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末，吳文藻在云南大學建立了“燕京大學—云南大學”社會學研究室，此后該研究室由費孝通領導。1940年10月，因昆明遭受轟炸，社會學研究室被遷往昆明城郊呈貢的魁星閣內。直至1945年9月，社會學研究室才被遷入云南大學東陸校區。1940年至1945年，社會學研究室在魁星閣的5年，被學術界稱為“魁閣”時期。

文獻劇“費孝通的魁閣時代”在昆明演出 云報全媒體記者 王毅 攝

對社會學而言，我們可以通過重溫社會學“魁閣”研究的傳統，從學科傳統中尋找知識生產的方向。基于此，我們尚需思考兩個問題：一是，何謂社會學“魁閣”研究傳統？二是，如何賡續社會學“魁閣”研究傳統？

社會學“魁閣”研究傳統

扎根田野，從實求知。以費孝通為代表的“魁閣”學術集團扎根田野，通過自身的學術實踐，為社會學開創了扎根田野，從實求知的研究傳統。1940年至1945年，“魁閣”學術集團調查了祿村、易村、玉村、尾村等農村社區，以及諸如昆明的勞工問題。立足田野調查，“魁閣”學術集團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如《祿村農田》（費孝通）、《玉村農業和商業》與《易村手工業》（張之毅）、《昆廠勞工》（史國衡）、《芒市邊民的擺》（田汝康）等。

受江村不足以反映整個中國農民生活狀況批評的刺激（江村受西方工商業的影響較深，土地權集中在少數離地的地主手中），費孝通試圖通過類型比較的方法，了解中國農村的整體狀況。因此，在《祿村農田》與其學生張之毅的《玉村農業和商業》和《易村手工業》3本書中，費、張兩人通過實地調查的方法，探討內地農村的土地制度問題。與江村不同，云南3個村莊的土地制度是以在地的小土地所有者為主、人多地少且擁有較多的閑置勞力。費、張兩人對內地農村的如上認識，是通過對鄉村的實地調查而獲取的。“魁閣”時期的社會學前輩，深入鄉村、工廠等田野點，試圖從研究對象那里，尋求社會學的知識。這種獲取知識的方式，不同于中國傳統的哲學思辨，也不同于立足書本獲取知識的方式，而是扎根田野，從實求知。

注重功用，服務國家。除從田野中尋求社會學知識外，“魁閣”學術集團所生產的知識亦具有功用性。20世紀30年代末，中國正在進行全民族的抗戰，社會各階層都在為建設一個現代的中國而努力。作為智識階層的“魁閣”學術集團，雖未前往抗日的戰場上，卻致力于運用他們所學的知識，為建設一個現代的中國做知識層面的準備。

費孝通承繼江村的土地制度話題，對受現代工商業影響尚淺的云南3個村莊（祿村、易村與玉村）進行類型比較的研究，試圖了解當時中國鄉村的土地、勞力、生計等狀況。史國衡在《昆廠勞工》一書中，立足新式工業和舊有農業兩個社會文化背景相異的系統，分析戰時內地工廠的勞工問題。費孝通、史國衡等“魁閣”成員，以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為自身的學術使命，為戰后中國鄉村的土地改革與經濟改造、城市的工業建設等提供學理的依據。

尊重他者，團結協作。以費孝通為首的“魁閣”學術集團能夠取得豐碩的學術成果，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尊重年輕人的想法與注重團隊成員間的協作。“中國教師的老傳統是傲慢、教條、不接受批評，壟斷自己的理論和材料。”師從馬林諾夫斯基的費孝通，將英國自由討論的學術風氣帶到魁閣。在“魁閣”成員（大多為西南聯大剛畢業的學生，如張之毅、史國衡等）中，采取“席明納”的方式定期展開討論，鼓勵年輕人發表自己的看法，以及研究自己感興趣的議題。

此外，“魁閣”學術集團選取了諸多的田野點，主要有祿村、易村、玉村、那木寨、昆廠等“九村兩廠”。他們所關切的主題也較為眾多，涵括土地制度、社會結構、勞工、邊民的宗教生活等方面。諸多的田野點與眾多的研究主題，不可能由某個研究者獨自完成。而“魁閣”學術集團采取“一人一個田野點”或“多人一個田野點”的團隊協作的方式，完成了諸多田野點與眾多主題的研究。

至此，“魁閣”時期的社會學研究向我們展現了3種學科傳統：一是扎根田野，從實求知；二是注重功用，服務國家；三是尊重他者，團結協作。一門學科的發展是幾代學人共同努力的結果，對于學術前輩留下的學術遺產，我們仍可以從中汲取營養，進而把握新時代社會學知識生產的方向。

賡續社會學“魁閣”研究傳統

“魁閣”時期的社會學研究始終與中國的現代化緊密相連，“魁閣”學術集團致力于為戰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打下前期的知識基礎。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又發出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號召。社會學的知識生產始終也不應脫離現代化的議題。因此，社會學研究者須賡續“魁閣”研究的傳統：生產真知，服務人民；包容開放，學科互鑒。

生產真知，服務人民。“魁閣”時期的社會學前輩采取“扎根田野，從實求知”的方式進行社會學的知識生產。迫于時局，他們所生產的知識又具有功用性，即為建設一個現代的中國服務。因此，真正的社會學知識也應具有兩個方面的意涵：一是知識源自實地，二是知識具有為人民服務的功用性。

作為舶來品的社會學，自其被引入中國始，就面臨中國化的問題。何謂社會學中國化？吳文藻如是闡述“社會學中國化”的概念：“以試用假設始，以實地證驗終。理論符合事實，事實啟發理論，必須理論與事實糅合一起，獲得一種新綜合，而后現實的社會學才能植根于中國土壤之上……”“魁閣”時期的社會學實地研究，是在吳文藻這一“社會學中國化”的理念下開展的，很好地推動了社會學的中國化。中國具有豐富的經驗現象，理論與事實糅合的社會學研究，才具有中國特色。如今，社會學仍處在中國化的進程中，社會現象也變得日益復雜。社會學研究者如何恰當地認識現今的中國社會，仍離不開實地的田野研究。

此外，社會學的知識生產并非為生產而生產，而是服務人民。在鄉村振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方面，社會學研究者仍可以扎根田野，提前了解鄉村、民族的社會結構。從人民群眾那里獲取社會學知識，為黨制定大政方針提供學理的依據，進而實現“研究在前，政策在后”的學術與政治的良性互動。因此，新時代的社會學研究者更應以人民為導向，生產與人民真實的社會境況相吻合的知識，最終造福人民。

包容開放，學科互鑒。“魁閣”學術集團能夠取得豐碩的學術成果，離不開“尊重他者，團結協作”的氛圍。張之毅、史國衡等“魁閣”成員，大多為西南聯大剛畢業的學生，他們的學術成長離不開費孝通在“魁閣”時期的培養。“魁閣”盛行自由討論的風氣，年輕人與老師處在平等的位置上，自由發言，相互激發。

與“魁閣”時期的社會境況不同，新時代的社會學所要認識的社會現象更具復雜性。新時代的社會學研究者在認識與分析復雜的社會現象時，單靠社會學的知識是不夠的，需要融合人類學、人口學、民族學、歷史學、經濟學、生態學與政治學等學科的理論。學科互鑒，可以幫助研究者更好地認識當下的中國社會。

作者 劉興旺 梁艷（作者分別系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 何丹

責任校對 楊飏

主編 林舒佳

終審 編委 李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