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廣西日報》報道，日前，廣西壯族自治區紀委監委專門出臺通知，再次公布了“廣西清廉賬戶”。4月25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陳剛到自治區紀委監委機關調研，并主持召開工作座談會。明確表示，今年6月30日前，主動上交贓款可獲從寬處理。

各省市自治區，乃至各個地方黨政機關設立廉政賬戶反腐，已經有些年頭了，只不過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名稱不一樣。媒體早期報道的有：1999 年江西省南昌市設立的“拒禮拒賄資金賬戶”，2001 年浙江省寧波市的“581廉政賬戶”，后來全國各地便陸續流行起來。大家都知道，但凡流行的東西，最容易落入形式主義的窠臼，廉政賬戶也不例外。隨著時間推移和反腐敗的深入，這種“廉政賬戶”的漏洞逐漸顯現出來。曾經轟動全國的湖北省監利縣（現已改市）連續四任縣委書記被查處的案件中，楊道洲、杜在新兩人都曾向當地“廉政賬戶”上繳過收到的行賄款，博得過“廉政標兵”的美名。但是，此后一個在黃岡市副市長任上被查處，一個在荊州市委副秘書長任上被查處，他們被查處的原因都是在擔任監利縣委書記時的腐敗問題。這樣的案例還有不少，安徽省六安市政府原副秘書長魏力生上交了 75 萬元，卻掩蓋其受賄 300 余萬元的事實。貴州省凱里市原市長洪金洲以 5500 萬元“廉政金” 掩蓋其2000 萬元贓款。這些案例說明，廉政賬戶也很難阻止腐敗分子的貪欲。

當初提倡廉政賬戶，本意是為黨員干部因社會不良風氣而被動受賄后，上交那些無法退回或不便直接退回的一般禮金。作為反腐的一條特殊制度，只是對人情世故的一種變通，并不包括那些工程建設領域、買官賣官的巨額行賄受賄資金。從法律層面看，廉政賬戶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我國《刑法》對受賄罪的認定，雖然坦白也許可以從寬，但刑法并未設立主動退贓的免責條款。官員收受財物后即便上交，仍有可能構成犯罪。在制度設計上廉政賬戶與法治精神存在一定的沖突，有“以錢贖身”之嫌。基于其在實踐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所以在2016 年之后，廣東、甘肅、四川、福建等全國許多省都相繼撤銷了廉政賬戶。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敗斗爭已經進行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并且正在不斷深入，永遠在路上。特別令人深思的一個問題是，一些反腐敗機關的工作人員，比如有些曾擔任過中央、省一級巡視組領導的人，一面查處別人腐敗，又一面隱藏自己的腐敗。造成了今天查別人，明天又被別人查的怪現象。這種現象說明，在腐敗問題上，廉政賬戶的制度溫情，根本難以抵御人性的貪婪。廣西這種“最后通牒”式反腐，從前已經有過多次，事實上收效甚微。用老百姓的話說，那些腐敗分子都是洞庭湖的麻雀——嚇大了膽。可能大家都注意到，隨著第五輪中央巡視組的展開，近日落馬的領導干部不少，其中最新的一個，是4月29日安徽省紀委監委發布的主動自首的安徽省公安廳原黨委委員、副廳長、一級警務專員劉海石。此人多年來被人實名舉報而不倒，這次卻突然主動自首了。我想，劉海石的自首絕不是他的主觀覺悟，而是他已經承受不起反腐高壓了。

是否會主動坦白并如實上交贓款，本質上是成本收益的博弈。從心理學角度，“最后通牒效應”，可能會促使個別干部在截止日期前采取行動。但歷史經驗表明，這種 “窗口期”往往容易導致“選擇性退贓”。資料顯示，2014 年廣東省廉政賬戶共收到 6500 萬元，但同期查處的腐敗案件涉案資金卻遠超這個數字，甚至還不及查處某一個官員收繳的贓款多。

反腐敗采用“胡蘿卜加大棒”的方式不是不可以，問題在于要明確從寬處理的具體標準。如上交金額比例、配合調查程度等。特別是應實名上繳，并說明每一筆款項的來龍去脈。然后根據上繳款項順藤摸瓜進行核查，建立 “上交必查、查必有果” 的閉環機制，防止個別些貪腐分子“象征性退贓”蒙混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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