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七十年代的一個小山村里。村子四面環山，一條泥巴路蜿蜒著通向山外。

父親是生產隊的會計，母親則操持家務，日子雖不富裕，倒也安穩。

從小，我就對軍人有著莫名的崇拜，每每看見穿軍裝的叔叔經過，總要追著跑上好一段路。

記得十六歲那年，我在縣里讀高中，遇見了同班的柳小梅。她扎著兩條烏黑的辮子，眼睛亮得像山澗里的泉水。

我們常常一起走那條泥濘的山路回家，她總愛采些野花插在書包上，說這樣書本也會有香氣。

漸漸地，我們相戀了，在那個連牽手都要躲躲藏藏的年代，我們的感情純粹得像山里的溪水。

一九七七年冬天，征兵的消息傳到了村里。我瞞著父母報了名，直到體檢通過才告訴他們。

母親哭得像個淚人，父親則沉默地抽了一晚上的旱煙。

臨走那天，柳小梅塞給我一個繡著紅五星的手帕，針腳歪歪扭扭的，卻讓我心里暖烘烘的。

我被分到了福建莆田的部隊。

新兵訓練苦不堪言，南方的濕熱讓我這個北方漢子渾身起痱子。每當堅持不下去時，我就掏出那塊手帕，聞著上面殘留的皂角香，仿佛又看見了柳小梅站在村口的老槐樹下等我。

部隊津貼不多，我省吃儉用，每月攢下幾塊錢。除了給家里寄一些，剩下的都存起來，想著退伍后能做點小生意。

直到有一天，收到柳小梅的來信，她說想復讀考大學。信紙上的字跡有些顫抖，我能想象她寫下這些字時忐忑的心情。

村里人都說女孩子讀那么多書沒用，可她不一樣，她從小就愛看書，作文常被老師當范文念。

第二天，我就去郵局匯了五十塊錢給她。那是我攢了半年的津貼。后來，我又陸續寄了六十多塊。每次匯款，我都想象著她收到錢時驚喜的樣子，這比我自己花錢還要高興。

柳小梅第一次高考失利了。她在信里哭訴，說對不起我的錢。

我回信說沒關系，明年再考，我繼續支持你。其實那時部隊正在裁軍，我們這些義務兵隨時可能退伍，但我沒告訴她這些。

第二年，她又沒考上，信里的字跡洇開了，想必是眼淚打濕了信紙。

我連夜寫了一封長信，說些"失敗是成功之母"之類的大道理，其實自己心里也沒底。

八零年夏天，我終于等來了好消息。

柳小梅考上了岳陽師專，信里還夾著一張錄取通知書的復印件。

我捧著那張紙看了又看，比自己考上還高興。可翻到第二頁，我的笑容凝固了。

她寫道："你的恩情我永遠記得，將來一定好好報答。"

報答？這個詞像根刺扎進我心里。

我突然明白，在她眼里，我不過是個資助者，那些年的情分，早已變了味道。

果然，入學后的來信越來越少，最后干脆斷了聯系。有老鄉探親回來說，在大學里，柳小梅像變了個人，剪了短發，穿起了的確良襯衫，說話也帶著城里人的腔調。

我苦笑著想，一個大頭兵和一個女大學生，差距確實太大了。

同年臘月，我退伍回鄉。

村里變化不大，只是多了幾間新瓦房。父母張羅著給我說親，我卻提不起興致。直到有一天，我去縣里拉貨，卡車在半路拋了錨。正在我滿頭大汗修車時，一個穿藍布衣裳的姑娘遞來一塊毛巾。

"擦擦汗吧。"她說。我抬頭看見一張圓臉，眼睛彎彎的像月牙。她叫陳秀蘭，是公社供銷社的售貨員。

那天，她幫我去村里借了工具，還給我送來一碗熱騰騰的紅薯粥。粥很甜，我喝得心里暖洋洋的。

我和秀蘭的婚事辦得很簡單。她不要彩禮，說看中的是我這個人。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到了青山縣，我貸款買了輛二手卡車，跑起了運輸。秀蘭辭了工作，幫我記賬、聯系業務。我們起早貪黑，幾年下來，不僅還清了貸款，還蓋起了三層小樓。

去年冬天，我去岳陽送貨，在街頭偶遇了柳小梅。她穿著呢子大衣，手里牽著個小女孩。我們客氣地寒暄，她說現在在中學教書，丈夫是教育局的干部。

臨別時，她突然說："當年多虧了你那些錢……"我擺擺手打斷她："都過去了。"

轉身走向我的卡車，后視鏡里，她的身影越來越小，最后消失在人群中。

回程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當年柳小梅沒有考上大學，我們現在會怎樣？也許會在那個小山村里過著清貧的日子，為柴米油鹽發愁。

可那樣，我們之間的感情就能保鮮嗎？誰也說不準。

如今我兒女雙全。每天清晨，秀蘭都會給我泡一杯濃茶；傍晚收車回家，總有熱飯熱菜等著。這種平淡的日子，反而最真實。

有時候看著電視里那些轟轟烈烈的愛情故事，我會想，生活不是戲文，沒有那么多驚天動地。

就像我們縣的山，千百年來默默矗立，不爭不搶，卻孕育了無數生命。

人生路上，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就像春天的雨水，滋潤了土地，卻終將匯入江河。不必遺憾，不必怨恨，因為正是這些相遇與別離，讓我們成為了現在的自己。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那些年輕時的愛恨，如今想來，不過是人生長河里的一朵浪花，起落之間，早已化作滋養心田的甘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