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馬勇（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著名歷史學者）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嚴復的地位最為特殊。

他是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先驅者之一，最賣力氣鼓吹中國應該向西方學習，尋求富強，走向世界，參與國際競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遵守叢林法則，轉型為受尊敬的近代國家。

但是，嚴復又是最早對西方近代文明表示失望的中國人之一。歐戰爆發，他最先看到問題的癥結所在，痛惜西方資本主義三百年發展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歐洲三百年科學，盡作驅禽食肉看”，最先認識到中國文明的固有價值不會隨著經濟發展而喪失，也最先意識到中國文明有可能為資本主義文明提供某些有益補充。

假如我們從全球史視角去觀察，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西方近代文明在二戰之后有一個巨大的轉變，貪婪的、腐朽的、非人道的資本主義價值觀得到極大修正，馬克思、列寧所厭惡、所批判的資本主義漸漸變得溫情脈脈，充滿人道。這當然是資產階級政治家、思想家接受馬克思主義批判而做出的修正，更是經濟、科學技術獲得巨大發展的產物。

事實上，在19世紀晚期，人們在工業革命發生不久，就清醒意識到工業革命不只是解放了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生產力，工業革命極大拓展了人類創造財富的能力。隨著工業革命的深入，人類最大的問題不是發展，而是產能高度過剩之后怎么辦。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其實就是工業革命早期階段的必然產物，人們沒有尋找到一種新的財富調節辦法時，一定會對財富進行爭奪，貪婪地占有。嚴復等20世紀中國思想家的思考，以及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如果從更長的歷史時期來看，最富創見。

嚴復對西方文化的批判意識，對資本主義精神弊端的警覺，對中國文明的再發現再解釋，在過去的討論中被視為退步，是落后、守舊的象征，是保守主義的標配。其實，如果從全球現代化進程的視角進行觀察，歐戰引發了困擾，中國文明在這個時候被重新評估，并非毫無道理，它是歷史的發展，是全球化對各個已經加盟或即將加盟全球化進程的文明體價值的重估。

中國文明在經歷了西方近代文明洗禮后，在西方遭遇自工業革命以來最大的挫折之后，漸漸顯現出中國文明本身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嚴復等人不是向后走，而是為人們提供一種前瞻性的思考，是20世紀思想的引領者。

系統探討嚴復思想的意義已有很多極有價值的研究，此處不再多議。我之所以在這篇短文中強調嚴復從青年時代至晚年一直引領時代，主要是想強調嚴復非凡的思考能力及吸引力，尤其是他多元豐富的朋友圈。

中國先哲一直告誡人們要“近君子而遠小人”，其實就是強調與君子交，與高人交，一定會從朋友處獲益無窮。朋友圈決定了一個人的思想高度，所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說的就是一種生命境界。閱讀嚴復和那些友人的通信，更可深切意識到朋友之間互相影響的力量。限于篇幅，我隨便舉幾個例子。

從嚴復生命全程看，其青少年時代就是一個奮發向上的人。他之所以如此，可以歸納出很多理由，但一個重要的理由不可忽視，是他的朋友圈，是那些亦師亦友的人不斷地、細雨如絲潤無聲地潛移默化。

想想看，一個十五歲的少年，憑著一篇《大孝終身慕父母》的文章獲得船政大臣沈葆楨的贊揚，“置冠其曹”，這對嚴復是多么大的激勵。沈葆楨在光緒五年（1879）不幸病逝于任上，現在不太清楚嚴復那時究竟與沈葆楨有過多少交往，——歷史總是充滿遺忘，不論是史料，還是記憶。——但是我們知道，嚴復與沈葆楨的孫女婿林旭是很好的朋友，林旭不幸被殺，嚴復充滿真情與憤怒地寫過幾首悼念詩。林旭是沈葆楨的兒子沈瑜慶的女婿，其妻沈鵲應是沈葆楨的孫女。如果明白這層關系，再去理解嚴復的那些悼念詩及其背后的政治情懷，就不難看到沈葆楨對他青少年時代產生的可能影響。

對青年時代的嚴復影響最大的可能還不是沈葆楨，因為那時嚴復年齡太小，而沈葆楨職位太高。真正對嚴復青年時代產生重大影響，在思想、性格、為人處世上多方面塑造了嚴復的，一定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外交家郭嵩燾。

嚴、郭之間的通信隨著時間流逝，至今不曾見到，但在郭嵩燾的日記里保留了他們兩人在海外那段時間的交往，特別是郭嵩燾對嚴復的評價，格外值得注意。這是一位長者對年輕人的觀察與指導。

郭嵩燾對中西文化的看法與嚴復極為接近，這究竟是郭影響了嚴，還是嚴影響了郭，還可以繼續研究，但毫無疑問，嚴復的思想進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郭嵩燾的啟發與指點。這樣的長者朋友圈一定讓嚴復受益不少，不論是思想，還是事業、職業，比如嚴復提前結束留學回國，并被指定從事海軍教育，其實就是郭嵩燾根據個人觀察提出的指導意見。這方面的研究已經不少，可參見。

北洋水師學堂二十年，是嚴復一生最主要的事業，他為中國的海軍教育做出了極大貢獻。這個時期，嚴復的朋友圈交游也肯定有不少，只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有形的文獻已很難尋覓。再加上北洋水師學堂和它的檔案又差不多毀在1900年的戰火中，因而重建那個時期嚴復的朋友圈還比較困難，但是可以注意嚴復與福州船政學堂同學尤其是留英同學之間的互動。他們作為那個時代一個最特殊的群體，相互之間的關照、提攜、幫助，是人之常情。嚴復的兩個妹妹，一個嫁給了他在福州船政學堂及留英時的同學何心川，一個嫁給了北洋水師學堂畢業生陳弗。這足以表明嚴復與他的船政學堂及留英同學關系之密切。而他傾注二十年心血的北洋水師學堂就更不必說了。

良好的人際關系、高端的朋友圈是事業成功的基礎。這方面嚴復一直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比如他在甲午戰爭爆發后奮起著述，開啟民智，除了他個人的天資、學識、認知，也不能不承認他的朋友同樣是重要因素。現存嚴復與陳寶琛的通信，有相當一部分都是討論甲午戰爭及其相關問題。我們現在沒有看到陳寶琛寫給嚴復的信或回信，但從嚴復的信中，就可以分明感覺到他們之間互通消息、相互啟發的事實。

研究維新運動的人，一般都喜歡說“南梁北嚴”。就是指梁啟超在南方創辦并主持《時務報》，嚴復在天津參與創辦并主筆《國聞報》及《國聞匯編》。其實他們并不是孤立地各自進行的，而是相互呼應，各有側重，又有合作。這在嚴復、梁啟超、汪康年、張元濟等人保存的往來書信中多有反映。

翻譯介紹西方學術名著是嚴復在中國歷史上的最大貢獻，從長時段來看，可以媲美于唐代的玄奘，明代的利瑪竇、徐光啟。我們知道，嚴復少年時代就接受了西洋近代文化教育，對于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他和后來的梁漱溟一樣，都是在成人之后重新惡補的。

嚴復在譯介西方名著時，使用了典雅的六朝文字，有研究者說正是因為這個才讓他迅速征服了中國的知識人，使他的翻譯作品特別是《天演論》不脛而走，家喻戶曉。嚴復典雅的文字訓練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如果我們仔細梳理、考訂嚴復與吳汝綸之間的交往，或許恍然有悟。吳汝綸是那時第一流的文學大家，他幫助嚴復審讀并修改文字，在某種意義上說不僅是錦上添花，而且實在是點石成金。

至于嚴復與清末民初政界、教育界、實業界的交往，也是嚴復朋友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肅親王、載澤、載洵、毓朗、那桐、張百熙、端方、盛宣懷、馮國璋，尤其是榮祿、袁世凱等，都是嚴復交往的對象，只是因歷史的殘忍，留下的記錄太少，人們只能通過那些只言片語去想象他們的相互啟發、相互影響。

歷史是豐富的，但歷史的記錄卻往往顯得很不夠。我粗略估計，現存的嚴復書信不足其實際可能寫過的百分之一，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嚴復與其私淑弟子熊育钖的通信，在不太長的時間里，竟然有一百多封。那個時代的文人就像今天的文人熱衷于微信一樣，書信往來是他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可惜的是，過往的一百多年，戰亂、易代、動蕩，很少有穩定的、不遷移的文化世家，因而大量的文獻特別是書信隨之丟失。這是非常可惜的，也是沒有辦法彌補的。

歷史研究，資料的整理編輯是一種學術接力工作，是一代人在上一代人工作基礎上的再出發。這部《嚴復書信集》是將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嚴復全集》書信部分單獨刊行且又有所增補；而《嚴復全集》中的書信又是在臺北出版的《嚴復合集》書信部分基礎上的再補充。作為這兩部文集書信部分的編者，我既為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等處得見嚴復書信原件而感到振奮，也由衷感激前輩如王栻先生和他的弟子編輯的《嚴復集》。

《嚴復全集》原收書信496封，此次刊行單行本，在原本基礎之上，又增補了各處散佚失收及近年流出的信函45封。其中來自《嚴復家書》的家書17封，致鹿蘋的信8封；來自2018年西泠秋季拍賣會致孫壯的信3封，2019年嘉德春季拍賣會致張元濟的信1封，2021年嘉德秋季拍賣會致理查遜女士、伍光建、嚴伯鋆（嚴家騶）的英文信11封（據稱來自嚴群先生舊藏）；福州嚴復翰墨館提供的致嚴瑸、嚴頊等與致嚴培南的信2封；江西師范大學圖書館藏致慕蘧的信1封，溫州博物館藏致孫宣的信1封，學者肖伊緋提供的致全秉薰的信1封等。

在此要特別對提供資料信息的相關單位及個人致以謝忱。歷史資料的收集是一項近乎無窮盡的事業，相信在這部書信集出版后還會不斷發現新的資料。感恩前人，期待后人，是學術發展的正途，希望這部《嚴復書信集》能為未來的嚴復研究提供些微幫助。是為序。

本文為《嚴復書信集》之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