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罷諶旭彬老師的新書《從劉邦到王莽：時代的改良與倒退》，便想畫蛇添足，寫點文字出來。

諶老師的《秦制兩千年》奠定了他精彩的史學框架，以“秦制”為基礎，封建帝王的權力規則便有了綿延不絕的基因，后來他寫晚清的大變局，寫大宋的造極之世，都在深入歷史細部來剖析肌理，秦制在不同朝代的如何變體，所謂變法亦是提升對民力的汲取能力，所謂繁華之下又存在“生子輒殺”的慘劇，帝王、藩國、權臣、外戚、宦官、舊勛、新貴……權力博弈下難脫儒表法里的內核，最終大清在應激之下的救亡，由于這種內核也早已注定了失敗。

《從劉邦到王莽》則回到了漢朝。我們都知道“漢承秦制”，我們在歷史課本里又學到漢初的“休養生息”，似乎與暴秦不同。漢代從最初的黃老之學又如何轉向儒家，而董仲舒之后雜糅了讖緯迷信的儒家還是儒家嗎，儒家又是如何成為帝國的“形象標準照”，法家的權斗與疲民又是如何成為兩千年的皇朝潛規則。“秦制”的雛形暴虐而冷血，二世而亡，之所以能延續兩千年，恐怕要歸功于“強漢”對秦制的完善，用“偽儒”打過補丁的秦制，讓皇帝這個職位有了“道統”意義上的存在價值，終于有了綿延不絕的力量。

諶旭彬首先厘清了一個普通人常見的誤區，認為奪得天下的劉邦便有了跟秦始皇一樣的權威，其實不然。漢初強大的軍功階層，讓劉邦根本沒有秦皇帝那樣的絕對權力，白馬之盟確認了非劉姓不封王，非有軍功者不封侯，意味著皇權與勛貴之間的妥協。以至于呂后控制朝政后也心內惶惶，無為，非是不想作為，而是不能或不敢，這也恰恰成就了漢初的民間恢復期。

文帝則展示了自己的另一面，史書上對文帝一直稱頌有加，謂之仁厚賢明，“不如說更像雄主——整肅官僚、打擊諸侯王、開征重稅、出擊匈奴，這些事文帝都干過”。他寵幸鄧通，賜給鄧通銅山，以至于“鄧氏錢”遍布天下。文帝時，已歷四十年的漢朝，百姓們遇到天災就要賣兒賣女。出擊匈奴，“百姓饑乏，谷糴常至石五百”。他的優點在于善待批評者，這讓官員和批評者感到欣慰。于是，當武帝的苛政猛于虎，文帝便成了批評者的標桿和擋箭牌，懷念文帝只是某種借古喻今。這樣想來，倘若文帝其人沒有生在漢初，恐怕也難掩“雄才大略”的野心。

及至武帝，年輕時看影視劇《漢武大帝》，常常對逐匈奴于漠北、封狼居胥這些功勛感到熱血沸騰，可是曾經豐盈的國庫被雄主的好大喜功揮霍一空，于是開創了“鹽鐵官營”這樣的民力抽水機，各種官營和金融手段用來聚斂。再到剿滅勛貴、藩王、游俠等有組織能力的潛在對抗者。獨尊儒術，讓尊儒成了滅儒，孔孟那些活潑生動且深刻悠遠的倫理學，被迷信的讖緯學說所取代，子不語怪力亂神，漢代的儒卻口口聲聲的祥瑞。董仲舒本想用天命來限制皇權，不料天命卻被權力玩弄于股掌。遼東高廟于長陵高園殿遭遇火災，董仲舒當成“災異”試圖批評現實，不料草稿被武帝得到，召見儒生討論后，董仲舒的弟子不知道這是老師的觀點，迎合皇權給出“大愚”的評語，結果董仲舒被下獄，險些喪命，“遂不敢言災異”。天命，終于成了皇權愚民的手段，也成了絕對權力的庇護所。

武帝前半生的“成功”終于引發“天下戶口減半”的慘劇，以至于不得不下罪己詔。這也成為漢朝一段令人恐懼的集體記憶，武帝的聚斂讓西漢中期的皇權和士大夫階層都有所收斂，但皇權已經嘗到甜頭，找到了精明的統馭之術，即漢宣帝口中的“霸王道雜之”，從此千古未變，只不過在霸道與王道之間搖擺調整而已。

經歷武、昭二帝的苛政，宣帝以“霸王道雜之”有限變革，再到元、成二帝進一步為社會松綁，西漢百姓迎來又一次喘息。對“雖遠必誅”一事的反應就可見一斑：元帝時期，西域副校尉陳湯，與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出使西域，主張聯合烏孫國突襲郅支單于，甘延壽雖然同意，但堅持先取得朝廷的調兵許可。陳湯就趁甘延壽生病的時候矯制發病，脅迫甘延壽一起行動，斬殺郅支單于。捷報傳到長安后，陳湯建議把郅支單于的人頭高懸在長安城，“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就是雖遠必誅的典故，可陳湯的行為卻引發巨大爭議，如何封賞擅自矯制發兵卻打了勝仗的行為？丞相匡衡（沒錯，就是鑿壁偷光那個匡衡）堅決反對陳湯這種行為，吵了半天元帝最終采納了“論大功者不錄小過”的主張，最初打算封“千戶”，在匡衡等人的激烈反對下，甘延壽被封列侯，陳湯封關內侯，各賜邑三百戶，這個時候距離陳湯斬殺郅支單于已經過去了兩年。這場拉鋸戰，諶旭彬稱之為“主要驅動力是對劉徹時代窮兵黷武的深刻恐懼”，雖遠必誅立功封侯者固然光鮮，可代價往往是萬千平民百姓的命。

元、成二帝的休養再次給西漢的皇權續了命，而且在王道與霸道之間再次做了調配實驗，不料外戚卻登上了舞臺，并且出現了王政君這樣超長待機的皇太后。王氏逐漸掌握大權后，哀帝又搞封建迷信里的歪門邪道，聽從一個叫夏賀良的神棍，下詔說漢帝國氣數將盡，改成“陳圣劉太平皇帝”的鬧劇，雖然緊急撤回，但在災異和祥瑞的輿論場上，劉氏皇帝很快就被唾棄了。

終于，另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王莽，橫空出世。后世有些人說王莽是“穿越”而來，實際上王莽時期的政策：恢復井田制、變奴婢為私屬、五均六筦、改革貨制、針對荒棄土地征稅、打擊無業游民，全面更改地名官名……實際上，這些政策不過是漢武帝時期政策的翻版，王莽之惡，不在于他的篡漢，而在于他重空想而缺實務、過分汲取民力而成就自己的雄心。最初，篡漢而未遭遇大規模的抵抗，因為大家已經認可了漢帝國的劉姓皇帝沒有了天命，可真的當上皇帝，王莽暴露出和劉徹一樣的志向，開始折騰。不過此時，擁有地方自組織能力的豪強已然成型，王莽已經失去了劉徹時代的機遇，在他作大死的時刻，豪強紛起，新朝一世而亡。

每到無為，小民幸甚；每到雄主，小民遭殃。這是秦漢以來的規律，當官倉充盈，哪個皇帝都有劉徹的野心。而在西漢的實驗中，每次在霸道與王道之間的搖擺，都讓這套秦制不斷迭代和修補，又有經歷“禪讓”的模版，皇帝因“天命”而得合法性，用儒家來調和與裝點，用法家和酷吏來統馭，再掌握一些權力平衡的帝王心術，秦制終于變得難以撼動，雖然偶有嘗試，但這個窠臼終歸無法脫離，從皇權、官僚到民眾都被規訓，直到近兩千年后被西方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