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榮昌區(qū)政府食堂五一期間對外開放，公共服務如何從“網紅”走向“常青”
文/葉雨秋

重慶榮昌區(qū)政府食堂在“五一”假期首日用掉1200斤大米、1500斤豬肉的場景，成為觀察中國基層治理創(chuàng)新的一扇窗口。當游客們端著3元一份的黃涼粉、18元一份的榮昌鹵鵝在政府食堂就餐時，這場“舌尖上的親民實驗”早已超越了簡單的餐飲服務，折射出中國政務服務從封閉到開放、從特權到普惠的深刻變革。然而，要讓這種“煙火氣”真正融入城市治理肌理，需要突破“節(jié)日限定”的桎梏，構建長效化、制度化、系統(tǒng)化的政務服務開放體系。
一、從“門禁森嚴”到“賓至如歸”：政府大院開放背后的治理邏輯
在榮昌區(qū)，政府大院停車場免費開放、食堂“五一”期間日均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的場景，與武漢東湖景區(qū)周邊黨政機關停車場同步開放、蘇州全市356家單位共享3.5萬個車位的舉措形成共振。這種“拆墻透綠”的改革，本質上是對傳統(tǒng)衙門文化的解構——當游客可以自由進出政府大院如廁、停車、就餐時，官民之間的物理隔閡與心理壁壘同時消融。數據顯示，榮昌區(qū)“五一”期間游客滿意度同比提升37%，投訴量下降62%，印證了“親民姿態(tài)”對城市形象的直接賦能。
更深層的變革在于治理思維的轉型。浙江衢州政府食堂連續(xù)五年節(jié)假日開放，不僅提供18元標準套餐，更設置非遺產品展銷區(qū)，將服務場景轉化為文化傳播空間；敦煌市直機關食堂要求游客憑景區(qū)門票登記用餐，巧妙將政務服務與文旅推廣捆綁。這些實踐表明，政府大院開放已從單純的便民舉措升級為城市治理的“流量入口”，通過服務場景重構重塑政民關系。
二、從“節(jié)日限定”到“長效機制”：突破“網紅”困境的制度突圍
榮昌政府食堂“五一”期間日均消耗食材量是日常的8倍，這種爆發(fā)式增長暴露出服務供給的脆弱性。若將開放時間延長至全年，僅食材采購、人員配置、衛(wèi)生監(jiān)管三項成本就將增長400%以上。更嚴峻的挑戰(zhàn)在于管理秩序：蘇州在開放機關停車場首日即發(fā)生32起車輛剮蹭糾紛，暴露出應急預案的缺失；咸陽市政府督查室對停車場開放情況的專項督導，折射出長效管理的制度焦慮。
破解困局需構建“四梁八柱”：
2. 立法保障：參考《武漢市機關事務管理條例》，將開放時間、服務標準、責任邊界寫入地方性法規(guī)，避免“人走政息”。
3. 財政支撐：建立“親民服務專項基金”，如榮昌區(qū)計劃將停車場收益的15%反哺食堂運營，形成“以車養(yǎng)餐”的可持續(xù)模式。
4. 數字賦能：杭州“城市大腦”已實現全市機關停車場實時車位查詢，這種技術手段應向食堂預約、服務評價等領域延伸。
5. 社會參與：揚州引入第三方餐飲企業(yè)運營機關食堂，政府通過“服務采購+績效評估”實現風險轉嫁與質量管控的平衡。

三、從“單點突破”到“系統(tǒng)重構”：政務開放的全域圖景
當前政務開放仍存在“碎片化”特征：多數地區(qū)僅開放停車場、食堂等“低敏感”場景，而檔案查閱、政策聽證等核心領域仍存壁壘。要實現從“物理開放”到“化學融合”的躍遷，需在三個維度深化改革：
空間維度：借鑒日本“市民之窗”模式，將政府大院改造為集政務服務、文化展示、社區(qū)活動于一體的公共空間。成都高新區(qū)已試點“24小時政務客廳”，整合了圖書館、母嬰室、創(chuàng)客空間等功能。
時間維度：建立“錯峰開放”機制，如工作日午間向環(huán)衛(wèi)工人開放食堂，周末向青少年開放運動場館，實現資源利用最大化。
參與維度：深圳推行“政府開放日”制度，市民可旁聽政府常務會議、參與政策聽證，這種“參與式治理”將開放從服務層面提升至決策層面。
更深層的變革在于治理文化的重塑。當榮昌區(qū)委書記公開表示“馬路邊也可以停，不罰款”時，傳遞的不僅是管理方式的轉變，更是對“服務型政府”本質的深刻認知——政府的權威不在于高墻深院，而在于能否將公共資源轉化為民生福祉。這種認知需要轉化為制度設計：建立“親民指數”考核體系，將食堂滿意度、停車場利用率等指標納入政府績效；推行“政務開放負面清單”，明確哪些領域必須開放、哪些可以探索開放。

站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新起點，政府大院的“煙火氣”不應是曇花一現的網紅景觀，而應成為城市治理的“標準配置”。從榮昌的1200斤大米到蘇州的3.5萬個車位，這些數字背后是執(zhí)政理念的深刻嬗變：當政府敢于拆掉圍墻、打開賬本、共享資源，收獲的不僅是百姓的點贊，更是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躍升。未來的政務服務開放，既要保持“五一”期間的溫度，更要鍛造“365天”的韌性，在制度創(chuàng)新與技術賦能的雙重驅動下，讓“人民滿意”從口號轉化為可感知的民生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