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提起紅軍長征時期的“飛奪瀘定橋”戰(zhàn)斗，仍舊會讓人心潮澎湃。

一方面，是為紅四團創(chuàng)造急行軍奇跡和22名勇士的大無畏氣概所感動；另一方面，也是為川軍沒有將橋索一并炸斷燒毀而感到慶幸。缺少哪一環(huán)，似乎都難以促成這一戰(zhàn)爭史上的神來之筆。

無獨有偶，1965年秋前往四川出任“三線”建設副總指揮的彭德懷，在夜以繼日籌劃推進基建工作的同時，對當年紅軍親歷戰(zhàn)斗遺址進行了一番走訪考察，在大渡河上游地帶，他發(fā)現(xiàn)了一個紅軍當年未及偵察到的細節(jié)……

1935年5月，經(jīng)歷強渡大渡河后的中央紅軍主力，迅速將目光聚焦在咽喉橋梁瀘定橋上。

畢竟靠僅有的幾只小木船，很難在短期內(nèi)將數(shù)萬紅軍從大渡河運送對岸，而老蔣這邊重兵合圍的嚴峻形勢又容不得教員等人再作過多考慮，因此，瀘定橋就成了紅軍主力順利渡河的唯一通道。

這座始建于康熙44年、旨在解決漢、藏道路梗阻困擾的“御賜”橋梁，不僅是當時一眾能工巧匠們集大成的文化古橋，更是在歷經(jīng)200余年滄桑歷史后，依舊以其13根鐵索的特殊構造巍然屹立于大渡河上，遠遠望去更像是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在紅軍到此之前，與大渡河歷史淵源最深的當屬晚清時期的太平天國將領——“翼王”石達開。

1863年5月，迫于太平軍劇烈內(nèi)斗而領兵出走的石達開，在大渡河畔遭遇湘軍圍追堵截，加之連日大雨導致河水暴漲，以及與當?shù)匾妥尻P系處理失當?shù)纫蛩氐木C合運用，最終因彈盡糧絕而全軍覆沒。

時隔70多年后，對湘軍主帥曾國藩頂禮膜拜的老蔣自然會在第一時間聯(lián)想到這樣一場經(jīng)典之戰(zhàn)，更寄希望于自己的中央軍與川軍攜手，復刻出當年石達開兵敗大渡河的新一輪“圍剿”戰(zhàn)斗。

當然，老蔣能想到的軍事行動，教員這邊也提前預判了。考慮到敵軍大兵壓境的緊張形勢，教員對奪取瀘定橋，繼而保證大部隊順利由此過河作出了具體部署：

當然，教員本人也作了最壞的打算，即瀘定橋被川軍炸毀后，兩路大軍被分割在大渡河兩岸無法會合，便由劉伯承、聶榮臻率右路軍單獨到四川去開辟一個新局面。

當然，壓力最大的還是擔任開路先鋒的紅四團。5月28日這天，紅四團團長黃開湘、政委楊成武收到了紅一軍團發(fā)來的指示電文：

對紅四團而言，這不僅意味著他們要在晝夜之間走完240華里的山路，還要在沿途擺脫敵人的襲擾和堵截，出其不意的攻占瀘定橋，艱難程度可想而知。以至于晚年的楊成武將軍在回憶起這場戰(zhàn)斗經(jīng)歷時，仍不免心有余悸的說道：

反觀負責防守大渡河和瀘定橋的川軍第24軍軍長劉文輝這邊，他當然不希望紅軍過橋后進入自己所轄的西康境內(nèi)，同樣也不希望因此而弄的兩敗俱傷，最終被老蔣借“裁軍”名義一并收拾掉。

更為重要的一點，瀘定橋是聯(lián)結川康兩地的咽喉橋梁，不僅在交通上有極為重要的戰(zhàn)略價值，對維系自己在西康境內(nèi)對少數(shù)民族的統(tǒng)治管理，同樣具有不容忽視的關鍵作用。

因此，劉文輝在布防3個團兵力正面攔截可能奪取瀘定橋紅軍的同時，僅對瀘定橋橋板進行拆除，并未執(zhí)行老蔣所謂的“炸毀橋梁”命令。

此外，原本就是趕鴨子上架的川軍部隊在對待拆橋任務上磨起了洋工，不僅進度緩慢，士兵邊干邊抽大煙的現(xiàn)象更是屢見不鮮，直至紅四團到達預定位置后，川軍的橋板還未完全清理干凈。

5月29日清晨，紅四團以急行軍速度出其不意的閃現(xiàn)在瀘定橋頭，大戰(zhàn)一觸即發(fā)。

到達瀘定橋后的紅四團與川軍先是進行了短暫的交火，至中午全團作戰(zhàn)會議進行完畢，全團動員組織了以2連連長廖大珠為首的22名突擊隊員，奉命于下午4時許向?qū)Π妒剀姲l(fā)起進攻。

由于對岸布防的川軍到來的也比較倉促，加之在火力上并不具備中央軍那樣的明顯優(yōu)勢，因此在開戰(zhàn)后反而被我軍一邊突擊前進、一邊鋪設橋板的戰(zhàn)斗所壓制。

盡管如此，紅四團還是一度面臨對面川軍放火燒橋的風險。當大火燃燒起來的一瞬間，匍匐在鐵索上前行的廖大珠突然站起身來一馬當先，率領其他突擊隊員趁火勢未及蔓延迅速向?qū)Π稕_去。

一番白刃格斗過后，紅四團順利占領了瀘定橋東岸的川軍陣地，同時撲滅了這場大火。

如果沒有廖大珠本人的振臂一呼和帶頭沖鋒，火勢蔓延后不僅鐵索高溫難耐，已經(jīng)架設好的橋板也會被燒毀，后果是難以想象的。但也正因飛奪瀘定橋的22名勇士們這種視死如歸、不畏艱險的意志和決心，創(chuàng)造出紅軍絕境逢生的奇跡。

左右兩路紅軍在瀘定橋頭勝利會師之際，劉伯承難掩內(nèi)心激動之情，不禁踩著橋板連連感慨道：

此后，中央紅軍順勢北進，接連突破天全、蘆山、寶興的國軍防線，經(jīng)翻越海拔四千余米的夾金山后，與紅四方面軍先遣部隊勝利會師于懋功地區(qū)。

當然，這些又都是另外一段全新的革命歷程了。

回到我們先前提到的一個話題上來，如果劉文輝一開始選擇炸斷橋索，紅軍是否要面臨教員所說的由右路軍單獨到四川去開辟一塊新根據(jù)地的局面？

就當時的戰(zhàn)場形勢而言，這一點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不過，30年后舊地重訪的彭大將軍卻在不經(jīng)意間有了一個意外收獲。

1965年9月，再度出山趕赴四川指揮“三線”建設的彭老總，在前往石棉縣探望昔日為紅軍強渡大渡河作出重要貢獻的老船工帥仕高后，專程沿著當年安順場向北的大渡河段走了一圈。

一來是重溫當年紅軍光榮戰(zhàn)斗的歷史記憶，對當下的宣傳教育起到正向的輿論引導；二來是對該處水利和基礎設施建設情況做好調(diào)研，以便下一步有針對性的開展工作。

隨著由瀘定橋向北行至康定地區(qū)的大渡河段時，彭老總驚奇的發(fā)現(xiàn)此處不僅河水清澈見底，水流速度也不似瀘定縣一段那般湍急。

換句話說，即便瀘定橋走不通，當時的紅軍主力也依然可以北上至康定境內(nèi)徒步涉水渡過大渡河。

當然，作為久經(jīng)沙場的老將，彭老總非常清楚“兵貴神速”的道理。早在中央紅軍長征之初的湘江戰(zhàn)役前，一軍團先鋒偵察部隊就是吃了延誤戰(zhàn)機的虧，否則搶先一步占領全州繼而掌握我軍渡江的主動權，形勢將大為改觀。

同樣，在紅軍飛奪瀘定橋前后，也并非是我軍無法發(fā)現(xiàn)可以涉水渡過的河段，但在時間緊迫、形勢危急的情況下，紅軍先鋒部隊完全沒有時間和精力再繼續(xù)向北細致偵察。

畢竟延誤了時機，讓敵人在瀘定橋部署完備，我軍將完全陷入重兵合圍的被動不利局面，真到那時，教員的單獨開辟根據(jù)地設想恐怕就勢在必行了。

正因如此，對于長征途中的紅軍而言，瀘定橋就是挽救紅軍主力走出困境的唯一生存通道。

“大渡橋橫，瀘定飛渡”是英勇紅軍的本色彰顯，也是一條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