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律講堂是由張萬軍教授主持的普法講座）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23年備受關注的“蔣某甲等訴浙江某公司勞動爭議糾紛案”中，蔣某乙因工死亡后，其親屬在已獲侵權第三人李某28萬元民事賠償的情況下，仍向用人單位浙江某公司主張工傷保險待遇賠償。法院最終判決浙江某公司需支付一次性工亡補助金、喪葬補助金及供養親屬撫恤金共計78萬余元，且已獲得的侵權賠償款無需從工傷保險賠償中扣除。

本核心爭議點在于：工傷保險賠償與第三人侵權賠償是否可雙重主張？法院審理認為，根據《社會保險法》第41條、《工傷保險條例》第39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工傷司法解釋》）第8條，勞動者因第三人侵權導致工傷時，其親屬既可向侵權人主張民事賠償，也可向用人單位主張工傷保險待遇，二者屬于不同法律關系的請求權，除醫療費用外，其他賠償項目可并行主張。法院特別強調，工傷保險制度的設立目的是保障勞動者權益，與侵權責任的懲戒功能性質不同，二者不存在重復賠償的沖突。（入庫編號：2023-16-2-490-003，人民法院案例庫：蔣某甲等訴浙江某公司勞動爭議糾紛案—工亡受害人親屬已獲得的侵權賠償款應否從工傷保險賠償中扣除）

二、法理分析一：工傷保險與侵權賠償的競合邏輯

工傷保險與侵權賠償的競合問題，本質上是社會法與私法在勞動者權益保護中的功能互補。工傷保險基于無過錯責任原則，旨在通過社會化分擔機制快速填補勞動者損失；而侵權賠償則以過錯責任為基礎，通過民事追責實現損害填補與行為懲戒。

本案中，蔣某乙因交通事故死亡，其工亡性質已被工傷認定程序確認。根據《工傷司法解釋》第8條，侵權賠償與工傷保險賠償的請求權基礎分屬不同法律體系。工傷保險待遇是勞動者基于勞動關系享有的法定保障，與第三人侵權引發的民事賠償分屬獨立法律關系。例如，一次性工亡補助金對應《工傷保險條例》的定額計算標準，而死亡賠償金則依據《民法典》侵權責任編按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二者雖名稱相似，但立法目的與計算方式均不同，不存在重復賠償。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實踐中曾有觀點認為，工傷保險待遇應扣除侵權賠償部分，以避免“不當得利”。但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指出，這一觀點混淆了“填平原則”的適用范圍。侵權賠償的填平功能僅針對實際損失（如醫療費、誤工費），而工傷保險中的一次性工亡補助金等屬于法定福利，具有生存保障性質，二者功能不同，不應簡單抵扣。正如本案再審法院所言：“工傷保險賠償是對勞動者生存權的保障，侵權賠償是對侵權行為的懲戒，二者并行不悖。”

三、法理分析：司法實踐中的模式選擇與規則統一

盡管法律已明確工傷保險與侵權賠償可并行主張，但司法實踐中仍存在裁判尺度不一的問題。例如，部分地區法院對“喪葬補助金與喪葬費”“供養親屬撫恤金與被扶養人生活費”等相似項目采取“補差”處理，認為同類費用需抵扣。

對此，張萬軍教授分析，裁判分歧源于對賠償項目性質的誤讀。以“一次性工亡補助金”與“死亡賠償金”為例：前者是工傷保險基金按全國統一標準支付的定額補助，體現社會法對勞動者家庭的基本保障；后者是侵權人對受害者家庭未來收入損失的賠償，屬于私法上的損害填補。二者雖均與死亡相關，但功能屬性截然不同，允許兼得更符合立法本意。

最高院在《工傷司法解釋》中僅規定“醫療費用不得重復主張”，對其他項目未作限制，正是基于對兩類賠償功能差異的考量。但現實中，部分法院因對法律條文理解偏差或地方政策影響，仍采取保守的“補差”模式。張萬軍教授建議，未來需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賠償項目的分類規則：

1.實際支出類費用（如醫療費、喪葬費）適用填平原則，由侵權人優先賠償，工傷保險補充差額；

2.法定福利類待遇（如一次性工亡補助金、傷殘津貼）獨立于侵權賠償，可全額主張；

3精神損害賠償等專屬項目（如《民法典》規定的精神撫慰金）與工傷保險待遇互不影響。

本案的裁判要旨為類似案件提供了重要參考：勞動者權益保護應優先于形式上的“損失填平”，司法需在尊重法律功能區分的基礎上，避免對賠償請求權的過度限制。只有厘清不同賠償項目的立法目的，才能實現工傷保險與侵權責任制度的良性互動，真正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本文作者：張萬軍，法學博士，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

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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