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是人類活動開展的地點，是配布知識、權力的框架，也是人類賦予自身行為以意義，用以創造或改善自身的諸種實踐。受克里斯托弗·亞歷山大的經典著作《一種模式語言》（A Pattern Language）啟發，集美大學美術與設計學院外聘教師劉昭吟、建筑師張云斌以“空間”作為方法，考察位于廈門集美的嘉庚故里，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取、建構了30個理解當地的模式結構，提出改良空間的主張。

這一研究成果近期以《作為方法的空間：嘉庚故里模式語言》（正文簡稱“《方法》”）之名，由上海文化出版社正式推出。在新書首發式上，劉昭吟以集美天馬山、學村校門、海岸變遷、大社公廁改造等生動翔實的個案，帶領讀者重新認識了嘉庚故里的過去和現在。她呼吁讀者關注當下生活的空間，運用“空間”的方法改善社區、服務城市。本期回顧，我們結合首發式情況，分享本書不可錯過的重要內容。

（本期主持：陳虹靜雯）

近期回顧

集美半島位于廈門島對岸，三面環海，山嶺多而耕地少，島民自清康熙年間就有下南洋謀生的傳統。近現代集美華僑在南洋率先感知到現代城市的進步，萌生了改造家鄉、振興國族的想法。在近代著名華僑、集美人陳嘉庚的帶領下，僑民們通過捐資捐物等形式，在故鄉興辦新學與實業，其中就包括1912年起建設的一系列集美學校。

《作為方法的空間：嘉庚故里模式語言》新書首發式在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舉辦，劉昭吟在現場分享研究成果

劉昭吟、張云斌將這種由出洋回望激發而出的意愿概括為“外向反身性”，它構成了用以觀察嘉庚故里這座僑鄉的首個“模式”。根據《方法》的界定，嘉庚故里是對集美學村與集美大社的合稱，集美學村包括集美半島集源路以南過去集美學校集中建設的范圍；集美大社則囊括潯江路、集岑路、尚南路、高集海峽以里自建房集中的范圍，再加上尚南路以西后尾角自建房和停車場地塊。

為了將文字描述與其歷史照片、分析圖彼此參照，《作為方法的空間：嘉庚故里模式語言》將文字與圖片分為兩冊，保證任一對象的圖文都出現在同一視野

書中界定的集美學村和集美大社范圍

從歷史的角度看，集美學村的概念產生于1923年《承認集美學村公約》，它強調教育與地方治理合一。但在現代國家的建設過程中，學村屬性發生了變化，逐步從“學-村自治”走向“政-學-村共治”，之后又應社會發展需求轉向產權領地的集合體。與此同時，學-村與集美學校的文化整體性也隨著學村物理完整性的解體走向消融，用于管理的圍墻強化了共享區域的邊界意識，日漸增多的聯外接口、通過性交通將學村切割為多塊碎片，其結果是一些集美學生直到畢業都未曾進入過集美大社；提起學村，不少學生腦海中的畫面僅剩“集美學村”門牌坊。

劉昭吟以華僑大學華文學院（原集美華僑學生補習學校）的校門為例，具體分析了這種“場域感-整體性”的建立和喪失。如今華文學院的南校門位于鰲園路上，但是在石鼓路與鰲園路的交匯處，另有一座地勢稍高的兩層天南門樓，遠遠望去，氣勢恢宏，門樓建成于20世紀50年代，如今卻成為常年不開放的校區側門。學校地形北高南低，中央高東西低，該門樓及樓前的凸形大階梯均是結合地形而建，在鰲園路校門未建成的年代里，它是唯一的校門，學生們自集美學村東部而來，經門樓入校，再拾級登上南僑樓群。這種在尊重地形的基礎上建造起來的建筑，賦予學村空間以層次感，行走其間的人可獲得立體感受。

華僑大學華文學院的入口門道

天南門樓面向龍舟池—高集海堤，集美僑民回望學村之時，門樓兩側的翼樓如同舒展開的雙臂，向其展現家鄉建設的累累碩果，這是建筑坐落于僑鄉現實的一種揭示。另一方面，天南門樓最初作為校門的這一設計，也是陳嘉庚實用主義原則的具象化——如果需要校門，那么它必須是具有足夠存在感、儀式感的空間實體。天南門樓曾經在僑鄉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了平衡，可惜如今成為了居民喝茶、露天打牌的戶外場地，兩側翼樓也被停車棚和商鋪所遮擋，打破了上述整體性意象在空間中的生成。

天南門樓今昔對比。上：天南門樓，建于1950年代集美僑校；左下：天南門樓被行道樹、圍墻、商鋪遮擋；右下：孤立后的天南門樓成為戶外房間

與集美學村類似的是，“集美大社”這一概念的產生也有自己的過程。集美半島盡端原有集美社、郭厝社、岑頭社三個村社，從集美社獲得建設用地的集美學村將半島末端連成一片之后，三個村社被泛稱為“集美”，又因原集美社規模最大，也稱集美大社。大社在調節宗族關系、領導學村自治和強化社區福利等方面長期發揮關鍵作用，成為嘉庚故里這一共同體的立足之處。

前文提及的1923年《承認集美學村公約》，除了對教育、建筑等事項作出規定，還有一則涉及衛生事業的條款，其重點內容就在于填臟亂私廁、建公共廁所。集美社廁所原先是私人旱廁，1925年，陳嘉庚的胞弟陳敬賢說服群眾以自愿原則交出私廁，由集美學校建筑部填平私廁、建設公廁并成立水肥合作社，但以公地悲劇告終；20世紀50年代，陳嘉庚強勢改造私廁，分地段建成公廁76座，雇專人每日洗掃、定期消殺；80年代末期，集美全鎮分期改建公廁，改為自動沖洗；2011年，大社公廁再次迎來改造，從沖水設施到管理指標均有所升級。

從局部共有化、集體化到實現智能化管理，可以說，公廁見證了集美大社從集體生活向城市社區生活的過渡。如今大社長600米、寬365米的范圍內分布有12座公廁，它們是陳嘉庚主持修建的76座公廁的留存（其余均被占地改造為自建房），大社內任何地點在150米的距離內，步行不到2分鐘就可到達一座公廁。

集美大社公廁分布及其與游客關系

穿行大社而無法忽視公廁的另一原因，在于它們擁有統一而具有識別度的形象，即紅磚瓦的閩南風格外貌，同時管理間又經管理員進行了個性化的布置。實地走訪公廁期間，劉昭吟發現每家公廁的管理員都對這份工作以及公廁保持干凈整潔表現出自豪。附近老居民和租客為了節省水分，經常專門來公廁上廁所。大社公廁在家庭廁所普遍現代化的背景下，依然保有其社區福利的屬性。

但是集美公廁仍然存在改良的余地，《方法》提出，在大社高密度逼仄的環境中，現有公廁盡地而建，如能以性別友善廁所取代男女分廁，則可適當縮小建筑體量，為綠地留出空間，即使是一小片如房間大小的開放綠地，對于大社都極其珍貴。此外，基于公廁管理員的敬業熱情和服務熱忱，也可培訓管理員兼職園丁或招募社區志愿園丁，進一步發揮公廁空間的社區性、開放性。

大社公廁。從左至右依次為：集岑西公廁、集岑東公廁、祠前公廁

改造公廁需要兼顧大社內的共有地、自建房等狀況，因此，關于公廁的模式語言也牽涉到了方方面面的內容。“沒有一種模式是可以單獨存在的”，30個模式之間存在各種交叉交互的關系。在為創作本書所作的各種調研期間，劉昭吟、張云斌一同走訪了社區中的多個地點，與地方文史專家、收藏家、攝影師、公廁管理員和街道環衛工等多個社會角色進行交流，沉下心來思考這個地方和它的歷史，可以說，這本書就是人與人、人與空間充分聯結的成果。

（文/陳虹靜雯 文學碩士，上海近代史愛好者；圖片由上海文化出版社江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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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陳虹靜雯 王越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