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是清朝的根本制度，孟森先生有言，“以滿為清之本國，滿人無不在旗，則國之中容一八旗，即中國之中涵一滿洲國，未嘗一日與混合也”［1］。因而研究清史往往涉及八旗與八旗駐防相關問題。國內外學術界關于八旗制度及八旗駐防問題的研究，由來已久，成果豐碩。同時，此項研究，不僅與清史緊密關聯，也與“滿學”密不可分。根據學界的研究，“清朝末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學界對滿族歷史文化的研究陷入低迷。20世紀50年代，中國政府開展民族識別與民族調查，為滿學研究的興起創造條件。1976年后，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對外交流的展開，滿學研究終于進入日愈繁榮的新時期。尤其21世紀以來，滿學研究優秀成果競相問世，昭示了其更加光明的前景”［2］。但如此全面地檢視70年以來滿學，則內容幾乎囊括了清史和滿族研究的大總分內容，難以具體化。以八旗駐防為內容進行簡化，內容仍然龐雜，僅就筆者見聞所及，概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關于八旗駐防問題的研究，仍難免有掛一漏萬之憾，茲述其大略。

就國內外研究現狀而言，很少有哪一個有關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的課題如本課題這樣，受到歐洲、俄國、日本及美國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成果燦然可觀，而國內學術界自辛亥革命后有所謂規范化的學術研究以來，在這一課題方面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甚至在辛亥革命后的數十年中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禁區。只是到“文化大革命”后才成為一個熱門話題。所以有學者評論說：“至于從清末到民國這一時期滿族的興衰，也許由于多年來一直是敏感話題甚至已部分地成為禁區，至少在國內，更幾乎是一片空白。”［3］

當然，這也并不是說國內在這一課題上的研究就是一片空白，相反，由于八旗和八旗駐防本來就是中國歷史，所以中國人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也可以說是由來已久。只是其中存在著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在清代，它實際上涉及國家軍事，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國家軍事機密，很多文獻中對于它的資料諱莫如深。如清代戶口管理制度對于作為統治基石的旗人，有嚴格的統計與管理制度，卻無完整的人口統計數字可尋。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在清代八旗兵丁總數保密，并不公布。康熙年間修《大清會典》,在凡例中說“八旗士兵云屯，難以數計”。因此未記載北京八旗兵額，只記有駐防八旗兵數，后來歷朝撰修《大清會典》都沿用此例。這是為了保密，而現在收藏的檔案資料既不完整，又難以統計。所以清史、滿學及社會史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時只能以佐領來推斷大體的人口數。二是辛亥革命以后，直到改革開放前，由于歷史原因，影響了這個研究的進展。

關于八旗駐防問題的研究，早在八旗駐防存續的晚清時期，即已有人進行探討，20世紀三四十年代更有孟森先生等先輩學者的研究，但這一類研究，不在本文梳理的范圍，暫且從略。

駐防制度研究方面，大體上可分為幾個類別：一是研究清史、滿族史、民族史的學者，在研究八旗制度時，涉及八旗駐防，因為駐防兵額在八旗體制中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比例，也有人說差不多占了一半，所以研究八旗很少不涉及駐防，它本身就是八旗制度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二是對駐防旗制或其中某個部分的研究，如對駐防旗人的教育、考試及駐防形成過程、駐防制度等的研究，是八旗駐防制度的一個側面；三是對各地駐防情況的研究，如對綏遠駐防、盛京駐防、荊州駐防、廣州駐防的研究等；四是對駐防旗人的回憶錄，辛亥革命后許多這類東西，本身就是對駐防旗制和旗人情況的回憶與評價，同時也為后人研究駐防情況提供了重要的資料；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民族調查，留下了不少資料，本身也是一項研究。

研究八旗制度中直接或間接涉及駐防八旗的研究，由于八旗駐防史事涉及清代國家的根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一段時期，出現了一系列的重要著作：

莫東寅《滿族史論叢》一書，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其中《八旗制度》一篇，對旗制進行了細致的討論，主要討論了八旗制度下社會的性質與社會結構，對入關時滿族數量也做了估算，結論是入關時滿族人口的最大估計應該是六十萬左右。但涉及駐防研究不多。

鄭天挺先生《清代的八旗和綠營兵》［4］一文，對八旗制度的建立、八旗兵額、人口及管理等均有明白敘述。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對于八旗駐防的起始，鄭先生也有簡單的討論，算是早期研究八旗的論著中涉及駐防問題的一篇了。關于駐防的起始、性質和民族關系，關于旗兵與綠營兵的作用等問題，都有認真討論。鄭天挺還有《清入關前滿洲族的社會性質》［5］一文，對八旗制度中人們的地位、社會形態等問題也做了深入研究。

王鍾翰先生的幾部文集《清史雜考》《清史續考》《清史新考》等對滿族及八旗多有研究。《清史雜考》一書出版于1957年，主要研究了早期滿族的社會形態問題，如《皇太極時代滿族向封建制的過渡》《滿族在努爾哈赤時代的社會經濟形態》等，對八旗制度等內容多有涉及，因為滿族生活在八旗制度之中，要研究其社會形態，均要涉及八旗問題的。另一篇比較直接涉及八旗的文章是《清初八旗蒙古考》,主要研究了八旗蒙古的建立、具體的佐領情況等。其中也對旗人的概念等做了解釋。《清史續考》和《清史新考》也有多篇類似課題的研究，如《清史新考》一書中《國語騎射與滿族的發展》一文，對清代國語騎射政策及滿族的人口等問題也做了深入的研究。

此類論著還有很多，如傅樂煥《關于清代滿族的幾個問題》,洋洋數萬言，對八旗制度的各個方面都有涉及。這一類論著的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適應當時社會科學的情況，對八旗制度下旗人社會性質的問題關注較多，比如從制度的角度、土地占有和人身依附關系來討論旗人的身份等。近些年來，“滿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興起，也有不少新的這類研究，不同的是，他們主要關注的是“滿族”的各個方面，自然也涉及駐防旗人的問題。

此外，研究八旗、八旗駐防、滿族等方面的論著,從制度和區域等各方面深入，從不同角度涉及八旗駐防和駐防旗人的歷史演變。如定宜莊的《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對于滿族婚姻制度的研究，對于我們研究八旗駐防問題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劉小萌的《清代北京旗人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以清初以來北京旗人社會為對象，旁征博引，追本溯源地討論了北京旗人社會的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遷。杜家驥的《清代八旗官制與行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對八旗官制、旗務管理、內務府等進行深入考察，對于我們進一步理解八旗任官制度及旗員入仕等問題有極大幫助。劉正愛的《孰言吾非滿族———項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則是一部理論性較強，田野調查與人類學、民族學理論相結合的新著,它以滿族角度，對于我們理解清代旗人與今天滿族之關系、滿族的民族認同等問題，多有啟發。對駐防制度的直接研究或對駐防八旗某個側面的研究：

關于駐防八旗研究，一個奇怪的現象是，直到20世紀90年代之前，幾乎未見到這方面的專著,一般均認為駐防制度是旗制中很重要的部分，卻只是在研究八旗制度時略有涉及，不能不說是個怪現象。20世紀90年代，國內才出版了第一本專門研究駐防問題的專著:定宜莊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

《清代八旗駐防研究》一書，無疑是迄今為止國內學術界關于八旗駐防研究影響較大的成果。此書最早在1992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當時的書名為《清代八旗駐防制度研究》。其主要內容是研究駐防八旗的興起與制度，再版時內容變得寬泛一些。它是第一部有關八旗駐防研究的專著,學術界對此書的評價也很高。該書由王鍾翰先生所作序言。該書不僅注意了民族間的互相學習與交往，也注意到了清代旗人與各族人民的矛盾，對駐防制度的形成等問題有較完整的論述，對駐防旗人與當地民族的關系及旗人內部社會的變化也有涉及。本書的未盡之處在于它僅寫到乾隆時期，對乾、嘉以后及近代駐防八旗的變遷情況未能涉及。同時，該書主要是以文獻研究為主，主要內容也限于駐防八旗的制度與作用等問題。

戴迎華的《清末民初旗民生存狀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是以作者博士論文為基礎撰寫的新著,收集并征引了大量民國檔案，對晚清至民國時期旗人的生活(包括京旗和駐防旗人)進行了梳理和討論，有一定的開拓意義和資料價值。

綜合性追溯駐防旗人變遷的著作之一是潘洪鋼的《清代八旗駐防族群的社會變遷》(人民出版社，2018)。該書為國家社科基金結項優秀成果，梳理了與該族群的制度與生活、族群與社會的變化過程，是從族群與社會角度解讀清代八旗駐防的歷史變遷。將田野調查與文獻資料結合，探討清代八旗駐防人員的社會變遷，諸如駐防人員的土著化及其影響、駐防旗人的自我認同以及八旗制度下的日常生活與風俗習慣的演變，對八旗駐防的興衰歷程及其原因進行了分析，對中國民族關系的發展演變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通過具體歷史過程的討論，回應了“新清史”的一系列觀點。

此外，近年來也出版了為數不少的關于各地駐防的著作。劉蒙林的《清代綏遠城八旗駐防研究》(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7),研討了八旗駐防制度之下綏遠駐防城的建立、綏遠將軍職掌以及綏遠旗人的日常生活與民族關系等。宿紹明的《西口八旗駐防志》(學苑出版社，2015),作者雖非專業人士，卻以古稀高齡獨力完成了對西口(右衛，兼及綏遠)駐防歷史的梳理，對當地駐防史的研究具有參考價值，難能可貴。刁書仁的《清代八旗駐防與東北社會變遷》(科學出版社，2018),是關于八旗駐防與東北社會的新著,東北地區滿族文化的進退與東北龍興之地的開發，作者提供了極好的研究視角，從旗民二重體制到州縣制的過程，也是東北社會變遷的重要主線。陳江明的新著《清代杭州八旗駐防史話》,誠如作者所說，“是以學術態度寫就的一本通俗性的歷史著作”,對杭州駐防八旗的歷史與文化、掌故進行了系統整理，并提出一些有見地的研究結論。

直接研究駐防問題的論著還有另外一類，主要是駐防地有關單位或駐防旗人后裔學者所編撰的著作，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類別。

《青州旗城》,山東青州當地滿族學者李鳳琪等所撰。青州為清代八旗駐防的重要地區之一，于雍正時期形成滿營規模，曾在當地軍事、政治、經濟方面產生過重大影響。青州旗兵在鴉片戰爭時期抗擊英軍入侵時曾有過史詩般的壯舉；同時，青州旗兵的后裔變遷也引人關注。此書1999年由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被劉小萌等學者稱為“內容翔實，對青州滿族的興衰歷程和社會面貌，進行了窮原竟委的述說”［6］。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此類書不但可稱為研究成果，其自身也可以成為人們研究當地駐防旗人的資料。

《廣州滿族簡史》《廣東滿族志》,均為廣州駐防旗人后裔汪宗猷編寫或主持編寫。汪先生是地方上研究駐防旗人的著名知識分子，發表過不少關于廣州滿族的文章。這兩本書屬于國家民委主持的民族問題五種叢書系列。與《青州旗城》相類似的是，它們都是以一地駐防旗人歷史與風俗為對象的論著。

對八旗駐防某個側面進行研究的論著,已發表的非常多。除了一些研究八旗和清史的著作中涉及的，還有很多論文。這類文章非常多，以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為主，而且仍在隨時更新，茲舉數例。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白新良的《論清代八旗教育在乾隆時期的轉變》,論述了整個清代八旗教育問題。［7］李鳳琪等的《青州滿族婚俗》,講述了一地旗人的婚姻習俗及其變遷。［8］定宜莊的《清代八旗駐防將軍兼統綠營的問題》,論述了駐防將軍兼統綠營兵的特殊情況。［9］潘洪鋼的《清代四川駐防將軍小考》,對四川將軍與一般內地駐防將軍所不同的職掌等問題進行初步論證。［10］潘洪鋼的《辛亥革命與駐防八旗》,討論了辛亥革命時期各地八旗的應對與變化。［11］王景澤的《試論八旗在近代反侵略戰爭中的地位》,以第二次鴉片戰爭為界線，論述了旗軍在反抗外來侵略中的作用。［12］在對清代八旗駐防研究的論文中，應該重視的還有傅克東等的《八旗制度中的滿蒙漢關系》［13］《八旗漢軍考略》［14］等。此類文章數量較大，從政治到軍事、教育等各方面都有，不勝枚舉。

對各地駐防情況進行研究的，主要是發表于各類學術期刊上的論文，以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文章為多。對各地駐防情況直接進行研究的文章，大多是講一地駐防情況與變化。此類文章還有馬協弟的《清代廣州滿族述略》［15］《駐防八旗淺探》［16］《清代滿城考》［17］等文章。陳一石的《清代成都駐防八旗再探》《清代成都的“滿城”與旗漢分治》［18］。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騰紹箴的《論寧夏八旗駐防解體與民族文化融合》［19］《論清代寧夏八旗駐防及其歷史貢獻》［20］、韓光輝的《清代圓明園八旗駐防的設立及其戶口演變與戶口特征》［21］、王景澤的《清末黑龍江八旗之變遷》［22］、刁書仁的《試論清末東北八旗體制的變化》［23］、蒙林的《綏遠城八旗蒙古初探》［24］《綏遠城駐防八旗考源》［25］《綏遠城駐防八旗源流考》［26］、何文平的《晚清軍事改革中的廣州駐防八旗》。潘洪鋼的《辛亥革命與荊州駐防八旗》一文，以辛亥革命為引子，討論的還是荊州一地駐防旗人及其后裔的情況。［27］這類文章大體上是對一個地方駐防八旗或其中的一部分所作的綜合研究，往往是對當地駐防旗人的源流與變遷、歷史貢獻等方面的基本論述。

對駐防旗人情況的回憶，以辛亥革命以后的為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各地政協所出的文史資料中也有不少。這一類回憶錄中，比較典型的有兩本書：一是廣州滿族后裔汪宗猷的《民族與教育》［28］全書27萬余字，從個人家庭、個人經歷和廣州滿族各方面的情況等角度，較全面地回憶了廣州滿族的變遷；二是北京健銳營旗人后裔、內蒙古大學教授金啟琮的《北京郊區的滿族》［29］,雖然不是記述八旗駐防營的情況，但對京旗滿族在1911到1930年間的社會生活變遷、風俗等，都有比較真實的記錄，對于我們今天了解旗人的社會風尚等頗有助益。

此外還有辛亥革命后，一些駐防旗人及其后裔的回憶錄。郭公木的《辛亥革命福州處理八旗官兵經過》［30］,詳述辛亥革命時福州旗營的相關問題。佟直臣的《辛亥革命前夕廣州滿漢八旗的一些情況》［31］,于城的《廣州滿漢旗人和八旗軍隊》［32］,汪宗猷的《二百年來廣州滿族經濟生活的變遷》［33］,傅恒祺遺稿《沙市的滿族》［34］,伊二根覺羅·通甫的《福州光復時滿族旗營內的情況》［35］,等等。這類文章還有很多，反映了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處理八旗駐防問題的真實情況。當然其中也會有作者回憶有誤或道聽途說的內容，而且作者多為旗人或旗人后裔，對于他們的說法也要加以分析，即所謂“口述歷史”,是重要的歷史資料。

對各地駐防旗人的調查，以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國家組織的規模性調查所取得的成果最為豐富，此后也有一些調查報告，其中有一些是學者個人或群體進行的調查，既是真實情況的反映，也有不少真知灼見。最典型的當然是國家在民族識別時所作的《滿族社會歷史調查》,這個調查報告完成不久后集中編輯成集子，出過一個鉛印本，與全國50多個少數民族的調查一樣，這個報告是最重要的民族識別資料，也是后來編纂《滿族簡史》的基本依據之一。這個報告1985年由遼寧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出版只作了個別文字方面的修改。這個調查報告集包括了北京、沈陽和各地八旗駐防地旗人的調查，如西安、內蒙古、甘肅、寧夏、成都、新疆、廣州、山東青州、黑龍江、河北等地的調查，當時由國家民委、全國人大、中國科學院、各地方政府組織大量專家、學者和政府工作人員深入民族地區進行調查，給民族學和社會科學留下了一筆寶貴財富。除了這個報告以外，著名的調查報告還有《滿族的歷史與生活——三家子屯調查報告》。這個報告之所以有名，不是因為它提供了什么特別的東西，某種意義上它也不是官方的報告，這份由金啟琮先生牽頭的報告，主要針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滿族是否還有自己的民族性，是否還作為一個民族而存在的一個重大歷史與現實問題。另外，它對當地滿族仍能操滿語、個別甚至還能用滿文的情況也做了說明，回答了社會上長時期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學者們的報告則有劉小萌等所撰《山東青州北城滿族村的考察報告——關于青州八旗駐防城的今昔》［36］。口述史方面有定宜莊的《最后的記憶——十六名旗人婦女的口述歷史》［37］等。此外，一些地方在50年代至60年代初也做了一些調查。這些調查成果同樣是駐防八旗研究的寶貴成果與重要資料。有一些是屬于民族工作方面的調研報告，因為是駐防地區的調查，對我們的研究也有一定意義，如關治國、李曉鐘的《關于綏化地區民族工作情況的調查報告》［38］等。

國外學者對清史、八旗、滿族等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早，成果豐富。誠如閻崇年先生所說，“從17世紀中葉以降，西方的耶穌會士或學者名流，對中國滿洲的歷史、語言和文化日漸重視。到本世紀初期，雖然中國發生鼎革之變，但是國外學者對滿洲歷史和語言的研究情趣，并未因中國政權更迭而隨之淡漠。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國外的滿學研究日趨繁興。日本、韓國、蒙古、美國、加拿大，俄羅斯、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波蘭、芬蘭、瑞典、丹麥和澳大利亞等國，都有一批滿學專家教授，并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也正由于如此，現在很多學者將所謂“滿學”稱為“近年來國內外人文科學中正在興起的一門國際性的學科”［39］。

日本歷來有研究漢學的傳統，日本的八旗史研究，作為清朝史和滿族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興起于20世紀初，自那時起，代有傳人，涌現出一大批知名學者。近年來，又培養出一批功底扎實、勤奮治學的中、青年學者，為八旗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無論是在資料搜集整理、出版還是在論文、論著方面，日本的相關研究都是令中國清史學界和民族史、民族學界關注的。尤其是年富力強的一代青年學者，他們能熟練運用多種語言工具(除漢文外，還有滿文、英文等),功底深厚，學風扎實。雖然他們與中國學界一樣，在這一課題的研究上偏重于清前期的研究，但他們的科研條件和語言等方面的優勢，不能不引起中國學界的重視。劉小萌的《近年來日本的八旗問題研究綜述》［40］《近年來日本的清代史研究》［41］等文章，介紹了日本近年來的研究狀態。

閻崇年著《滿學論集》(民族出版社，1999)收入《滿學——正在興起的國際性學科》一文，詳細介紹了國外學者對滿學、八旗制度等方面的研究。

簡言之，八旗駐防問題的研究，是清史、民族史的重要領域，同時，旗人后裔的社會變遷，也是人類學、民族學和社會學關注的對象，既受到國內學者的關注，也得到“新清史”等國外學術流派的重視。這一研究，仍在向多學科、多角度縱深發展，值得國內外學界持續關注。

按：作者潘洪鋼，男，滿族，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民族史、明清史研究。圖片來源于網絡。原文注腳已刪除，為便于讀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別說明之處，正文中用“［1］［2］［3］”等字樣標出。

責任編輯：常宇佳

來源《滿學研究(東北大學)》2021年第0期|105-113|共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