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作為全國縣域經濟最發達的省份之一，其基礎教育質量長期位居全國前列。根據《2023年浙江省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全省縣域義務教育階段專任教師本科及以上學歷占比達92.7%，其中杭州建德市、寧波寧海縣等12個縣（市）該比例超過95%，與杭州、寧波主城區教師學歷結構差異不足3個百分點。

這種師資配置的背后是浙江自2016年起實施的"縣管校聘"改革，通過全省統籌教師編制、建立"銀齡講學"計劃等政策，有效解決了縣域教師隊伍的結構性矛盾。以臺州天臺縣為例，2023年該縣公開招聘的86名中小學教師中，碩士研究生占比達41%，較五年前提升26個百分點，縣教育局每年安排專項經費1200萬元用于教師赴浙師大、杭師大等高校研修，形成了"縣域教育生態閉環"。

從教育投入來看，浙江縣域生均公用經費標準自2020年起已實現城鄉統一，2023年小學、初中分別達到每年1500元和2000元，較國家標準高出40%以上。溫州永嘉縣教育局2024年預算報告顯示，教育支出占全縣公共預算支出的28.6%，其中課后托管服務專項經費達3800萬元，覆蓋全縣97%義務教育階段學生。

這種投入力度使得縣域學校能夠提供優質課后服務，如紹興新昌縣澄潭中學開發的"1+X"托管模式，學生在完成作業后可根據興趣選擇編程、航模等32類素質課程，該校2023年學生參加課外培訓的比例僅為7.2%，遠低于全省平均的23.8%。教育部基礎教育司2023年發布的《縣域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監測報告》顯示，浙江縣域校際差異系數為0.32，達到國家優質均衡標準。

培訓機構在縣域的生存困境折射出教育生態的結構性變化。浙江省"雙減"監測平臺數據顯示，2023年全省縣域學科類培訓機構數量較2021年減少89%，現存機構中持有教師資格證的比例不足35%。金華浦江縣教育局2024年春季突擊檢查發現，當地23家培訓機構中有17家存在"超綱教學""虛假宣傳"等問題，部分機構聘用的大專學歷教師時薪僅40元，教學能力與學校教師形成鮮明對比。

這種現象與縣域家長的教育認知提升形成反差，麗水縉云縣2023年家庭教育調查顯示，78.6%的家長認為"學校教學已能滿足升學需求"，該縣壺鎮中學通過構建"家校共育數字化平臺"，將家長參與學校教學督導的頻次提升至每月2.8次，形成對校外培訓的天然制約。

學生自主發展能力的增強進一步削弱培訓班的必要性。浙江省教育評估院2024年跟蹤調查發現，縣域初中生日均自主學習時間達2.3小時，較城區學生多0.4小時，這種差異在重點高中升學群體中更為顯著。

衢州江山市教育局的實證研究顯示，2023年考入重點高中的學生中，72%的數學高分獲得者主要通過學校提供的"分層作業系統"和"錯題智能推送"實現提升，僅有9%的學生參加過課外補習。寧波象山縣推出的"海島學子成長計劃"更具啟示性，該縣26所鄉村學校通過建立"學習共同體"，學生自主組建學科興趣小組的比例達83%，2023年中考平均分反超城區學校1.7分，印證了《中國教育報》"內生動力比外部灌輸更有效"的論斷。

從教育公平視角審視，過度依賴培訓班可能加劇縣域教育失衡。浙江省財政廳2023年專項審計發現，家庭月收入低于8000元的縣域家庭中，有34%因支付培訓費用導致教育支出占比超15%，這與其獲得的政府助學金形成資源錯配。

相比之下，溫州樂清市推行的"教育共富"工程更具效益，該市將原用于補貼培訓的3200萬元轉為建設"城鄉教育共同體"，通過5G同步課堂使農村學生每周接受城區名師授課6課時，2023年農村學校省級重點高中錄取人數增長42%。

這些實踐印證了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縣域教育發展報告》的核心結論：當縣域建立起"以學校為主體、家庭為支撐、社會為補充"的教育生態時，校外培訓自然會失去生存土壤。在浙江已實現縣域基礎教育優質均衡的當下，回歸教育本質才是實現育人目標的正途。

還有家長吐槽，浙江小縣城的學校老師基本擁有編制，實力堪比大城市的人才，但浙江小縣城外面的培訓班幾乎沒有編制，很多甚至專科畢業，純粹為了賺家長的錢。其次，很多孩子厲害，完全是依靠自己，而非培訓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