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第98期

自1573年新安縣建縣伊始，這片山海相擁的土地便孕育并傳承著獨特的發展基因。翻開《新安縣志》，我們會發現，香港與深圳，曾同屬一個縣治，一脈相承。然而，歷史的潮水在深圳河劃下分界，曾經，深港共享著同一方水土的晨昏，卻在時代的浪潮中綻放不同的光芒。而今，當深圳河的碧波倒映著兩岸的樓影，我們期盼以史為筆，將兩地散落的歷史拾起，寫進志書、寫入人心。

劉蜀永

1941年生于四川省永川縣。知名香港史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客座研究員、西安交通大學兼職教授、中國社會經濟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香港大學內地校友聯誼社常務理事兼秘書長等職。2005年9月至今擔任香港嶺南大學榮譽教授、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香港地方志中心副總編輯、《新編中國通史》香港分冊主編等職。

壹

《二十世紀的香港》印刷四萬多冊，對學術專著而言堪稱現象級傳播，這和當時我們整個國家都關心香港問題，出現了“香港熱”有很大的關系。

“高齡”考取研究生 投身香港歷史研究

我本科就讀于天津南開大學，主修俄羅斯語言文學專業，畢業后在秦皇島的一所中學任教。因當時中學不開俄語課，我便擔任歷史老師。

1978年，國家恢復研究生招生考試。抱著“為國家多做貢獻”的想法，我在次年以38歲的“高齡”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彼時我的孩子已上小學，這份遲來的求學機會更顯珍貴。經過三年苦讀，我順利畢業，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恰逢中英關于香港問題的談判拉開帷幕，全社會對香港歷史的關注度持續升溫。我的導師余繩武、劉存寬兩位教授敏銳察覺到香港史研究的緊迫性，并在社科院領導支持下組建香港史課題組。我有幸加入其中，投身香港歷史研究，從此開啟了一段充滿挑戰與意義的學術旅程。

研究十九世紀、

二十世紀的香港

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相關研究資料匱乏，在國家的支持下，社科院向英國國家檔案館支付3萬英鎊，購得一批珍貴檔案史料。在當時，能有如此大規模的資金投入到史學資料的收集上，實屬前所未有。

19世紀的英文檔案資料多是手寫的，難以辨別，我們近代史所的香港史課題組團隊不得不埋首故紙堆，常常為破解一頁手稿耗去數小時。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我們相繼完成《十九世紀的香港》與《二十世紀的香港》兩本學術著作。

《十九世紀的香港》是中文世界首部系統研究十九世紀香港社會的專著，學界對此評價較高，甚至有人在香港報刊撰文稱其“無一字無來歷”，肯定我們研究的嚴謹。《二十世紀的香港》則聚焦于政治層面，深入剖析20世紀香港的政治變遷。

兩本書在內地與香港出版，均獲得了較好的反響，《二十世紀的香港》簡體字版一書更是印刷四萬多冊，對學術專著而言堪稱現象級傳播，這和當時我們整個國家都關心香港問題，出現了香港熱有很大的關系。國務院港澳辦的代表曾在一次研討會上高度肯定我們的研究成果，認為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為香港回歸祖國所做出的重要社會貢獻。

貳

我們希望通過地方志讓香港市民了解香港是怎么來的，香港與國家的關系是怎么樣的，從而增進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

初到香港 印象最深刻的是自動提款機

自1982年研究生畢業投身香港史研究以來，我在這一領域持續深耕四十余載。從中國社會科學院退休后，2005年我受嶺南大學邀請，通過“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到香港工作。

我第一次到香港是1985年，跟隨我的老師劉存寬教授一起來的。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京港兩地的城市風貌形成強烈反差。北京長安街上還有磚瓦平房，而香港維多利亞港兩岸已是摩天大樓拔地而起。讓我感到新奇的是香港街頭隨處可見的自動提款機（ATM），這個在內地尚少見的科技產物，竟能通過小小銀行卡隨時提取現金。

后因學術研究需要，我幾乎每年都赴港短期訪問。我逐漸發現，內地與香港在城市建設方面的差距逐步縮小?，F在在某些方面，內地的發展速度甚至已經超過了香港。

奔赴香港

推動香港編修地方志

我到嶺南大學工作，主要任務之一便是推動香港的地方志編修。在香港，我延續上半生的工作，繼續研究香港史，這一干，又是20年。

在推動香港地方志編修的過程中，我與一批志同道合的愛國愛港人士緊密合作，其中最主要的合作伙伴是劉智鵬教授。我們這對研究搭檔被學界和媒體稱為“嶺南二劉”，后又得到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丁新豹博士鼎力加盟，“二劉一丁”的學術組合也被學界和媒體津津樂道。

在“嶺南二劉”的推動下，早在2004年，嶺南大學就舉辦了香港地方志座談會，正式向香港社會傳達推動修志的信息，但卻遲遲推動不起來。

與內地不同，香港修志是“政府支持，社會參與，學者主修”的模式，資金來源依賴社會捐助。最困難時，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只剩下三個人，幾乎沒錢給我的助手發工資。

轉機出現在2019年。在中央領導的親切關懷下，在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支持下，董建華先生創立的“團結香港基金”接手修志工作。香港地方志中心正式掛牌，我受邀為首本《香港志》起草總述，概括香港七千年來的社會發展脈絡及特點。

《香港志》是香港的《香港志》，更是國家的《香港志》。這不僅是對香港歷史的記錄與傳承，更要在時代變遷中，為香港與祖國內地的緊密聯系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2024年2月，“嶺南二劉”劉智鵬和我分別出任香港地方志中心總編輯、副總編輯。我們深感責任重大，正率領同事們緊鑼密鼓地工作，力爭2027年基本完成香港首輪修志工作。

叁

修志不只是文字工作，它是對歷史的一次深度觸摸，是對土地與人民記憶的守護。

沿著深圳河 挖掘“一村跨兩城”的故事

《香港志》編修正式啟動以前，我們決定從毛細血管般的歷史脈絡切入，率先編纂一部村志，為后續全面鋪開地方志工作積累經驗。我們將目光鎖定在深港邊境的蓮麻坑村。

這個深藏在新界東北部的客家村落，歷史上曾橫跨深圳河兩岸，其在深圳河北岸的分支為長嶺村、逕肚村。那時，兩岸村民世代相親相近，開荒種地、探親訪友、趕墟做買賣，往來頻繁。

英占香港后深圳河成了界河，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邊界封鎖之后，兩地交往變得困難。久而久之，長嶺村、逕肚村就成了獨立的村子。不過，雙方村民仍可憑借“耕作證”來往兩地耕種。

為了還原這段“一村跨兩城”的獨特歷史，我們往返于深港之間，走訪村落民居，采擷口述歷史。在蓮麻坑葉氏宗祠那張斑駁的樟木供桌前，我們曾與村里老者長談，聽他們講述那些穿越界河、共享桑田的往事，從地契、嘗田租谷簿、納糧銀（地租）收據和集體官批、過境耕作證等資料，細心梳理土地制度和過境耕作的變遷。

▲2012年劉蜀永（右二）、丁新豹（左二）等在香港蓮麻坑村考察。

2015年，《蓮麻坑村志》繁體字版出版。這是香港歷史上首部村志，它打開了一扇了解深港邊界歷史與基層生活的窗口，也喚起了人們對香港本土歷史的興趣與認同。這一嘗試讓我們更加堅定，編志不只是紙上的文字工作，它是對歷史的一次深度觸摸，是對土地與人民記憶的守護。2022年，該書被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列入中國名村志叢書，出版了簡體字版。

深港攜手

追尋共同的歷史根脈

在推動香港地方志事業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始終堅信“獨木難成林”。地方志不僅需要扎實的本地研究，更需要區域間的協作與資源共享。為此，我們與內地地方志機構建立起廣泛而穩固的聯系。

2012年，我們與深圳市史志辦公室合作，編纂了大型圖文畫冊《中英街與沙頭角禁區》，系統梳理中英街的歷史脈絡，并廣泛征集、整理了大量珍貴的歷史照片。在此基礎上，2012年我們相繼在香港和深圳兩地舉辦“百年中英街”圖片展，吸引眾多市民前來參觀，反響熱烈?！段膮R報》更評價這是“深港兩地文化合作的范例”。

2017年，由深圳市史志辦公室主辦，香港地方志辦公室協辦的《深港今昔——以深圳河為證》大型展覽推出，這是雙方合作的又一里程碑。展覽以深圳河歷史沿革為紐帶，通過400幅歷史圖片、250多件文物展品、圖書和珍貴郵票，生動呈現深港兩地百年變遷與人文交匯，也進一步加深了兩地在史志領域的互動。

▲2017年劉蜀永（左）、劉智鵬（右））拜訪時任深圳市史志辦公室主任黃玲（中）。

2024年，深圳市史志辦公室更名為“深圳市地方志辦公室”。深圳市地方志辦公室領導帶隊訪問香港地方志中心，雙方就未來合作進行深入交流，并達成初步共識——共同籌劃編纂《深港雙城志》。我們希望以共同的歷史記憶為紐帶，推動深港兩地的志書編纂邁上新臺階，進一步加強兩地文化認同與情感聯結。

肆

我們期待未來能有更多跨區域的對話與合作，共同系統梳理深港兩地的發展經驗，把兩地走過的路、留下的痕、經歷的故事，寫進志書、寫入人心。

研究港九大隊歷史

還原被忽視的抗戰史

“以史為鏡、以史明志，知史愛黨、知史愛國”。要讓香港市民真正了解國家歷史，認識香港與祖國的關系，我始終認為，最切實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從香港本地的歷史研究入手。我們需要用香港人自己的視角，講述這座城市與祖國深刻的歷史連結。

基于這樣的思考，我們決定深入研究港九大隊的歷史。這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是在香港淪陷三年零八個月期間唯一一支成建制的抗日武裝力量。然而，在香港本地，這段重要的抗戰歷史缺乏系統性的整理和研究。

早在20世紀80年代，一些港九大隊的老戰士就曾邀請廣東社會科學院一位學者撰寫過《港九獨立大隊史》。這本書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和史料價值，但主要依賴口述歷史。我們認為，這個領域的研究還可以做得更深入和扎實。

為此，劉智鵬教授和我啟動了《港九大隊志》的編修工作。我們特別注重挖掘和整理檔案資料，如港九大隊當年的軍事報告、英軍服務團關于與港九大隊合作的報告等，藉以補充和修訂口述歷史的記載。

▲2018年劉蜀永（右三）主持《港九大隊志》田野調查工作，發現軍需處巖洞倉庫。

同時，我們還開展了大量田野調查，尋找并記錄港九大隊當年活動的遺址，如大隊部駐地、軍需處、巖洞倉庫等。這些場所在老戰士的回憶錄中時有提及，卻從未有人進行過系統的實地考察。

在這一系列研究基礎上，我們還與幾個愛國團體一起推動了另外兩項有意義的工作。

第一是建立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紀念館的前身是沙頭角羅家大屋。在抗戰期間，這個家族有多達11位成員投身港九大隊，擔任副大隊長、中隊長或交通站站長，貢獻卓著。我們對羅家大屋進行了為期五年的修復與改造，最終建成了香港首座抗戰紀念館，也是首個系統介紹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抗戰歷史中所作貢獻的場館。香港廣州社團總會主要負責籌款和房屋改建，我們則負責撰稿和展板設計。2022年9月開幕以來的兩年半時間，紀念館已接待八萬多香港市民參觀。

第二是建立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紀念碑。1943年5月，港九大隊大嶼山中隊中隊長劉春祥率領6位班排干部乘木船渡海前去開辟新的根據地，途中遭遇日軍炮艇伏擊，經過激戰他們和船家一家五口全部壯烈犧牲。為弘揚他們寧死不屈、戰斗到底的愛國精神，我們聯同新界鄉議局等愛國團體不斷推動，得到屯門民政事務處支持，在烈士犧牲海域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修建了這座紀念碑，碑文由我與劉智鵬教授共同撰寫。這是香港第三座大型抗戰紀念碑，也是一個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可以說，港九大隊歷史的研究和推廣活動，不僅還原了被忽視的香港抗戰史，更體現了深港兩地對共同記憶的守護與傳承。同時，我們也希望通過這段歷史，讓香港市民正確地認識中國共產黨在保衛國家和促進香港社會發展方面做出的歷史貢獻。

深港應開展更多

跨區域的對話與合作

自1573年新安縣建縣伊始，這片山海相擁的土地便孕育并傳承著獨特的發展基因。翻開《新安縣志》，我們會發現，香港與深圳，曾同屬一個縣治，一脈相承。

香港的發展有其獨特的歷史軌跡。數十年來，作為國家對外交流的重要窗口，香港在國際貿易、金融服務等領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與此同時，國家在政策、資源上給予香港諸多傾斜與支持，從東江水供港工程到“三趟快車”等，無不體現國家對香港的深切關懷與長遠布局?？梢哉f，正是內外因素交織互動，香港與內地優勢互補，才造就了香港的輝煌。

然而，時代正在發生深刻變遷。隨著國家改革開放持續深化，內地對外聯通渠道不斷拓寬，香港不再如往昔般“獨占鰲頭”。這一背景下，香港如何在新格局中謀求再定位、再突破，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

我始終認為，要解答這個時代命題，必須回望歷史，向歷史汲取智慧。這也是我們堅持開展香港歷史研究、推動地方志編修工作的根本意義所在。歷史不僅是香港認清自我、理清脈絡的重要鏡鑒，也能為國家在新階段的發展戰略提供有益的參考與啟發。

深港兩地的史志學者肩負著不可替代的職責。我們期待未來能有更多跨區域的對話與合作，共同系統梳理深港兩地的發展經驗，把兩地走過的路、留下的痕、經歷的故事，寫進志書、寫入人心。

口述時間

2024年11月24日

口述地點

深圳市地方志辦公室

本期采寫

深圳晚報記者 成功 唐文雋

實習生 周俊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