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 |《無證之罪》劇照

先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你認為「浪子」真的能回頭嗎？

第二，為什么有的人一段時間不見就像變了一個人，而有的人十年如一日？

我們的身體每天都在發生改變，但我們似乎從來沒有懷疑過今天的自己和小學二年級的自己不是一個人，我們總傾向于自己是不變的，卻對他人的變化更加敏感。

這種敏感性深刻影響著我們的人際關系——尤其是婚姻，一段失敗的婚姻常常夾雜著對彼此的失望，「他/她變了，不是以前那個人了。」

什么決定了我們的變或不變？犯了錯的人有可能徹底改好嗎？

獲中信出版集團授權，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性和思維實驗兼有的文章，共同探討以上問題。讀完之后，相信你對人際關系和自我的認知都會有很大提升。

來源：《終局思維》

作者：[美] 哈爾·赫什菲爾德

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團

佩德羅·羅德里格斯·菲略出生的時候頭骨就有凹陷，這是他父親造成的。他父親有暴力傾向，在他母親還懷著他的時候痛打過她。無論是先天基因還是后天影響，都造成了佩德羅有暴力傾向的事實。

暴力行為成為佩德羅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導致他最終成為20世紀最可怕的連環殺手之一，但他現在的樣子和他曾經的樣子已經大不相同了。他的人生軌跡揭示了一個關鍵問題：是什么最終決定了我們會成為什么樣的人？

換句話說，我們如何在未來活出現在自己想要的樣子？這個問題不僅適用于佩德羅這樣的極端群體，也適用于我們普通人。

0 1

發誓重新做人的重刑犯

1966年，13歲的佩德羅被一位堂兄打了一頓。在同齡人中，佩德羅的個子算矮的，而在這次打斗中敗下陣來讓他的家人和鄰居的孩子們開始嘲笑他。為了報仇，他一直等待機會，直到有一天，他和堂兄在他們祖父的工廠一起工作，他把堂兄推向甘蔗壓榨機。雖然他的堂兄保住了性命，但是機器已經把他的胳膊壓得嚴重錯位。

一年后，老佩德羅，也就是他的父親，因為涉嫌偷東西被學校開除，丟了保安的工作。雖然老佩德羅發誓說是白班警衛干的，但還是于事無補。根據后來佩德羅的自傳，他無法忍受父親被誣告，從家里拿了槍支和刀具，在樹林里待了30天，一邊尋找食物，一邊盤算如何報復。回到鎮上以后，他找到解雇他父親的人，也就是副鎮長，開槍打死了他。即便如此，他還是無法對父親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釋懷，于是他又找到白班警衛，朝他開了兩槍，用家具和盒子蓋住尸體，一把火都給燒了。

這只是他接下來許多殘忍的暴力事件的開始。

18歲，佩德羅為自己贏得了「斗牛士佩德羅」和「殺手皮蒂」的綽號。他在右前臂文上了「我為快樂而殺人」，在左臂文上了「我為愛而殺人」和已故未婚妻的名字。

被執法部門抓獲時，他被指控犯有18起謀殺罪，并被關進臭名昭著的圣保羅監獄。在從看守所轉到監獄的途中，他和一個連環強奸犯被一起關在警車后部，結果強奸犯在途中被他殺了。

到1985年，佩德羅已經殺了71人，而且其中一個是他的父親！他的刑期增加到400年。但殺戮仍然沒有停止。

在被關押期間，他還需要對47名囚犯的死亡負責，但他聲稱這個數字超過100。被殺的都是一些極為可怕的罪犯，不過這并不能成為他實施暴力的借口。

佩德羅在不迫害其他囚犯之后，開始執行一項嚴格的鍛煉計劃：學習閱讀和寫作，并回復一些粉絲的郵件。

21世紀初，巴西政府意識到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不是「殺手皮蒂」一共迫害了多少囚犯，而是巴西刑法是以巴西人均壽命43歲為前提制定的。根據巴西刑法，囚犯被囚禁的時間不得超過30年。

由于擔心這個臭名昭著的罪犯被釋放，法官努力發現了一個法律漏洞：囚犯在因原有罪行被起訴后犯下其他罪行的，刑期可以延長。然而，佩德羅對此提出上訴，他贏了。

這就是為什么在蹲了34年監獄之后，2007年4月，他被釋放了。他的刑期只比當時刑法規定的最高刑期多了4年。

巴西沒有健全的刑滿釋放人員再社會化的項目，不過，佩德羅還是設法過上了一種安靜得多的生活。他搬到巴西偏遠地區的一個粉色小屋里。

然而，政府無論如何都想把他再送回監獄。2011年，政府以佩德羅服刑期間引起騷亂為由再次逮捕他。不過到2017年12月，他又被釋放了。這一年他64歲，體態依然年輕，還堅持跳健美操，他在鄰居的幫助下開了一個Youtube視頻賬號，線上分享勵志故事。

佩德羅的Youtube賬號

按照他的說法——不過這個需要仔細甄別——他已經很多年沒有殺人了，也覺得沒有必要再這么做了。

一個曾經被診斷患有精神病的人，一個曾經殺了幾十個人的人，一個現在過著苦行僧般生活的人，真的能夠重新做人嗎？我決定問問他。

約他會面是不太容易的。受疫情影響，我只能在家里，坐在兒子嬰兒床對面的搖椅上，與巴西最著名的連環殺手交談。

我首先問佩德羅的是，他是否在某些地方，和年輕時的自己是一樣的，還是說恰恰相反，他已經從根本上變得不同了？他的回答毫不含糊：「我對曾經的那個自己感到惡心，我認為自己現在已經是一個全新的人了。」

我想知道的是，他是不是在某個特定的時刻開始意識到自己已經脫胎換骨。

他回答說，整個過程是循序漸進的，不過，有一個特殊的事件讓他開始轉變。當他在幾個牢房中來回轉移時，有三名囚犯合伙多次刺傷他，他的臉、嘴、鼻子、肚子……全身各處都有傷口。作為反擊，他干掉了其中一名囚犯。這導致他被單獨監禁起來，正是這次單獨監禁，讓他和上帝進行了某種意義上的「談判」。他向上帝承諾，如果能從監獄出來，他一定會成為一個全新的人。

從很多角度來說，他似乎實現了自己的承諾。首先，他不再有殺人的沖動。雖然他過去是「暴脾氣」，對任何讓他心煩意亂的人都迅速做出暴力反應，但是他開始以更被社會接受的方式處理遇到的挫折。

佩德羅

如今，佩德羅堅持早上4點起床鍛煉，并在一家回收廠工作，賺取微薄的收入。他形容自己本質上是個隱士，不喝酒，不參加派對，也不參加各種聚會。在業余時間，他開始幫助犯過罪的年輕人改變他們的生活。佩德羅的語氣聽起來很真誠，他告訴我，他很喜歡「改造」別人，勸說他們遠離犯罪。

但他也提到實現這種轉變所面臨的挑戰：雖然他看過監獄里的其他人也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其中一人甚至成了一名牧師），但絕大多數囚犯「都是他們原本的那個自己」，因為「你所有知道的事都是監獄里的事情」，想完全改變幾乎不可能。

那么，現在的這個佩德羅還是那個曾經的他嗎？還是說他已經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現在的自己和未來的自己，在本質上有所不同嗎？這個不同重要嗎？

這個問題其實是哲學家爭論了幾個世紀的難題。

理解什么讓我們每個人隨著時間推移保持一致，或者變得不同，是一個極好的出發點，這讓我們了解為什么我們有時不擅長面對未來的自己，進而做出將來后悔的選擇。了解這一點，將幫助我們知道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0 2

身體和記憶，哪個決定了你是誰？

想象一下，你決定從熟悉的生活中脫離出來，你買了一艘船，決定環游世界。

你計劃乘著這艘新買的大游艇環游世界。一路上，你經歷了幾次風暴，大約三年后安全返回，你發現已經更換了這艘游艇的每一個部件，從帆到甲板，甚至是外面的船體。

關鍵的問題是：這艘船被更換了所有部件，現在它仍然是最開始你買的那艘船嗎？還是已經成為一艘完全不同的船？

必須說明的是：我顯然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個問題的人。幾個世紀前，古羅馬哲學家與傳記學家普魯塔克就通過希臘英雄忒修斯的故事討論了這些問題。如果我們嘗試回答上面這個問題，我認為應該退一步問：是什么讓這艘船成為這艘船？

更直白地說，我們需要改變多少才能夠成為另外一個人？

我敢說，大多數人都會覺得我們就是我們，表面的特征可能會改變，但我們的「核心」自我不會改變。

我們都期望在伴侶身上找到永恒。婚姻中一部分不言而喻的承諾是，在你們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你的伴侶仍然是你第一次約會就注意到他（或她）微笑的那個人。不過，這種對永恒的渴望很可能是愚蠢的。

《紐約時報》發表過一篇廣受歡迎的文章，題為《為什么你會和錯誤的人結婚》。在這篇文章中，哲學家阿蘭·德波頓提出了一個有些悲觀但也令人寬慰的觀點：世界上沒有完美的結合，也沒有完美的伴侶。我們和別人結婚不一定是因為我們想要快樂，而是因為我們想要讓剛剛開始一段關系時的那種感覺變成永恒。但是，這種沖動可能并不完全是理性的。

德波頓寫道：「結婚是為了珍藏我們第一次求婚時的那種喜悅。」但我們沒有充分認識到我們對伴侶的感受會以無法預料的方式變化。同樣，我們的伴侶和我們自己也會隨之發生變化。

那么，有什么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保持不變呢？又有什么會變化呢？

我們有五種核心人格特質——經驗開放性、盡責性、宜人性、外向性和神經質——大多數人在10年內會在其中一種特質上表現出顯著的變化。這是不得了的事情，一種主要人格特質在10年中會發生改變！但剩下4/5的特質會基本保持不變。連續性似乎最后勝出了。

在某些方面，我們是一樣的，但在其他方面，我們又是不一樣的。

回到游艇的比喻上——我們可能會更換風帆或油漆，但我們的甲板保持不變；我們也可能更換新的甲板，但保留原來的桅桿。它不會是一條全新的船，但絕對不是同一條船。

在「未來自我」身上發生的這些不可避免的變化，向我們提出了一系列相當實際的問題。是什么決定了這些變化如何影響我們對自我連續性的看法？

例如，佩德羅·羅德里格斯·菲略確信自己是一個全新的人，因為他不再有殺人的本能和沖動。同樣，一艘船經過粉刷后看起來煥然一新，但其內在骨架卻保持不變。

這些對連續性的看法之所以很重要，是因為它對我們的行為有著很大的影響。

如果那艘船看起來還是我們自己的船，我們就會好好對待它，我們將根據需要不斷地更換部件，甚至可能對它進行一些升級。然而，如果它開始讓我們覺得它已經不像同一艘船，而是一部我們沒有什么感情或沒有什么共同經歷的機器，那么我們就會把它當作家庭出游時租的最后一輛車。

同樣的邏輯也適用于你的身份同一性。如果你感覺現在的自己和未來的自己之間有著很強的聯系——即使現在的自己和過去的自己有所不同，未來的自己也會和現在的自己有所不同——你就更有可能為提升自我而努力。

當你出現在高中同學聚會上時，沒有人會把你錯認成你最好的朋友。你的朋友，或者你剛剛在社交媒體上重新聯系上的人看到你之后，也能很快認出你就是那個人。當然，你的臉可能變老了，發型可能變了，但你仍然存在于和你的朋友們多年前共度美好時光的身體里。

問題是，你的身體需要改變到什么程度才會變得不再是你自己呢？

這里有一個稍微有點傻的方法來解答這個問題。你決定和一個瘋狂的科學家成為朋友，他有一個提議：他會把你大腦里的所有東西——你的想法、感覺和記憶——都轉移到另一個人的大腦里。在他完成這個復雜而耗時的手術后，將會存在兩具軀體。一個看起來像你，但不再擁有你的思想和記憶；另一個看起來不像你，但擁有你的思想和感受。

他決定再冒險一點，給其中一具軀體100萬美元，而在另一具軀體上進行各種實驗、反復折磨。在做這個手術之前，你可以決定誰會被反復折磨，誰最終有足夠的錢供孩子上大學。

如果是你，你會選哪一個？我猜，你會把錢給那個擁有你思想的軀體，然后把受折磨的任務分配給那個思想曾經在的軀體。如果你真的選擇了這種方式，那就意味著我們的身體可能不是我們身份同一性的關鍵。

等等，讓我們再做一個思維實驗。

想象一下，你長了一個惡性腫瘤，除非你接受大腦移植手術，不然必死無疑。你仍然活著，但你的記憶、偏好、個人計劃等——本質上就是你的整個精神生活——將被毀掉。

你會接受這個手術嗎？如果不做手術，你會死的，但如果做了手術，你可能也會不復存在。

所以，一些人所說的身體理論主要是說你的身體讓你繼續保持為「你」。但是在面對這些快速的思維實驗時，這套理論就很難說明身體是否真的是你存在的基礎了。

對17世紀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來說，身體顯然不可能是問題的答案。相反，他的見解是，讓你在時間變化中仍然保持連續性的根本是你的「意識」。進一步闡釋一下這個觀點：真正關鍵的是你的記憶。

所以，如果你35歲，你包含了今天的「你」和15歲時的「你」。這兩個版本的你共享一個身份，因為后來的「你」可以記住之前的「你」的思想和行為。試著想象一種記憶鏈條——35歲的你記得15歲時的想法和感受，而15歲的你記得12歲時的想法和感受，以此類推。

換句話說，你的身份之所以保持不變，是因為你有來自不同時間點的記憶，而每一段記憶都建立在之前的記憶上。洛克認為，如果你能記得小學二年級的開學第一天，那么你就能記住那個版本的你。如果現在的你和當時的你有共同的記憶，那么你就在這么多年里保持了一個恒定的身份。

和身體理論一樣，這個說法當然也有問題。

比如，如果我忘記了昨天早餐吃了什么，這是否意味著我不再是昨天的我？或許這個理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沒有人記得自己生命的最初階段，這是否意味著嬰兒時的我們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因為我們都沒有保留那個時候的記憶？難道只有有了最初的記憶，我們才真正成為自己嗎？

0 3

答案可能是道德品質

有一個笑話，講的是一所大學的某位院長對物理系需要大量研究經費感到沮喪。他問：「為什么你們不能像數學系那樣——他們只需要鉛筆、紙和垃圾桶。哲學系更好，他們需要的只是鉛筆和紙。」

我知道笑話一經解釋就不好笑了，但還是得說，院長的重點是：哲學家提出的想法不需要驗證。

多年來，在身份同一性的問題上，哲學家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理論，試圖解釋是什么使人保持相同或變得不同。但這些理論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面對這個問題時的思考方式呢？換句話說，談到身份同一性的連續性問題時，普通人是怎么想的重要嗎？

這就是西北大學的心理學研究生謝爾蓋·布洛克著手回答的問題。

21世紀初，他開展了一項實驗。他要求研究參與者想象一個叫吉姆的會計遭遇了一次嚴重的車禍，而他活下來的唯一方法是大腦移植！

在這個瘋狂的醫學實驗中，吉姆的大腦將被小心地取出來并放到一個機器人中。幸運的是，移植手術最后成功了。當科學家啟動機器人時，他們掃描了吉姆的大腦，發現他所有的記憶都完好無損。一半的實驗參與者得到的信息是這樣的，而另外一半人卻得知，雖然手術順利完成，但科學家掃描大腦時發現吉姆的記憶與手術前的記憶完全不一樣了。

如果機器人「是」那個吉姆，即使沒有吉姆的舊記憶，這也會成為身體理論的有力支撐。但是如果記憶是吉姆繼續成為「吉姆」的必要條件，那么記憶理論就會得一分。

最后，在這項有一定參與人數的研究中，有一個明顯的贏家：在得知記憶在移植過程中幸存下來的實驗組中，認為機器人仍然可以被認為是吉姆的人數，大概是得知記憶沒有移植成功的實驗組中有同樣判斷的人的三倍。

找出身份同一性的連續性組成要素時，了解普通人和哲學家都相信什么是有價值的。

但在這兩個案例中，我們都是在處理想象中的場景，這種情況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很可能不會發生。這就讓人們很難確定什么對我們超越時間的身份同一性是重要的。

那么，我們是否可以在不依賴思維實驗的情況下檢驗這些想法呢？

沃頓商學院教授尼娜·斯特羅明格決定采用一種非傳統的方法理解是什么將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聯系在一起的。

她告訴我，雖然她做了很多思維實驗，但她認為這些實驗不能是唯一的證據來源。于是，她開始求助于養老院。具體來說，她聯系了那些治療神經退行性疾病患者的護理人員。這些病人的大腦發生了根本性的紊亂。

她集中研究了三組患者：

第一組患者患有阿爾茨海默病，他們的身體很健康，但記憶正在消失；

第二組患者患有肌萎縮側索硬化（ALS），患者的思維仍然健康，但身體功能正在不斷退化；

第三組患者患有額顳葉癡呆（FTD），他們的運動能力和大部分記憶都是完好無損的，但會出現道德障礙，比如許多FTD患者會出現同理心減少、不誠實、不再關注社會道德規范的情況。

護理人員回答了一系列調研問題，包括：「你覺得你還認識這個病人到底是誰嗎？」「你會覺得病人像陌生人嗎？」

ALS是一種主要影響身體而不影響精神的疾病，人們認為ALS患者的身份干擾最小；阿爾茨海默病緊隨其后；但FTD被認為是迄今為止對身份同一性破壞最嚴重的疾病。

是什么讓我們成為現在的我們，這一爭論常常在最后演變為「身體」與「思想」理論的爭論。事實上，FTD患者似乎被認為最不像以前的自己，這表明我們在這個話題上可能有更多東西需要考慮。

那到底是什么呢？

正如斯特羅明格所解釋的，讓我們保持自我，或者成為完全不同的人的根本原因是我們對「道德自我」的感知。一個人是善良的還是刻薄的，是善解人意的還是冷酷無情的，是禮貌的還是粗魯的，這些才是將年輕人和他們老年的自己聯系在一起的最重要的因素。

斯特羅明格和她的同事發現，當這些道德品質從根本上被改變之后，我們的人際關系似乎也發生了變化。

斯特羅明格給我講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她問了一個藝術家朋友：你的性格需要如何改變，才會讓伴侶不再把你當作原來的你。

考慮片刻之后，朋友回答說：「我想如果我變得不再擅長藝術，成為一個糟糕的藝術家，我的伴侶應該就會離開我——她會說『那不再是我愛的那個人，我不再愛他了』。」

然后斯特羅明格又從另一個方向提問：「你的伴侶做出哪些改變，會讓你說『這不再是與我結婚的那個人了』？要發生什么變化，你才會說『她不再是原來的那個她了，我不再愛她了』？」

這次她的朋友倒是回答得很快：「嗯……我想如果她變成了一個蕩婦。」

這里有一個有趣的盲點——當談到自己的特點時，斯特羅明格的朋友認為藝術是身份同一性的核心，如果它改變了，那么他在伴侶眼中就不再是同一個人了。然而，當這個問題被翻轉過來時，情況就變了：最重要的是他的伴侶是否足夠善良。

這是有道理的，畢竟，善良是斯特羅明格和她的同事提到的「基本道德品質」。

這個小趣事完美地說明了這些道德品質一旦發生改變，不僅會影響我們身份同一性的穩定性，還會深刻影響我們的人際關系。

是的，我們會有不同的朋友和愛人，但如果他們都變了，我們自身持續穩定的自我認知就會面臨嚴重的挑戰。

那么，這個「前斗牛士佩德羅」現在已經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了，還是說他仍然是曾經的那個人？我相信，對「道德自我」的研究是我們能找到的最接近的答案。

當我們的核心道德品質保持不變時，即使許多事情發生了變化，我們也能找到一條連續性的認知線索。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看到一些人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成長卻感到他們變化不大，但在另一些人身上卻看到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我們把鏡頭對準自己時，又會發生什么呢？

我們當然可以在其他人身上看到某種連續性，或者缺乏某種連續性。我們能意識到「前斗牛士佩德羅」從一個冷血殺手轉變成非暴力的布道者。但是，我們有多大可能看到未來的自己與現在的自己是相同的，還是完全不同的？這樣的信念又會如何影響我們今天所做的決定？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會對你產生重大影響，包括你的減肥計劃、銀行賬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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