個過程。1956年的墮胎藥不像今天的醫學技術，吃下去后反應特別猛烈，疼起來真是要命。張愛玲自己也沒想到，疼到那地步，孩子會突然掉下來。這件事在她人生里，就像一個疤，疼過之后留下的不是輕松，而是沉甸甸的空虛。
張愛玲不是那種隨隨便便做決定的人。她聰明、敏感，對生活有自己的看法。可1956年的她，真的是被現實逼到了墻角。賴雅的身體狀況一天不如一天，家里經濟拮據，她自己還在努力適應美國的生活，想靠寫作謀生。可美國文壇對她這個來自中國的女作家并不友好，她的英文作品反響平平，收入少得可憐。懷孕對她來說，不是喜事，而是負擔。
再說，她和賴雅的感情也沒到那種能一起養孩子的地步。賴雅比她大很多，又有自己的問題，兩個人更多時候是各過各的。她不想讓孩子生下來受苦，也不覺得自己有精力去當媽。墮胎這事兒，雖然聽著冷冰冰，但對當時的她來說，是最實際的出路。她不是不想要孩子，而是沒法要。
吃下墮胎藥后，張愛玲經歷了身體上的劇痛。1950年代的墮胎藥效果粗暴，副作用大，她疼得在床上打滾，孩子掉下來那一刻，身體的折磨才算告一段落。可這事兒對她心理的沖擊，遠沒那么容易過去。她是個感情細膩的人，寫過那么多愛恨糾葛的故事，自己卻在現實里這么決絕地結束了一條小生命。這對她來說，肯定不是件輕松的事。
后來，她很少公開提這件事，但從她的一些信件和作品里，能看出那段時間她心情有多沉重。她給朋友寫信時，提到過自己身體不好，精神也疲憊不堪。墮胎這事兒，雖然解決了眼前的麻煩，卻在她心里埋了個結。她不是那種會大哭大鬧發泄的人，更多是把這些藏起來，一個人默默消化。
張愛玲的作品里，總能看到一種對人性的洞察，她的筆下人物往往活得辛苦又真實。1956年的墮胎經歷，像極了她小說里的情節——無奈、掙扎，最后不得不妥協。她寫《紅玫瑰與白玫瑰》時，講過那種感情里的撕裂感，而她自己的生活，又何嘗不是這樣？墮胎這事兒，不是她不善良，而是生活沒給她善良的機會。
有人說，她的作品之所以那么打動人，就是因為她自己也活得不容易。她把自己的痛，化成了文字，喂給了讀者。1956年的這一幕，雖然沒直接寫進她的小說，但那種孤獨和決絕的味道，早就滲透在她筆下的人物里。她不是神，她也是個普通女人，面對生活的爛攤子時，也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
1956年的美國，墮胎還是個禁忌話題。那時候，女性的選擇權遠不如現在，想結束懷孕，要么冒險找地下醫生，要么自己弄藥。張愛玲選了后者，可想而知有多孤立無援。當時的社會，對女性的期待還是結婚、生子、顧家，像她這樣離過婚、追求獨立的女人，已經算另類了。她不想被孩子綁住，也不愿為了別人眼里的“正常”放棄自己，這種選擇其實挺勇敢的。
可勇敢歸勇敢，代價也大。她得一個人承受身體的疼和心里的苦，沒人能幫她分擔。那年代，女性要是沒男人撐腰，日子過得真挺艱難。張愛玲的墮胎，不是她一個人的故事，而是很多女人的縮影。她只是比別人多了一支筆，把這些苦寫了出來。
張愛玲這人，表面看著冷淡，其實內心脆弱得很。墮胎這事兒，她處理得果斷，可事后那份空虛，誰能懂？她沒跟人訴苦，也沒到處找安慰，就那么挺過來了。這就是她的性格，硬氣又孤單。她作品里那些復雜的人物，可能就是她自己的影子——表面堅強，內里千瘡百孔。
1956年的墮胎，不是她人生的全部，但絕對是個轉折點。從那以后，她更封閉了，和賴雅的關系也越來越淡。她后來的日子，基本是一個人過，寫東西、看書、躲著人。她不是不想熱鬧，是熱鬧容不下她。墮胎這事兒，像個隱秘的傷口，疼的時候沒人看見，好了以后也沒人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