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劉可欣 李雨心 攝影報道

圍繞著三星堆的青銅器，有許多的假設和推測。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持續推進，以及專家學者持續不斷的研究，有些謎題的答案已經呼之欲出。4月28日，天府文化訪談第二期來到三星堆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學術院長孫華，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黎海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冉宏林帶來“三星堆—金沙的青銅器文化”的對談。

左二起：孫華、冉宏林、黎海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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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飛”的蛇、溝通天地的鳥與龍……

帶有神性的動物反映了宗教文化

與同為青銅時代的其他地區出土的青銅器相比，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有著鮮明的特征。其一，便是數量的龐大。冉宏林介紹，目前三星堆8座祭祀坑出土的青銅器數量，相對完整的個體近3000件。此外，青銅器所呈現的造型和裝飾方面，尤其是以本地特征為主的青銅人像、動植物形象，極具特色。而以青銅神樹、青銅鳥足曲身頂尊神像等為代表的青銅器，更是體量巨大，全國罕見。

這些風格各不相同的龍、蛇、鳥、虎、神獸等動物形象，有的寫實，有的融合了古蜀先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形成了抽象的藝術風格。為何會產生如此大的差異？黎海超以為，這與古蜀先民對這些動物的認知有很大的關系：“鳥、龍以及最重要的神獸，應該在三星堆的宗教祭祀系統里發揮了重要的功能，比如說一號神樹上的青銅鳥，以及三號神樹上人面鳥身的形象，可能就發揮著類似于溝通天地這樣的重要功能。”

青銅神獸與帶有羽翅紋的青銅蛇亦是如此。神獸，出現在青銅神壇這樣的祭祀核心器物中，出現的位置也相對固定，并非偶然。因此黎海超推測，它也是在祭祀過程中發揮了某種作用。雖然目前很難明確其具體有怎樣的功能，但其所代表的含義應該與三星堆人獨特的宗教文化相適應。

冉宏林則以為，這些帶有羽翅紋的蛇，就已經表明其身份的不一般：“這是可以飛的蛇。”所有帶有類似羽毛紋飾的蛇，在他看來，應當就是一種帶有神性的動物形象。而三星堆目前出土的青銅蛇的數量已經突破了10件，且是數字3的倍數。“這與我們祭祀坑出土的同類型青銅器的數量呈現的規律是一致的。三件成套的規律可能反映了當時祭祀過程中的使用方式，以及器物制度背后所隱藏的內涵。”冉宏林說。

青銅神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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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打工藝值得關注

技術來源和發展仍需進一步研究

從整個青銅時代的鑄造工藝來看，中國青銅器最顯著的特點之一，就是大多數青銅器都是使用范鑄工藝體系鑄造而成。這一點，無論是在三星堆還是中國的其他地區，均是主流的方式。但是黎海超特別提到，三星堆的鍛打青銅器同樣值得關注：“三星堆的鍛打銅器，從數量到水平，都要遠遠勝于同時代的其他地區。”

正因為有了出色的鍛打工藝，青銅神樹的枝葉和裝飾的掛件，才能造就其繁復精美的視覺效果。而這種工藝也被使用在三星堆出土的其他青銅器上。在技術特點表象之下，黎海超以為，是三星堆人祭祀系統中的需求，造就了這樣的特點。但是，這樣一個特殊的技術背景從何而來？又是如何融入到三星堆的青銅鑄造系統中？未來仍需更多的研究。

青銅扭頭跪坐人像（三星堆博物館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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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寫實的青銅像：扭頭跪坐人像

不明晰的謎題：能提供更多認識的窗口

前來參觀三星堆博物館的游客，尚且會對文物念念不忘。作為參與三星堆發掘、與三星堆“日日相對”的三位專家學者，更是如此。而他們關注的重點，則更偏向于研究和意義的層面。

讓冉宏林印象深刻的三件扭頭跪坐人像，至少包含了三個方面的重要意義。這三件來自四號坑的人像，其造型、細節裝飾所呈現出來的寫實風格，代表了當時的一種藝術類型。其面部特征、手指關節、腿部的肌肉線條、腳趾蹬地的發力狀態等，穿越千年依舊栩栩如生。“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大量青銅器，大多數都是寫實的風格，其中最寫實的，應該就是這三件。”冉宏林說。正是這種寫實的風格，證實了大眼睛、高鼻梁、寬嘴這些與之面部特征不同的形象，應該都是面具的寫照。同時，三件的數量，也是對三星堆出土器物“三件成套”規律的反映。

青銅頂尊跪坐人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孫華最近則對青銅頂尊跪坐人像頗感興趣。這件人像與青銅神獸可進行跨坑拼對，但大體量的神獸和人像之下，卻沒有對應的青銅底座。究竟是沒有底座，還是因為底座并非青銅材質而是木頭之類難以保存下來的有機質？孫華對此提出了自己的假設。

龜背形網格狀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負責三星堆第5、6、7號坑發掘的黎海超，以7號坑出土的龜背形網格狀器為例介紹道，這件器物上，其實還有兩條青銅條帶，類似于“書包背帶”一樣的存在。如果能夠復原，或許會對研究該青銅器的用處提供依據。實際上，類似于龜背形網格狀器這樣實際用處并不明確的器物，三星堆還出土了很多。縱然這意味著有更多尚待解答的謎團，但是以黎海超為代表的考古工作者，依然希望能夠看到更多沒有見過的器物，因為這“為了解三星堆提供新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