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萬林

社會工作者如何應對人情這個“搗蛋者”

作者 | 趙萬林

作者單位 |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

原文 |

拙文《社會工作服務中人情倫理與專業倫理的調適——以一個災后重建服務項目為例》有幸發表在《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2期，非常感謝匿名評審專家的專業意見以及各位師友給予的建議和幫助，也感謝編輯部提供撰寫“作者手記”的機會，讓作者得以反思自己的研究過程。

一、把人情這個“搗蛋者”拎出來

這篇文章是在我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博士論文主要關注這樣一個經驗現象：服務對象與社會工作者常常以“朋友”相稱相待，而且為了強調彼此關系的親密性，還會將對方擬親屬化。從專業倫理的角度來看，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之間是專業關系，它有別于日常生活中的友誼。如果雙方成為朋友，則可能構成雙重關系的表現。這幾乎已經成為社會工作界的“常識”。但我在弘毅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調查發現，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所謂的“朋友關系”其實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這種關系既分享了友誼的部分特征和倫理屬性，也保留著適當的專業界限，不宜被直接打上雙重關系的標簽。因此，我的博士論文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闡述這種關系的特征與建構歷程。

工作之后，我開始著手修改博士論文。在修改的過程中，我關注到《社會學研究》發表了好幾篇與關系工作有關的文章。這些文章關注的領域和現象雖然有所不同，但都為我修改博士論文提供了很多啟發。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給彼此之間的所謂“朋友關系”賦予特定含義或意義的過程其實也可以被視作他們開展關系工作的過程。沿著這個思路，我重新梳理了專業關系領域的文獻，并開始聚焦于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如何通過關系工作促使雙方的關系從“親密關系”轉化為“有人情味兒的專業關系”，試圖將這種關系轉化的過程和動力機制作為文章的論述重心。初稿完成后，經歷多次心理建設，將文章投到了《社會學研究》。

文章提交后，不久就收到了外審意見。外審專家在肯定文章選題價值的基礎上，指出了非常具有針對性的問題并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建議。初稿基于已有文獻將專業關系區分為距離模式和聯結模式兩種類型，并將距離模式作為自己對話的“靶子”，以突出我想要強調的“有人情味兒的專業關系”。這種處理方式受到了外審專家的質疑。外審專家指出，“論文混淆了社會工作專業關系本身所包含的情感性與工具性的雙重屬性，與專業關系中情感動力與私人關系中的情感動力二者的關系”，并建議“應該把問題進一步聚焦到專業情感動力，與私人情感動力的關系問題，而不是工具性專業關系與專業中的人情味的關系問題”。外審專家也認為，初稿未能講清楚從“親密關系”到“有人情味兒的專業關系”的關系轉化過程。

在認真思考外審意見之后，我對初稿做了大幅度的修改。首先就是回應初稿的混淆之處。事實上，外審意見提到的“私人情感動力”在初稿中指的就是我們常常視之為“私”的人情。人情在社會工作服務中就像個搗蛋者（trouble maker）一樣。它既有可能有利于專業服務的推進，也給社會工作者帶來了專業倫理困境。完全否定人情的話，可能會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毛病；而接受它的話，又會面臨違反專業倫理的風險。初稿雖然致力于呈現“關系轉化”的過程和策略，但實際上要處理的核心問題仍然是社會工作者究竟如何應對這個搗蛋者。因此，我在修改稿中把人情這個搗蛋者單獨拎了出來，并對問題意識做了調整，將關注重心從關系轉化進一步聚焦到了社會工作者如何在專業倫理中安置人情。與此相對應的修改則是對初稿文獻綜述和分析框架的徹底改寫。其中，文獻綜述著重強調了個人涉入與專業責信之間的張力，分析框架從關系工作變成了班克斯（Sara Banks）的倫理工作。

外審專家基本認可了修改稿的思路，同時指出了文章存在的其他方面的問題。編輯部老師也為拙文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建議。這些建議促使我將服務對象的協同實踐和行動倫理整合進倫理工作的框架中，優化文獻綜述的呈現方式以及經驗研究部分的結構布局。于是，在第一次修改稿的基礎上，文章后續又經歷了兩次較大幅度的修改和若干次補充修改。在整個修改過程中，責編何鈞力老師為拙文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何老師大年初二就將滿是批注的校對稿發給了我，并讓我可以先過節再修改。感激之余，我也無顏固守曾許下的“博士畢業后再也不要陪著論文過年”的承諾了。

二、研究過程反思

回想自己的研究過程，我覺得研究者在專業倫理研究中很容易犯兩種毛病。一是站在外部的立場“居高臨下”地審視社會工作者的倫理抉擇過程，對照著教科書里的倫理守則對他們的行為“指手畫腳”，然后給出某種“規范性”的倫理抉擇模式或建議。二是盲目地對所謂“西方”的《專業倫理守則》嗤之以鼻。第二種毛病比較隱晦，它把倫理規則的處境化應用誤解為不需要倫理規則或代之以全新的規則，而事實上二者并不能被等同起來。

我當時主要犯了第二種毛病，老想著“重構”某種話語和規則，所以預答辯的時候被老師們批評是“意見的僭主”。于是，我開始反思自己的研究過程，意識到產生這一毛病的根源在于我作為研究者沒有耐心地去體會社會工作者在特定情境下進行倫理抉擇的心路歷程。事實上，作為直接面對人情困擾的行動者，社會工作者最明白人情是怎么搗蛋的。面對人情的搗蛋，他們沒有完全否定專業倫理守則，也沒有成為倫理規則的傀儡，而是在將倫理守則作為重要參考系的基礎上采取了處境化實踐的策略。社會工作者倫理抉擇的背后也有著自己的理由，即使他們可能暫時還無法將這些理由清楚地表達出來。而我作為研究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努力體會社會工作者的糾結與不安，扮演“催化劑”的角色協助他們將自己的策略和理由講出來，然后盡可能有邏輯地將其付之于文字。

由于對上述毛病有了一定的覺察，當外審專家建議在文末補充文章對實務工作的借鑒意義時，我增加了這樣一句話，“界限可協商并不意味著社會工作者可以隨意跨越界限”。我不希望這篇文章帶給讀者這樣的印象：與服務對象的人情互動是沒有問題的。

研究過程帶給我的另一反思在于，關系是通往理解的橋梁。要理解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的人情互動，就需要與他們建立起良好的信任關系。在按照外審意見修改論文的時候，曉丹告訴我，我最開始去弘毅調查的時候，她以為我跟她接觸過的某些調查者一樣，做完調查就走了，所以第一次訪談的時候她是有所保留的，并沒有告訴我一些關鍵信息。我自己對此也有所察覺，因為分析資料的時候就能發現第一次訪談的資料很少能用得上。當然，后來曉丹以及弘毅的所有人都為我提供了很多無私的幫助，給我提供了很多珍貴的信息和自我反思的機會，包括真誠地告訴我他們最初其實是這樣看待我的。

與研究參與者建立良好的關系不僅能夠保障研究資料的質量，更重要的是能夠幫助我沉浸到他們所處的那種倫理氛圍中，從而盡可能地進入到他們的意義世界。這篇文章之所以特別看重弘毅的“人情味兒”，其實也是因為自己在調查中有著一些切身的感受。當我延期畢業后再去弘毅補充調查時，弘毅的各位家人給了我很多情感上的慰藉。燕姐花了好多時間跟我推心置腹地講她的經歷并熱心地幫我組織焦點小組；劉叔他們帶我去KTV唱《水手》；孔姐生怕我因為論文進展不順而有什么心理問題，給我講了“生命的價值”；馬叔甚至在我博士論文送審之前還專門打電話寬慰我，并且從他的角度告訴我可以怎么去寫弘毅的故事；我還去了很多人家里吃飯，我覺得跟他們一起吃飯聊天的感覺真好——跟他們聊天這件事本身就很開心，而不只是因為聊天對我的論文有幫助。當然，弘毅還有很多很多老師和社工都給我帶來了這樣的感受，曉丹在出租車上通過電話接受我的訪談，小王為自己博士論文忙碌的同時還來幫我捋順論文的思路，陳老師專程從成都送我前往H新鎮……雖然無法在文章里面列出所有人的真實姓名，但我仍想以這篇文章向所有弘毅的前輩致敬。

三、未盡的議題

文章雖然經歷了多次修改，但仍有不完善的地方和未盡之處。首先，文章的敘事顯得平順了些。文章主要呈現了專業倫理與人情倫理的調適，突出了其可調適的一面。作為一篇文章來看，敘事或許是完整了。但是，這種完整性建立在將人情視作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之間的“一對一”互動的基礎上，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社會工作者和服務對象各自的異質性。換言之，如果我們從三人或多人互動的角度來理解人情，情況會更復雜，也會發現社會工作者所面臨的更多的挑戰。我在實地調查中關注到了這一現象并在博士論文中有所呈現，但限于篇幅，并沒有在這篇文章中詳細交代。希望以后有機會能將其整理出來。

其次，關于專業美德的內容未能完全展開。在分析社會工作者的倫理工作何以有效的時候，文章提到了專業美德的重要性。就像潘光旦先生對“童子操刀”所做的分析那樣，不論倫理規則有多完備或實踐策略有多花哨，如果社會工作者沒有相應的專業美德，那么這些旨在保障服務對象福祉的倫理規則并不見得就能實現它原初的目標。而且，專業美德對服務對象也有示范感召作用。當服務對象意識到他所面對的社會工作者是一個“講人情也講原則”的人的時候，我們很難想象他還會理直氣壯地堅持“搞關系”的那一套邏輯。換個角度講，服務對象也是講理的，但他所講的“理”其實跟他怎么認知自己眼前的這個社會工作者有關系。強調專業倫理并非對社會工作者進行道德綁架，而是在經驗研究中確實發現我們的社會工作者表現出了這種美德。這是他們留給社會工作專業的財富。正是有了這些具備專業美德的社會工作者，專業社會工作才能在外界的風云變幻中永保火種。希望未來能有機會圍繞專業美德展開進一步的探討。

專業倫理非常復雜，需要以“日拱一卒”的耐心去加以研究。拙文還有諸多需要改善之處，敬請各位前輩同仁多多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