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八年（1375），明王朝曝出一個頗為離奇的空印案。空印，指的是空白文書簿冊上加蓋官印，方便明代地方官員尤其是偏遠地方的官員節省來往時間，能夠更高效率地在首都南京辦理繳納戶部錢糧的事項。

當時當然不存在互聯網，也沒有傳真機。說起交通工具，別說高鐵動車和飛機，就連自行車也一個沒有，所以西南、西北省份的縣級衙門，往來南京需要接近一年。這還建立在不出錯的基礎上，如果出錯，就得超出一年——舊賬尚未厘清，又要處理新賬。

自然，明代也好，現代也好，從不允許官員攜帶地方衙門的官印進京。所以，操作空印的做法，純屬無奈之舉。這其中當然不乏風險，比如蓋有官印的文書長距離單人運送，可能發生遺失，空白文書被騙子挪為證明虛假身份的他用。又如攜帶已蓋印文書的官員，可以以文書損耗為由，虛假報送，套取好處。

但明太祖朱元璋在查獲此案后給出的反應，卻是令人高度驚愕的。《明史》記載，朱元璋“疑有奸，大怒，論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也就是將普遍存在的空印操作，直接等同于普遍的貪污腐敗與作奸犯科，然后將所有的掌印官員判處死刑，副職一律杖刑一百，流放邊疆。此案造成數百人被處死。

此案啟動后，朝臣無人敢為各地的掌印官吏鳴冤。卻有一名叫做鄭士利的儒生上奏，解釋說空白文書被用來作弊謀利、壓榨百姓的可能性很低；空印操作目的是滿足戶部數據管理的需要；國家從來沒有制定過法律說空印有罪，沒有處罰的先例，而今卻因空印殺人；朝廷艱難求賢，卻像割草一樣砍人才的頭，簡直荒謬。

鄭士利的意見，大大折損了朱元璋的臉面。朱元璋從無李世民等前朝開明君王遵從律令的自覺（這并不是說李世民等帝王具有現代法治意識，嚴格依法行事，而是在軍隊、立儲等重大問題外的日常政務中，尤其是涉及民間治理問題上，基本上依照律令行事，即便沖動為之，也能聽進勸諫），他自己頒行了十分苛刻的法令，但在處理具體問題上，卻是憑心情，只要被觸怒，無論法令上有沒有規定，又不管法律規定如何處罰，就一概舉刀便殺，而且不光殺涉案人，還要連索其家人以及同事。

所以，朱元璋對此的回應是，懷疑鄭士利是被人指使為之，最終將后者下旨送去勞動改造。這也揭開了所謂洪武四大案的序幕，除了空印案，還有胡惟庸案、郭恒案和藍玉案。

胡惟庸案的爆發，從表面看是皇權與相權之間的天然矛盾，但正如青年歷史作家諶旭彬在其所著的《活在洪武時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運》一書中所談到的那樣，朱元璋認定自己一手搭建的明帝國的官僚系統從上到下充斥著腐敗，所以不放過哪怕一個細節來揪出更大的問題；而且，朱元璋任用的官僚大多成長于忽視儒學教育的元代，所以懷疑官僚毫無忠君意識。

朱元璋對于前朝的科舉制表達出強烈不滿，認為那樣只能選拔出文藝之才，批評文藝之才缺乏處理實際政務的能力。但正如空印案的處理所表現出的那樣，他也不是真心要想選拔技術官僚——《活在洪武時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運》書中借助多個具體案例的剖析指出，朱元璋甚至將基層官府中協助官員處理政務的胥吏，定位為與奴婢無異的賤人，不斷否定其道德價值、實際作用，以誅心之論來對待細微差池，每每采用一連串連坐的方法來打擊一大片，嚴厲懲處。

《活在洪武時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運》書中說，朱元璋希望獲得的理想官僚，“以德行為本”。但這個要求是抽象的。即便是德行較佳的官僚獲任，出現了技術錯誤，也會被誅心式地攻擊為居心叵測、喪心病狂。

正如書中所說，朱元璋雖然出身貧苦，每每直白無誤地表達對民生的體恤，但他的實際政策卻是極度苛待農民。洪武年間，天下大亂逐漸平息，民眾與耕地都處在恢復期，但這是其的夏稅秋糧征收額度卻要比后來的正德時代還要高出10%以上。朱元璋不斷在江南地區發起抄沒富農、地主土地的運動，希望通過明政府直接掌控的大量土地，來保障帝國安全——租種官田所需繳納的米麥，達到了租種地主的土地的八至九倍。正因為此，洪武年間也出現了中國古代王朝很少出現的、開國皇帝年間就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

前面已經提到，朱元璋經常發起針對官僚集團的集體屠戮，并以各種借口清算富商、富農、地主。這也使得洪武年間呈現了“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的情狀：整個帝國，幾乎所有有中等及以上家資之人全部破產。

以慈愛君父自居的朱元璋也感受到了自己頻繁運作政治運動造成的民怨，所以朱元璋在其御令撰制的《御制大誥》中解釋說，朝廷確實在打擊壞人時玉石不分，連累了好人，但這也不要責怪皇帝，因為好人沒能站出來與壞人劃清界限。

這番解釋自然不能讓人服眾，朱元璋對此也是心知肚明，所以他在《御制大誥》中痛斥老百姓不知報答君恩：“民有不知其報，而恬然享福，絕無感激之心”，指斥心存抱怨的老百姓是“頑民”。也就是說，雖然大清洗是他朱元璋下令辦的，但事情首先是腐朽的官僚集團辦壞的，再加上不知好歹的頑民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