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董某事件引發了巨大爭議，有人對其履歷造假感到憤怒，有人唾罵她濫用資源。但要是你只看到出軌、違規這些層面，那就太膚淺了。醫院，本身就是兩種體系矛盾撕扯下誕生的“怪物”。

說句題外話，之前一直有醫學生問我大學規劃相關問題，我不敢說。為啥不敢說呢？就是因為我今天要說的這些內容，會讓所有學醫的人徹底打消學醫的念頭。可我是老師，我怎么能這么做，這跟要了我自己的命有什么區別呢？但現在無所謂了，這位董小姐的事情爆出來，等于已經“要了”所有普通人的命了。想知道我為什么這么說嗎？且聽我慢慢道來。

首先，咱們必須時刻牢記，醫院是計劃經濟體系下的產物，它承擔著國家公共醫療的重任，要讓全中國所有普通人都能看得起病。但這個擔子太重了，所以醫院必須聽從上級指揮，執行政策安排，走嚴格流程，講程序正義。哪怕效率再低，也要合規；哪怕病人情況再危急，也得等批文。

就好比，急救室明明有空床，病人都送到門口了，可因為醫院規定急救床位需要科主任批字，值班醫生不敢隨便接收，結果只能眼睜睜看著病人多等半個小時。有的患者排了半天隊，以為能做檢查了，醫生卻告訴他機器有，但得先走流程報批，批文下來后才能用，而批文可能得等一兩天。甚至有些手術都準備好了，病人也麻醉了，卻發現某項術前審批還沒蓋章，手術只能硬生生暫停，病人在麻醉中被撤回病房。

在這里，你以為醫生最怕的是治不好病？其實醫生最怕的是流程不合規、操作不合章、責任歸不到位。最重要的不是把人救回來，而是確保每一張表、每一個章、每一條流程都滴水不漏。重要的不是病人安全，而是領導安全、醫院安全、流程安全。只要不出大事，哪怕病人多受點罪，都能被默默壓下。但一旦出了事，第一反應不是補救病人，而是趕緊開會，劃清責任，第一時間把鍋甩給最底層。這就是計劃經濟留下的問題。

那么，如果有醫生出于良心，覺得病人實在撐不住了，違規一步，破例救了人，流程沒走完就先搶救了，會怎樣呢？

答案是，即便救了人，他一樣要受罰。違規啟動搶救程序、未按規定審批、醫療行為未留痕、流程文件缺失，責任都得由他承擔。最終，該醫生可能會受到行政處分、扣績效，甚至直接被開除。

別說良心救人了，哪怕你救了10個，救了全世界，只要流程出問題，責任還是你的。因為在體制眼里，救活人是感情用事，合規流程才是秩序。你能救人，但不能破壞秩序。一旦破壞了秩序，你就是危險，就是風險，就必須被清除。

所以，醫院里真正“聰明”的醫生，不是救人最快的，而是最懂規矩、最會保護自己的。你可以慢，可以繞，可以轉幾個科簽幾個章，只要程序合規，哪怕病人中途死在擔架上也沒人追究你的責任。但你不能快，不能越權，不能逾越規定。哪怕你救回了病人，體制也不會感謝你，只會懲罰你。這就是醫院真實的一面。

而另一方面，醫院又必須在市場經濟體系中生存。醫保控費、經營利潤、科室創收、競價引流，每一項都是硬指標。病房要住滿，手術量要上去，設備要回本，項目要盈利。醫生既要治病救人，又得負責創收。

醫院既是公益機構，又是企業單位。于是在利益驅動下，資源成了籌碼，職務成了資本，患者成了數字，醫生成了流水線工人，醫療不再是單純的救治，而是利潤考核、排名競爭、資本運作。這就是市場經濟帶來的不良影響。

醫院夾在這兩套體系中間，集中了兩種體系最糟糕的弊端。既怕擔責又要追利潤，既走流程又要搶市場，既講規章又要玩潛規則，既公開公正又暗中操作。這種扭曲的環境，自然滋生出各種看似荒謬實則必然的現象。

比如選人用人上的“人脈傳承”，領導崗位的繼承，隱形特權的代際轉移，這是體制文化決定的。因為對體制來說，最重要的是可控，熟人比外人可靠，人脈比能力可靠。

再比如形式主義，救治水平如何不重要，材料要完美，表格要工整，指標要達標。還有責任轉嫁，出了事第一時間甩鍋下屬，能推給流程就推給流程，能甩給外包就甩給外包。以及資源尋租，崗位可以交易，晉升可以包裝，論文可以代寫，項目可以暗箱操作。

醫院早已經不是一個單純救人的地方，而是一個復雜的利益混合體。董某就是這種環境的產物。他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做一線醫生，他的目標從來就不是成為技術型專家，而是在一流醫院刷履歷，快速完成“社會鍍金”。利用導師的論文、項目包裝個人履歷，最終以醫生身份轉型進入醫院行政、政策機構，或者進一步進入醫療體制上層做管理崗位，甚至跨行業“鍍金”。在這種設計里，規培只是個過場，手術室只是個背景板，病人只是個道具，真正重要的是資源、關系和履歷。

董某只不過是體制內“鍍金計劃”中的一顆小棋子，今天是他，明天還會有無數個類似的人，用最快的速度穿越醫院這片“夾縫”，拿到屬于特權階層的“通行證”。

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呢，還在按部就班地拼命熬本科、熬碩士、熬規培。還在深夜的實驗室寫論文，背病例。擔心論文盲審不通過，擔心課題落選，擔心推薦失利。你以為自己拼的是醫術，實際上拼的是資源、身份，是被安排好的位置。

醫院是最講程序的地方，所以也是最能把程序玩到極致的地方。程序不是保障公平，而是掩蓋不公平的外衣。所以董某事件不是偶然，而是體制的必然。他的成功不是醫學教育的成功，而是資源運作體系中一次不太完美的“演出”。真正值得我們警惕的，不是一個董某，而是這個體系正在悄無聲息地不斷制造出更多類似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