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召開。當周總理宣布王洪文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時，會場中一片沉默。這位年僅38歲的“工人領袖”，從上海國棉十七廠的保衛科長到中共中央高層，僅用了六年時間。

毛主席對王洪文的提拔堪稱“火箭式”：1968年第一次見面后，便讓他列席政治局會議；1972年調至中央學習，次年直接成為黨章修改報告人。毛主席看中王洪文“種過地、當過兵、做過工”的草根背景，意圖打破傳統官僚體系，培養革命新生力量。

王洪文的崛起與“文革”初期上海的動蕩密切相關。1966年，他在國棉十七廠參與“造反”活動，因激烈批判“走資派”而嶄露頭角。1967年，他作為“工總司”頭目，率眾沖擊上海市政府，引發“一月風暴”。毛主席對此高度關注，認為其“敢打敢沖”的性格符合“革命需要”。

然而，這位被寄予厚望的接班人，很快顯露出與權力極不相稱的能力短板。例如，他在中央會議上常因缺乏政策見解而沉默，甚至對農業、工業的基本數據一無所知。毛主席曾感慨：“此人雖有沖勁，但學問太少，需多讀書。”

毛主席深知王洪文根基薄弱，曾命其研讀《后漢書·劉盆子傳》。劉盆子本是赤眉軍推舉的傀儡皇帝，毛主席以此警示王洪文勿恃權驕縱。

但王洪文未能領悟深意，反而沉迷享樂：在中南海值班時溜去打野鴨子，外交場合對總統僅問“飯吃得慣否”；連基本歷史常識都匱乏，聽聞“張勛復辟”竟不知“辮子兵”為何物。毛主席的失望與日俱增，1975年5月直言其“政治上不強，威望不高”。

1973年，他特意安排王洪文參與《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編纂工作，希望借此提升其理論水平。然而，王洪文卻將精力耗費于社交應酬，頻繁宴請軍方將領，甚至私下許諾官職。更嚴重的是，他逐漸卷入江青、張春橋的“四人幫”圈子。1974年批鄧運動中，王洪文主動請纓，撰寫批判文章，卻因邏輯混亂、內容空洞被毛澤東退回。毛澤東無奈嘆道：“此人雖有熱情，但筆桿子不行，還需多練。”

王洪文的荒唐行徑貫穿其政治生涯。據徐景賢回憶，他在上海“幫助工作”期間，每日沉迷打獵、釣魚、看電影，甚至公開抱怨：“鄧小平抓權，我只剩工農兵讀書班的權！”

1975年7月，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王洪文徹底失勢。回京后，他仍以吃喝打獵度日，秘書勸其收斂，他卻回應：“葉帥支持我，怕什么？”這種自暴自棄的態度，使其在黨內愈發孤立。

王洪文的“休閑生活”甚至影響了中央決策。1975年夏季，毛主席病情加重，王洪文卻擅離職守，攜秘書至河北承德避暑山莊垂釣。期間，他嚴禁工作人員通報公務，甚至用氣槍打鳥，擾得主席無法休息。

此事傳至政治局，葉劍英、鄧小平等人對其行為提出嚴厲批評。毛主席得知后怒斥：“如此玩忽職守，何以擔當重任？”此后，王洪文被逐步邊緣化，僅保留副主席虛名。

但是王洪文的政治野心未因失寵消減。1976年，他借“反擊右傾翻案風”重新活躍，策劃批判鄧小平的講話稿，但華國鋒出任代總理使其計劃落空。與此同時，他與空軍政委張廷發展開激烈較量。

王洪文試圖通過“杜忠事件”整肅空軍領導班子：杜忠原為空軍某師副師長，因揭發張春橋整理主席黑材料遭關押，其信件輾轉至空軍黨委。王洪文誣指空軍“擴散反黨信件”，逼迫張廷發表態。張廷發以抗震救災為由拖延，最終王洪文只得草草收場。

這場較量背后，折射出王洪文權力根基的脆弱。他雖為副主席，卻缺乏實際支持者。政治局會議上，多數成員對其提議敷衍應付，甚至公開質疑其動機。例如，李先念曾直言：“杜忠事件證據不足，何以定罪？”王洪文惱羞成怒，卻無計可施。這場失敗不僅使其權威蕩然無存，更加速了“四人幫”的瓦解。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被捕。審判中，他哀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其結局亦最為凄涼：其他“兩案”成員多獲保釋，唯他因肝病惡化死于秦城監獄。

回顧其沉浮，毛主席的栽培初衷與現實反差令人唏噓。王洪文既無劉盆子的自知之明，更缺郭嘉的謀略，最終淪為權力游戲中的傀儡。

王洪文的悲劇，折射出特殊時期政治運作的荒誕——一個毫無治國能力的工人，因意識形態需要驟然登頂，又因德才不配迅速墜落。他的沉浮史，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時代錯誤的縮影。正如鄧小平后來所言：“王洪文的失敗，證明用人必須德才兼備，否則只會誤國誤己。”

參考資料：

徐景賢：《十年一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李焱：《王洪文沉浮錄》，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