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秋，合肥街頭總有人嘀咕：新來的省委書記咋總“失蹤”？

機關找不著人，秘書也摸不準去向，后來才知道，萬里早坐著小車鉆了村。他不打招呼不擾民，直接推門進農戶，第一眼就被震住了——鳳陽的破草房里，一家子七口人擠一床看不出顏色的破棉被。

鍋里煮的是地瓜面混著胡蘿卜纓子，外屋灶臺缺了邊，鍋蓋竟是稻草編的。定遠的田埂上，他攔下挑糞的老鄉，棉襖露著棉絮，說話有氣無力：“沒啥盼頭，就想吃飽飯，少塞點山芋干就行。

”更揪心的在金寨，革命老區的農家門前，老人光腿站在寒風里，倆閨女躲炕上——不是懶，是窮得沒褲子穿！

萬里蹲在田埂上聽老農嘆氣：“‘大呼隆’干活，干多干少一個樣，誰還有勁？”夜里睡土炕，聽著窗外風聲，他翻來覆去睡不著：解放快30年了，咋還讓老百姓受這份罪？走了三四個月，跑遍皖東皖西，他發現個怪現象：偷偷分地的生產隊，糧食反倒打得更多。

可那時“包產到戶”像洪水猛獸，干部們提都不敢提，生怕被扣“資本主義”帽子。

座談會上有人壯著膽子說“包到戶”，會場立刻沒了聲，沒人敢接話茬。

萬里沒急著表態，他知道這事兒分量重：既要讓農民吃飽，又不能碰紅線，難啊！回到省里開會，有人輕飄飄說“鳳陽討飯是老傳統”，他當場拍了桌子：“放屁！

誰愿意大冷天帶老婆孩子要飯？那是活不下去！

”他紅著眼圈拍胸脯：“社會主義不是讓老百姓餓肚子，再不管吃飯問題，咱們對不起農民！

”可光發火沒用，萬里心里清楚：發救濟糧只能救急，要徹底改，還得從根子上動“大鍋飯”。

大別山的老鄉沒褲子穿，肥東的娃娃喝菜糊糊，這些畫面像針扎在他心里。他想起戰爭年代老百姓送糧送衣，現在解放這么多年，咋還窮成這樣？那些天他總往鳳陽跑，秘書說有會議，他一揮手：“群眾吃飯就是最大的會！

”慢慢的，底下開始傳開：萬書記不反對“包”，只要能吃飽，他愿意試試看。可反對聲也不少：“分田單干就是走回頭路，這責任誰擔？”萬里咬了牙：“擔責任我來，總不能看著老百姓餓肚子！

”后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小崗村的紅手印按了下去，“大包干”悄悄冒了頭。但那年冬天的調研，讓所有人記住了一個細節：省委書記蹲在草房里，數著老鄉家的“全部家當”——一根扁擔就能挑走。這事兒像一把火，燒醒了很多人：吃飽飯不是小事，土地里埋著人心。

如今再看那段日子，有人說萬里膽子大，可誰知道他在土炕上熬過多少夜？

他不是不怕風險，只是見不得老百姓掉眼淚：“當干部的，不替群眾想出路，算啥共產黨？

”那些年的安徽農村，田埂上的腳印、草房里的嘆息、會議室的拍桌，都成了改革的前奏。

直到現在，老輩人說起萬書記，還會念叨：“那年他來，咱才敢把心里的苦水倒出來。”而那句“非改不可了”的筆記本留言，早成了歷史的注腳——改革從來不是憑空來的，是老百姓的窮日子逼出來的，是有心人的實地跑出來的。土地還是那片土地，人還是那些人，變的是讓老百姓吃飽飯的決心。

這決心，藏在萬里拍響的桌子上，落在小崗村的契約里，更刻在每個中國人對好日子的盼頭中。有些事，總得有人敢第一個推門進去，看看老鄉鍋里煮的啥，問問他們心里想的啥。

因為說到底，土地里長出來的，不只是糧食，還有人心；政策里裝著的，不只是規定，還有老百姓的煙火氣。就像老鄉說的：“鍋里有了，心里才穩當。

”這道理，萬里懂，老百姓更懂。

那些年的調研路，走出的不只是一個人的震撼，更是一個時代的覺醒——吃飽飯，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