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時留在江西的人中間，犧牲的杰出共產黨人，比任何其他斗爭時期都要多。”這是索爾茲伯在《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中寫下的有關留守蘇區共產黨人的一段充滿血淚的悲壯斗爭史。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中央紅軍第1、3、5、8、9軍團及中央軍委直屬軍隊共8.6萬人離開中央蘇區，正式踏上了漫漫長征路。

在紅軍主力踏上長征路的時候，鮮為人知的是，還有一支約1.6萬人的隊伍留在了蘇區，他們的任務是掩護主力撤退，盡最大努力保住蘇區最后的地盤。

這1.6萬人的隊伍，包括紅24師和地方軍區部隊。此外，還有3萬多傷員，是沒有戰斗力的。

如果說長征路是九死一生的艱難征途，那么，留守蘇區的紅軍戰士們要面對的，比長征更加慘烈，更加悲壯。

在國民黨當局集結超過20個師2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實施清剿行動的時候，處于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中的中央蘇區，注定逃不了一場血雨腥風的拼殺。

據統計，在國民黨圍剿蘇區的最初數個月內，瑞金就被殺1.8萬人，于都被殺3600多人，寧都被殺4700多人，興國被殺2100多人，會昌被殺972人，長汀被殺3237人，其后三年時間內，整個中央蘇區被殺革命干部和群眾多達70多萬人，整個中央蘇區籠罩在一片血雨腥風之中，猶如人間煉獄。

而在突圍戰中犧牲的高級軍官核心名單，更是觸目驚心，最后，只有一人幸運地活到新中國成立后。

正面硬杠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決定離開中央蘇區的時候，為了防止敵人趁虛而入，同時為了拖住敵人，以掩護紅軍主力撤退，中央蘇區決定成立中央分局，由項英、陳毅等人領導分局同志，堅守蘇區繼續開展斗爭，并偽裝成主力部隊，以迷惑敵人，掩護主力部隊撤退。

中央在離開蘇區前，以瑞金、會昌、于都、寧都四座城市為中心，劃定了留守紅軍的堅守區域。

同時，中央任命項英為留守紅軍的第一領導人，擔任中央蘇區軍區司令員，統籌管理中央蘇區的各項工作。

和項英一道留在蘇區的還有陳毅、瞿秋白、何叔衡、陳潭秋、毛澤覃、周建屏、劉伯堅、賀昌等中共高級將領。

在這些留下來的高級將領中，身為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的陳毅，尤為引人注意。

當時，陳毅有腿傷，行動不便，此外，項英不通軍事，陳毅留下來，也是為了更好輔助項英打好蘇區保衛戰。

哪知，紅軍主力撤退后，留守中央蘇區的項英，犯了和李德、博古等人一樣的錯誤，那就是過于樂觀估計當時的革命形勢，認為隨著中央紅軍主力的迅速轉移和撤退，國民黨軍隊必將大舉圍追紅軍主力，對于留守在蘇區的紅軍隊伍，一定會減輕兵力部署。

由此，項英主張應該繼續和國民黨軍隊死磕到底，硬打硬拼，趁機擴大蘇區的地盤。

聽到項英的戰略部署后，陳毅第一個站出來反對。陳毅認為，紅軍主力撤退后，他們手中只有1.6萬兵力，此外，還有大量傷病員和沒有戰斗力的機關人員。靠著這有限的兵力，要抵擋住國民黨軍隊的圍攻，與其正面硬杠，實在是非常困難。

因此，當務之急，絕不應該是和國民黨軍隊正面對抗，竭力恢復和擴大蘇區，而是竭盡全力守住有限的蘇區基本盤，在此區域和國民黨軍隊打游擊戰，以此既拖住了敵人，又最大程度保存自身兵力。

可是，當時項英才是中央蘇區的第一領導，陳毅的意見建議，并沒有被項英聽進去，項英仍然堅持選擇和國民黨軍隊正面硬杠。

卻怎知，蔣介石并沒有像項英預想的那樣，將主力部隊和主要精力，都放在對紅軍主力的圍追堵截上，而是在對紅軍主力開啟圍追堵截模式的同時，也對中央蘇區開始重兵圍堵，因為在蔣介石看來，中央蘇區所處的地理位置，同樣對于國民黨造成嚴重威脅，必須將其斬草除根，才能高枕無憂。

不按照套路出牌的蔣介石，打了項英一個措手不及。

血腥殺戮

得到了蔣介石的指令后，國民黨軍隊開始從三面對中央蘇區發起正面進攻。

不到兩萬的作戰兵力，面對20萬武器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國民黨軍隊，兩相博弈的結果，可想而知。

在國民黨大軍三面圍攻下，雖然留守中央蘇區的紅軍拼死抵抗，英勇作戰，怎奈，雙方實力差距懸殊。

最后的結果是，國民黨軍隊在短時間內，就輕松拿下了寧都、瑞金等地。

面對敵人強大的攻勢和中央蘇區極其不利的形勢，陳毅再次提出必須盡早分散部隊，依靠當地群眾力量，和國民黨軍隊打游擊戰。

可是，過于樂觀估計形勢的項英，仍然堅持執行中央蘇區先前的作戰方針，那就是以大規模軍隊正面作戰的方式，與國民黨軍隊打陣地戰。

這樣不顧后果的硬碰硬的結果是，直接導致紅24師陷入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之中，遭受重大損失。

1935年1月，紅24師與國民黨軍隊在牛嶺一帶與敵軍發生了激烈戰斗。

這一年的1月28日，紅24師和獨立3團、獨立11團共5000余人，進攻牛嶺守敵，在對方的強大反擊之下，紅24師傷亡六百人，連師長周建屏也身負重傷。

此一戰，留守紅軍元氣大傷。

這一年春夏之交，出師不利的紅24師，又遭遇五倍于己的粵軍阻擊，在激烈的戰斗中，紅24師被徹底打散，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被捕后遇害。

最后，在重重包圍中的紅24師殺出一條血路，僅僅只有80余人突圍而出。

牛嶺一役，留守的中央蘇區紅軍遭遇重創，作戰兵力由原先的1.6萬人，銳減至五六千人，中央蘇區由此徹底陷入到山窮水盡的絕境。

當會昌在不久后被國民黨拿下后，意味著中央蘇區的全部城市，都落入到國民黨的手中。

在中央蘇區，國民黨軍隊每占領一個地方，當地的土豪劣紳就開始迅速組織還鄉團、鏟共團，對蘇區人民實施瘋狂殘忍、滅絕人性的報復。

失去紅軍庇護的善良無辜的當地群眾和無數共產黨員，被挖心、肢解、分尸、活埋的難以計數，其殘忍程度，比之日軍的屠殺，有過之而無不及。

為了徹底將中央蘇區的紅軍力量斬盡殺絕，國民黨軍隊不僅在關鍵通道上實施“駐剿”，還主動帶領部隊進山“抄剿”，然后，再放火燒山。

駐之、抄之、燒之，國民黨的趕盡殺絕，堪比后來日軍的三光之策，對于中央蘇區僅存的有生力量，再次給予毀滅性打擊。

此外，國民黨還在經濟上，對山區進行嚴密封鎖。

為了防止革命群眾接濟山里的紅軍，國民黨嚴格限制糧食、油、鹽等生活物資的購買，控制膠鞋、電池等生活必需品的運輸，妄想將蘇區紅軍有生力量困死、熬死、逼死在偏遠的深山老林之中。

“四面都是敵人，到處都是槍聲。······老頭子、小孩子、婦女，滿坑滿谷、滿村滿野跑。聽到這邊槍響，往那邊跑，那邊槍響，往這邊跑。”親歷其中的陳毅，曾這樣描述中央蘇區淪陷時的景象。

蘇區淪陷之后，國民黨開始在蘇區實行“白色恐怖”。許多村莊都被趕盡殺絕。在福建長汀縣一處34戶人家的小村莊，除了一名八旬的老太太之外，其余村民全部被殺害。

在贛州市，多達10.8萬名革命干群被殘忍殺害。

在如此嚴峻的革命形勢下，就連項英、陳毅也不得不夜宿山林，在一座又一座高大山林之間，輾轉行軍，吃冷飯、喝冷水。

“他們的衣食住行極其困難，我父親和戰友有一段時間不得不共用一條褲子，兩人輪流穿著。”（劉魯明——贛粵邊特委少共書記劉建華之子）

然而，即使在這樣艱難困苦的情況下，他們仍然沒有放棄對理想信念的執著追求，堅信革命必勝。

“我們深信革命必將凱旋。只要持續抗爭，眼前的暗淡只是短暫的，曙光終將迎來它的破曉時刻。”（瓊崖特委書記馮白駒）

當然，在艱難困苦黑暗迷茫中，光有理想信念還是遠遠不夠的，找到正確的前進方向，才是至關重要的。

九路突圍

1935年2月，面對日益嚴峻的革命形勢，在陳毅的一再建議下，項英終于答應和陳毅一道，向中央請示，開始分散突圍。

請示報告發出后，項英和陳毅開始做好各種準備工作。先是將各級機關人員分散到各級部隊中，而后將僅存的戰斗兵力集結到于都南部地區，只待中央一聲令下，就開始分散突圍。

可是，他們發出的請示報告，卻遲遲等不到中央上級的回復，直到遵義會議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路線得到糾正，中央這才給蘇區中央分局發來指示道，命令蘇區留守部隊應在中央蘇區以及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

接到上級命令后，項英和陳毅立即組織召開緊急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央分局完成了對于留守紅軍的突圍戰部署，留守紅軍決定兵分九路突圍。

第一路由李才蓮帶領獨立第七團，從會昌突圍至閩贛蘇區；第二路由陳譚秋、譚震林率領紅24師4個連突圍至閩西；第三路由汪金祥帶領紅24師4個連在尋烏南部活動；第四路由李天柱率領紅24師4個連突圍至廣東東江。

第五路率領紅24師2個連突圍至龍南；第六路帶領紅24師第71團去湘南；第七路、第八路帶領兩個獨立團至湘贛和贛南打游擊；第九路由項英和陳毅率領紅70團在蘇區附近打游擊。

如此這般部署，看似各有出路又相互照應，卻怎知，最后，這九路軍，大都損失慘重，有的甚至全軍覆沒，令人慘不忍聞。

第一路至瑞金九堡遭遇敵軍埋伏，大部分紅軍戰士壯烈犧牲。

第二路僥幸突圍至福建地區，與當地同志組織成立閩西南軍政委員會，開展游擊戰。

第三路在會昌邊界被粵軍圍堵，死傷大半。

第四路在信豐安息，被粵軍前后夾擊，最后殺出一條血路，才突圍至信豐油山打游擊。

第五路剛渡河就被敵人圍堵，損失慘重，被迫轉到信豐，與第四路殘部會合。

第六路由毛澤覃帶領，在紅林山被敵人圍堵，大部分戰士壯烈犧牲。年僅30歲的毛澤覃身中數彈，壯烈犧牲。遠在陜北的毛主席得知弟弟犧牲后，對著電報沉思良久，眼眶濕潤，默默無言。

第七路軍在尋烏南部近乎全軍覆沒。

第八路軍在于都南部被圍堵后，分三路突圍，大部分被打散，只有小部分到達油山，與陳毅會合。

第九路軍在會昌被敵人襲擊，部隊犧牲大半。最后，依靠群眾掩護，陳毅等人才帶著一個營的兵力，分散突圍至油山。

原本五六千人的隊伍，分九路突圍后，最后只剩下了不到一千人，為了掩護戰士們突圍，高級將領和中央分局干部犧牲得更多。

22歲的李才蓮在突圍中犧牲。為了不拖累戰友，59歲的何叔衡毅然跳入滾滾河水之中。九路軍指揮官賀昌犧牲；紅一方面軍前委秘書長古柏犧牲；政治部主任劉伯堅被俘后，和瞿秋白一樣堅貞不屈，最終犧牲；24師政委楊英壯烈犧牲······

據統計，留守在蘇區的高級領導干部共有22人，只有6人活到了長征勝利后，陳毅成為他們之中新中國成立的唯一見證者。

結語

三年游擊戰的艱苦程度，不亞于紅軍長征。從時間上看，長征勝利用時兩年，游擊戰堅持了三年。

從犧牲的高級干部數量看，長征途中犧牲的軍以上干部10余位，三年游擊戰爭期間犧牲的省級、軍級以上干部不少于60位。

南昌大學退休教授劉勉鈺談及南方三年游擊戰，不禁掩卷嘆息。正因如此，毛主席才感慨道，三年南方游擊戰爭比長征更困難。悲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