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1年，愛瑪·里昂（Emma Lyon）出生在英國柴郡的一個鐵匠家庭，父親是鐵匠，母親是女傭。

這樣的出身注定了她與上流社會的鴻溝，但命運偏偏給了她一張令人驚嘆的面孔，幼年的愛瑪已顯露出“英倫第一美女”的雛形。

12歲那年，她隨母親前往倫敦謀生，從此踏入了一個充滿欲望與剝削的世界。

在倫敦，愛瑪的青春被碾碎在底層生活的齒輪中。

她當過保姆、擺過小攤、在劇院打雜，甚至蜷縮在街頭賣水果。貧窮像一張網，困住了她的尊嚴。

17歲時，一名軍官以“供養”為名將她收為情人，但這段關系僅維持到軍官因欠債將她轉手抵債給另一個男人哈里。

此時的她已生下女兒，卻連孩子的面都見不到，嬰兒被送回鄉下由祖母撫養，而她成了哈里的附屬品，在倫敦的社交圈中作為“玩物”被展示。

交際花的“鍍金時代”

1782年，愛瑪遇到了改變她命運的年輕貴族查爾斯·葛瑞維爾（Charles Greville）。

他癡迷于她的美貌，卻更想將她打造成一件“完美藝術品”。葛瑞維爾為她改名“愛瑪·哈特”，聘請畫家喬治·羅姆尼（George Romney）為她繪制肖像。

畫中的她身著希臘式白袍，眼神純凈如圣女，全然看不出底層風塵的痕跡。

葛瑞維爾教會她貴族的禮儀、音樂和詩歌，甚至帶她出席沙龍。

愛瑪一度以為這是愛情，直到1786年，葛瑞維爾為了迎娶富家女，將她作為“禮物”送給了自己的叔叔，61歲的威廉·漢密爾頓伯爵（William Hamilton）。

這位英國駐那不勒斯大使對她說：“你將成為我的妻子，也是我的收藏品。”

大使夫人的假面

26歲的愛瑪嫁給漢密爾頓伯爵后，成了“大使夫人”，但這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囚禁。

伯爵癡迷于古羅馬藝術，要求她模仿名畫中的女神，穿上薄紗長裙擺出雕塑般的姿勢，供賓客賞玩。

在那不勒斯的宴會上，她既是女主人，也是一件“活體藝術品”。貴族們贊嘆她的美貌，卻鄙夷她的出身，稱她為“鐵匠的蕩婦”。

然而，愛瑪并非全然被動。

她利用自己的社交天賦，成為英國與那不勒斯王室之間的紐帶。

1793年，她接待了英國海軍將領納爾遜（Horatio Nelson），協助他爭取那不勒斯對抗法國的支持。這場會面看似是外交任務，卻悄然埋下了兩人命運的糾葛。

納爾遜與愛瑪

1798年，納爾遜在尼羅河戰役中擊敗法國艦隊，成為民族英雄，但也失去了右眼和右臂。

當他帶著傷殘之軀重返那不勒斯時，愛瑪悉心照料他，甚至為他舉辦凱旋宴會。

在慶功宴的舞池中，獨臂的將軍與穿著希臘長裙的愛瑪共舞，這一幕被傳記作家稱為“殘缺者與流放者的相互救贖”。

兩人的感情迅速升溫。

1800年，愛瑪懷孕，而納爾遜毅然離開妻子，與她公開同居。漢密爾頓伯爵默許了這段三角關系，甚至與愛瑪的母親同住一屋檐下。

英國上流社會嘩然，《泰晤士報》諷刺：“英雄的勛章上沾了鐵匠女兒的脂粉。”

被拋棄的晚年

1803年，漢密爾頓伯爵去世，遺囑中將財產全部留給侄子，愛瑪分文未得。

兩年后，納爾遜在特拉法加海戰中殉國，臨終前懇求政府照顧愛瑪，但無人理會。

曾經的“英倫第一美女”帶著女兒霍雷西亞（Horatia）流落街頭，靠變賣首飾度日。更殘酷的是，女兒始終不認她為母親，只稱她為“監護人”。

1815年，愛瑪在法國加萊的一間破舊公寓中孤獨離世，身邊僅剩一瓶廉價的杜松子酒。

她的墓碑上沒有名字，只有一行模糊的刻痕：“她曾讓兩個偉大的男人心碎。”而歷史學家在檔案中翻找她的痕跡時，更多將她標注為“納爾遜的情婦”或“漢密爾頓的玩物”。

18世紀英國階級社會的絞索

愛瑪的遭遇并非偶然。在18世紀的英國，底層女性想要跨越階級，唯有兩條路：成為貴族的合法妻子，或是他們的情人。

但前者需要血統，后者需要運氣。愛瑪的美貌讓她一度觸摸到天花板，卻始終無法打破出身賦予的“原罪”。

正如作家琳達·科利（Linda Colley）在《不列顛的鍛造》中所寫：“貴族用金絲雀的籠子關住她，卻指責她不會像夜鶯一樣歌唱。”

1941年，費雯麗在電影《漢密爾頓夫人》中飾演愛瑪，將這段禁忌之戀塑造成浪漫史詩。

丘吉爾看了三十多遍，稱其“比莎士比亞更悲壯”。然而，真實的愛瑪從未獲得電影中的救贖，她沒有在納爾遜的懷抱中死去，而是蜷縮在異國的寒夜里，聽著窗外海浪拍打懸崖的聲音，仿佛回到12歲那年，母親牽著她的手走進倫敦的迷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