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兆武

中國歷史學家、翻譯家

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最值得懷念的就是西南聯大做學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愜意的一段好時光。

——《上學記》

上學記(增訂版）

上大學之前，《上學記》，過好理想的大學生活，找到適合的人生方向。

與《巨流河》并稱兩岸知識分子個人史“雙壁”

? 粥棚

西南大學校訓

只要社會一天天變好

大師自然脫穎而出

聯大三個學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屬于國民黨直接控制的地區，本來就有自由散漫的傳統，抗戰時期搬到云南，又有地方勢力的保護，保持了原有的作風——沒有任何組織紀律，沒有點名，沒有排隊唱歌，也不用喊口號。早上睡覺沒人催你起來，晚上什么時候躺下也沒人管，幾天不上課沒人管，甚至人不見了也沒有人過問，個人行為絕對自由。

有個叫鄒承魯的院士，以前是西南聯大的學生，他在生物化學方面有很大貢獻，60年代轟動一時的胰島素就是他們搞成功的。我看過一篇對他的訪談，記者問：“為什么當時條件非常差，西南聯大也不大，卻培養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簡單，就兩個字：自由。

自由有一個好處，就是你可以做你喜歡做的事，比如喜歡看的書才看，喜歡聽的課才聽，不喜歡的就不看、不聽。這個非常好，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1937年11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在長沙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后因日軍轟炸長沙，被迫遷往昆明。

比如那時候，什么立場的同學都有，但卻沒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個系、各個級的同學都有，晚上沒事，大家就會海闊天空地胡扯一陣。有罵蔣介石的，也有三青團擁護蔣介石的，大家辯論，有時候也挺激烈。可是辯論完了關系依然很好。

學生的素質當然也重要，聯大學生水平的確不錯，但更重要的還是學術氣氛。“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永遠都有，每個時代、每個國家不會相差太多，問題是給不給他自由發展的條件。

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而個人的創造力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如果大家只會念經、背經，開口都說一樣的話，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當然，絕對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會侵犯到別人。但是在這個范圍之內，個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聯大在昆明的校舍

我在西南聯大讀過四個系，不過都沒念好。高中統考填志愿的時候，我問一個同學：“你考什么專業？”他說：“像我們這樣不成材的只好讀文科，你們念得好的都應該上理工科。”因為那時候大家都覺得，沒出息的才去念文科，這是當時的社會風氣，所以我一年級念的是工科，上了土木系。

說來也挺有意思，中學時候我根本沒想到將來要學什么專業，只是看了豐子愷的《西洋建筑講話》，從希臘、羅馬的神殿，一直講到中世紀的教堂建筑，覺著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學建筑。

工學院一年級不分專業，學的都是機械系的公共必修課。比如初等微積分、普通物理，這兩門是最重要的，還有投影幾何、制圖課。第一學期我還挺認真地學，可是到了第二學期，興趣全然不在這些，有工夫都用來讀詩、看小說了。于是決定改行，把梁啟超的東西拿來看看，諸如此類，開始有意識地補充一些文科知識。

那時候轉系很方便，只要學分念夠了可以隨便轉，學分不夠也可以補，至多是多讀一年。我想搞文科，不知為什么就選擇了歷史系。

青年時的何兆武

我現在也八十多歲了，回想這一生最美好的時候，還是聯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當然，那也是物質生活非常艱苦的一段時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質生活豐富，尤其不等于錢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我想，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確的目標。另一個是，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美好，如果社會整體一直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我上學的時候，這兩個條件恰好同時都有。

當時正是戰爭年代，但正因為打仗，所以好像直覺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后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時候不只我一個人，我相信絕大多數青年都有這種模糊的感覺。所以那時候，雖然物質生活非常之困苦，可是又總覺得幸福并不遙遠，是可望而又可即的。

何兆武：當時我們接受的是純正的美式教育。圖為歷史系1943級畢業生

如果陳寅恪值一塊錢，

那沈從文只值一分錢

我們那時候可真是自由，喜歡的課可以隨便去聽，不喜歡的可以不去。姚從吾先生的課我就不愛聽，他教歷史系的專業課，可我一直都沒上。政治系主任張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兩門課我沒有選，不參加考試，也不算學分，可是我都從頭到尾聽下來，非常受啟發。乃至于現在，我的專業也變成思想史了。

聯大實行學分制，文學院要求四年一共修132個學分才能畢業，工學院是144個學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課，一定要通過的。比如一年級，文科生要學一門自然科學，學理工的國文是必修課。另外英文也是必修課，6個學分，不及格不行。

西南聯大女學生。前排右一是何兆武的姐姐，后排左二是何兆武的妻子

我上歷史系的時候，按規定，中國史必須學兩個斷代。至于哪兩個斷代，隨你挑。因為我那時候對中國古代史沒興趣，選的兩個都是近代的，一個是姚從吾先生的宋史，一個是鄭天挺先生的明史。

姚從吾先生當時是北大歷史系主任，可是我們當年都覺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講得不怎么樣，所以不想上他的課。可是后來姚先生到臺灣，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后來的一批中年骨干歷史學家都是他培養出來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見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鄭天挺先生原來是北大的秘書長，教我們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鄭先生講得非常之系統，一二三四、ABCD，從頭講起。什么政府組織、經濟來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學的課程提高了一個檔次，只不過講得更細致。這種講法在聯大里很少見，當然也有優點，對于我們尚未入門的人來講，可以有個系統的認識。

不過，鄭先生講課的確非常有趣。記得講到朱元璋時，專門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書怎么怎么記載，某某書又如何如何說。最后得出一個結論：按照中國傳統的說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給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讓人覺得恐懼。

部分教職員工合影，前排右三為梅貽琦校長

其他名人的課，因為好奇，我也偶爾聽聽，比如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小說史。那個課人數很少，大概只有六七個人聽，我旁聽過幾堂，并沒有上全。沈先生講課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覺得他真是一位文學家。不像我們說話東一句西一句的連不上，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非常有邏輯性，如果把他的課記錄下來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

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現在印象還很深刻。《金瓶梅》過去被當作淫書，不是正經的小說，一直到民國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賞這本書，認為對人情世態寫得非常之深刻，《紅樓夢》在很多地方都繼承了《金瓶梅》的傳統。

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沒有任何學歷，連中學都沒念過，并且當過兵。后來他到大學里教書，還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學院派的白眼。記得有個同學跟我講，劉文典在課堂上公開說：“沈從文居然也評教授了……要講教授嘛，陳寅恪可以值一塊錢，我劉文典一毛錢，那沈從文只能值一分錢。”

狂人劉文典（1889~1958），曾與蔣介石斗毆

錢鍾書先生名氣大，我也跑去聽。他的課基本都用英文講，偶爾加一句中文。不過他有時似乎有點喜歡玄虛，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講出來，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體會。所以非得很聰明的人才能夠跟上他，笨的就對不上話了。

另外，當年清華四大導師里我趕上了陳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晉南北朝史。不過那時候我還是工學院一年級的學生，沒有資格選這種專業課。陳先生的課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就七八個。但是陳先生名氣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經常有人趴到窗戶那兒聽，我也夾在其中。

上課了，陳先生夾一個包袱進來，往桌上一放，然后打開書。可是他基本不看，因為他對那些材料都非常熟悉，歷歷如數家珍，張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書中的哪一段，原話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標準來說，沒有任何教學大綱，完全是信口講，他的那種教課方式是不夠格的，但解放前允許這種講法。陳先生說話有口音，講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勝的那種教師。而且他講的那些東西太專業了，引的古書我們都沒看過，所以完全不懂。陳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來是去英國任牛津大學的講座。因為德國剛占領了法國，馬上就要打過海，英國岌岌可危去不了了，只好留滯在香港。

“最后一位大儒”陳寅恪

要想超越前人，

就不能拜倒在前人腳下

我們那時候的生活條件極差，尤其教師就更艱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馮友蘭，戰前一個月的工資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買一套四合院的房子。可是后來一打仗就不行了，每況愈下。從1937年打仗到38年、39年，物價顯著上漲，結果通貨膨脹，導致整個經濟崩潰，最后連吃飯都很困難了。

西南聯大時候，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間茅草棚，上下通鋪住四十人，頗有點類似我們70年代五七干校的宿舍。由于生活不安定，有的人休學，個別有點錢的在外邊自己租間小房子住。還有的根本就在外邊工作，比如在外縣教書，到考試的時候才回來。宿舍里往往住不滿，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擠。

我同宿舍里有一位，是后來有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級，年紀差不多，當時都十八九歲，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時候他頭發留得很長，穿一件破舊的藍布長衫，扣子只扣兩個，趿拉著一雙布鞋不提后跟，經常說笑話，還抽煙，很頹廢的那種樣子，完全是中國舊知識分子的派頭。

汪曾祺與老師沈從文

當年的艱難，恐怕是今天難以想象的。不過好在不要錢，上學、吃住都不要錢。學生每個月靠“貸金”吃飯，而且不用還，這和今天大不一樣了。假如那個時候要收費的話，我相信絕大部分學生都上不了學。不但我們上不了，就是再有名的人也上不了，包括楊振寧。那時候教授錢太少了，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是數學系主任，他一大家子人，飯都不夠吃的，還上什么學？學校不是做生意，不能因小失大。畢竟賺錢不是目的，為國家培養人才才是最大的收獲。

梅貽琦校長夫婦，需要上街擺攤以補貼家用

聯大的學生絕大多數都是背井離鄉，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學校里。而且因為窮困，吃喝玩樂的事情極少，只好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學習，休息時就在草地上曬曬太陽，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門外有一條鳳翥街，街上幾十個茶館，大家沒事就去喝碗茶。其實喝什么無所謂，無非就是茶葉兌開水，很便宜，大概相當于現在的一毛錢。有的人是真拿本書在那兒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闊天空說什么的都有。

記得有一次，我看見物理系比我們高一屆的兩位才子——楊振寧和黃昆，正在那兒高談闊論，對著吹。其實我們也沒有來往，不過他們是全校有名的學生，誰都知道的。黃昆問：“愛因斯坦最近又發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沒有？”楊振寧說看到了。黃昆又問以為如何，楊振寧把手一擺，一副很不屑的樣子，說：“毫無originality（創新），是老糊涂了吧。”這是我親耳聽到的，直到現在印象都很深。

當時我就想：“年紀輕輕，怎么能這么狂妄？居然敢罵當代物理學界的大宗師，還罵得一錢不值？！用這么大不敬的語氣，也太出格了。”不過后來我想，年輕人大概需要有這種氣魄才可能超越前人。正好像拿世界冠軍一樣，下運動場的時候必然想著：“我一定得超過他，我一定能打贏他！”如果一上來先自己泄了氣，“哎呀，我不行，我不行”，那怎么可能打敗別人？

科學一代一代發展，總是后勝于前的，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所依賴的基礎不同了。我們之所以比前任高明，是因為站在了他們的肩膀上，這是牛頓的話。牛頓花了前半生的工夫得出三大定律，可是今天的中學生聽老師講一個鐘頭不就明白了嗎？但我們不能為此就嘲笑牛頓。

任何學術都應該，而且必然后勝于前，尤其對于那些有才華的人，他的眼界就應該比前人更高。假如只能亦步亦趨地跟在老師背后，什么“字字是真理”，那是沒出息的表現……

圖書館

再比如老友王浩，他是學數學的，后來是世界級權威了，可是對哲學極有興趣。我跟他聊天的時候，他倒很謙遜，總說不懂不懂。可有時候聊著聊著，無意之中，忽然他就吐露出非常狂妄的話。比如我們談到某某哲學家，我說：“在這個問題上，這位哲學家好像沒有說得太清楚。”他突然來一句，說：“哲學總有講不通的地方，他也就只能這么講了。”就是說，他沒那個水平，只能講到這兒為止了，結果把一個大哲學家說得好像挺不值錢的。

我想，這些地方反而應該是一個年輕人必備的品質。要想超越前人，必得先看出前人的不足，要是拜倒在他的腳下，那就永遠也超不過他。自慚形穢的人，比如我，大概永遠不會是有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