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一般被用來描述一個國家在經歷動蕩、戰亂或政治腐敗等危機后，通過改革、整頓或強有力的領導，實現再次興盛。

縱觀中國歷史，曾出現過周宣王中興、漢光武帝中興、唐肅宗中興等皆為經典范例。而最后一次中興——同治中興”，因其特殊的時代背景，一直以來都是研究的焦點。

彼時的清王朝，內有太平天國運動和捻軍起義，外有西方列強侵略。為挽救危局，同治時期的清政府為“扶大廈之將傾”做出了諸多的努力。

他們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多維度進行改革，政治上調整權力結構，經濟上開展洋務運動、推動近代工業的發展，外交上與外國列強謀求共同合作，給這座搖搖欲墜的帝國大廈注入生機。然而，1894年的甲午海戰慘敗，將這場中興之夢徹底擊碎。

很多人將“同治中興”視為清王朝回光返照。但在美國著名漢學家芮瑪麗看來，“同治中興”更像是一個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歷史圖景。

在《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最后的抵抗（1862—1874）》中，作者芮瑪麗分析大量的詳實的史料并進行嚴謹的考證，探討了其失敗的原因，為我們理解近代中國歷史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引發了對“傳統”與“現代”關系的更深層次思考。

《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最后的抵抗（1862—1874）》

作者：[美]芮瑪麗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出品方：華章同人

出版時間：2025年4月

1860年，中華帝國及其傳統體制似乎已經走到崩潰的邊緣。在國內起義軍和外國侵略軍面前，帝國政府顯得孤立無援、士氣渙散。

面對著國內革命和外國侵略，帝國政府表現得毫無斗志、陷入絕望。已持續了10年之久的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起義徹底打破了中國經濟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幾個省份的生活秩序。

這一年，太平天國運動正處于后期實力復蘇階段，起義軍橫掃華北平原，直接威脅帝國首都。與此同時，英法海軍突破了曾讓中國人自鳴得意的大沽口防御工事，一支小規模外國軍隊竟然擊敗了由當時中華帝國名氣最大的將領、蒙古親王僧格林沁率領的帝國最精銳的部隊。野蠻的外國兵在京城的大街小巷橫沖直撞，把宏偉壯麗的避暑行宮——圓明園化為灰燼。咸豐皇帝公開承認徹底戰敗，而后便帶著文武大臣、后宮嬪妃逃到熱河。翌年，他病死在那里，從而給中國歷史上若干個最令人傷感的一個十年畫上了一個恰當的句號。

當時，社會上普遍認為清王朝大廈將傾，一個混亂年代即將到來。按照一些中國人持有的一種觀點，清王朝的悲慘命運不僅在劫難逃，而且理應如此，除非清朝整合各方力量，創造出一個奇跡來，這個奇跡指的就是：鎮壓革命、抵擋外來侵略和恢復國內秩序。要想創造這樣的奇跡，不僅需要統治者按照傳統路線，在這最后的緊要關頭恢復對國家的高效統治，還需要創立一套新政，從而能夠化解現代條件下來自國內外的各種威脅，同時還能維護儒家社會及其意識形態。

19世紀60年代，這種奇跡距離成功實現似乎已經近在咫尺。19世紀50年代發生于咸豐年間的衰敗與19世紀60年代出現的同治中興，二者之間存在鮮明反差。

滿漢上等階層高度一致地團結在不久前剛剛遭受重創、現已威風掃地的朝廷周圍，由才能出眾的大臣來掌管政府主要職位。朝廷于1864年收復了太平天國的都城南京，這標志著唯一可以給國家生存帶來威脅的太平天國運動以徹底失敗告終。捻軍、回民起義及其他不太嚴重的叛亂也都逐漸被鎮壓了下去。

軍隊規模逐漸精簡，軍隊的戰斗力得以提高。政府降低了土地稅率，財政總收入卻得到了增加。經過艱辛的努力，新的土地即將得到開墾，昔日因遭受戰火而廢棄的地區得以恢復重建。重新確立了行政部門的工作標準，教育學術系統再度出現繁榮景象。在處理日益增長的對外貿易的競爭中，與外國商人相比，中國商人的表現絲毫不落下風，甚至在沿海貿易的競爭中完勝外國商人。

外國軍隊撤走了，放眼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整個對外關系史，這一時期是外國施壓和干預最少的時期。中興時期的政治家把一個名為“總理衙門”的現代外交機構成功地移植到中國古老的官僚體制之中，總理衙門設立僅數月，其成員就通過熟練運用條約款項和國際法與外國勢力巧妙周旋，為中國爭取到了利益，這標志著他們已經成長為出色的外交家。他們意識到，從今往后，中國既不能閉關鎖國、拒絕同西方國家發展外交，也不能再以“中央王國”自居、吸引它們加入以統一道德體系為基礎的朝貢附屬國行列中來。

他們開始讀外國書，了解世界消息，還創辦學校以便傳授西方語言和科學知識。與此同時，中國開啟中興事業的這十年，正值西方國家的社會反帝運動達到歷史高潮期。由于對中國發生的各種意外事件深感憂慮，以前曾經侵略中國的西方國家，現在卻開始愿意為中國政府提供支持和保護，從而為重建中國的保守主義提供重要的幫助。

之所以要對同治中興問題展開個案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三點原因：

（1）這項研究對于從整體上解釋中國近代史具有重大意義。縱觀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幾次偉大的中興時期，同治中興既是其中的最后一次，同時也是中國人為了改革國家體制使其有效適應近代世界，在無需發動革命徹底改變中國傳統價值觀，或推翻體現這些價值觀的社會制度的前提下，所作出的一系列努力中第一次最接近成功的一次。關于如何看待同治中興這一歷史時期，這個問題曾經成為中國史學界的一個爭論熱點，然而在西方史學界，大家實際上卻對此一無所知。

（2）這項研究對于圍繞這一時期開展政治及社會方面的比較性研究，具有潛在學術價值。同治中興有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組織最嚴密、推進最持久、記載最完善的一次保守派改革運動，無論從哪個方面講，都可與歐洲保守派的運動和意識形態相媲美。

（3）這項研究有助于理解這一時期的歷史，進而闡明20世紀的許多問題。歷史不會重蹈覆轍，我并不想把這本書寫成供政策制定者閱讀的工作簡報。但是，正如拉爾夫·林頓所指出的那樣，歷史的河流總是在兩條堤壩之間流淌，它有可能會改變河道，卻不可能恣意泛濫。每當引進一個新生事物時，所有文化都會表現出持續不斷的分化和重組，但在多數情況下，所有文化都只能吸收那些看起來與之相似的外來事物，而不是那些看起來與之存在差異的事物，而后沿著符合它們長久利益的路線，繼續發展下去。那種認為中國不受新生事物影響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而那種認為新生事物對國家發展毫無作用的說法，同樣也是錯誤的。

近期，相當多的美國人都把注意力一直聚焦在中國政壇出現的新事物上，然而，直到最近，他們仍既不重視限制中國歷史之河近期流向的堤壩的構造，也不重視研究中國政治行為的固有模式。本書并不打算為東西方對峙的危機提供解決方案，但是，如果本書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均屬正確，那么這些成果似乎可以為解決一些高度相關且尚未提出的問題提供理論依據。

還是通過一個案例來證明我的觀點吧。人們常說，中國的儒教社會從根本上說就是穩如泰山的，然而這個社會卻在19世紀出現了明顯的土崩瓦解跡象，究其原因，在于清政府無法應對西方列強從外交、軍事、商業領域發起的全面挑戰，徹底吃了敗仗；那么，接下來應該承擔罪責的，就是清政府及大清帝國統治階層，因為他們阻礙了國家在上述領域取得發展。如果說這種解釋可以站得住腳，那么要想糾正清政府在19世紀所犯下的錯誤，進而建立一個自強自立的新中國，就應該從以下三點入手：一是傾力打造一支裝備精良的本國軍隊，二是對已經西化了的中國商業階層實施鼓勵扶持，三是積極爭取國際力量為中國保守主義政府提供友好援助。基于這種解釋，中國奉行的民族主義路線盡管也很重要，但是，僅憑社會革命不僅無助于實現現代化和國家“自強”，而且顯然會阻礙發展。

然而，值得懷疑的是，以上關于中國19世紀近代史的解釋究竟能否成立？當前形成的個案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系列與上述解釋截然相反的概括性結論。

（1）在處理與現代國家的外交、軍事及商業問題中，清政府最初的表現是相對成功的。這三大領域，是同治時期的中國政府大獲全勝的地方，而不是獲利最小的地方。

（2）中興事業之所以會失敗，其原因在于，儒家社會對于穩定的要求與實現國家現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馳。

（3）現代中國的保守勢力曾在一個極其有利的條件下完成了對實現中興事業的嘗試；嘗試過程中的表現堪稱精彩，而最終結果卻是慘敗；導致中國不能成功適應現代世界的障礙，既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清政府的統治、清廷官吏的愚蠢，也不是歷史進程的偶然，而是儒家體制自身固有的本質。

19世紀60年代，西方列強并不敢確信他們所支持的中興保守主義一定會取得成功，因為他們認為，當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后，“中國被阻擋在通往革新和突變的道路途中，許多國家只有在內戰和革命的幫助下才能實現革新和突變”。為了實現中興事業，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因為如果中興事業不能成功，中國將面臨的，要么是一場規模空前的革命，要么就會逐漸虛弱、衰敗，直至屈服于外國侵略者。利益攸關的問題不僅牽涉中國的未來，也牽涉享有在華利益的列強的未來安全。英國公使報告說：

關于改變中國現狀以及引進大規模、全方位改革的這個問題，西方列強既滿懷希望又深感恐懼。提到這個問題，無疑也會牽涉中華帝國的未來命運，以及她那占全人類三分之一的人口……現在必須作出決定的是，這個塞滿破舊物品的老邁的政治系統，能否有望獲得再生的機會？能否獲得一個適應現代要求及外國文明的新生？或者說這個政治系統是否會在經歷逐步解體、退化、取得或多或少的進步以及消除帝國內外一切影響的階段后，實現徹底的消亡？

本文摘自《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最后的抵抗（1862—1874）》引言，內容略有刪減和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