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外旅游，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社區(qū)周圍常常可以看到或大或小的成群墓地，其實也不甚肅穆，很多墓前雜草叢生，但感覺并不恐怖凄涼，反而很自然。我每路過一處墓地，總是進去轉一圈，是出于非常自私的目的：在死去的人當中，能非常確鑿地感受到自己在活著。

我曾經(jīng)看過一個建筑設計，德國西部的迪倫鎮(zhèn)，鎮(zhèn)東部墓園已開放成公共公園，公園的墓地間修了一個咖啡館，人們在那里或交流或回憶。咖啡館四周都是反射玻璃，墓地景觀投射在玻璃上，生者被逝者包圍，兩者融為一體，只覺得清新和溫柔。

比起西方國家，中國城市卻少見墓地。

可能有人會說這屬于中西方文化差異，是西方篤信基督教的緣故。可是在東方的日本，東京隨處可見沒有圍墻的一小片墓地。日本的墓地上立著方柱形的石碑，后面還插著象征佛塔的長條木板。曾經(jīng)看過旅日作家李長聲的文章，介紹日本的喪事都由所屬的寺廟操辦，喪葬費很貴，全國平均大概為14萬元人民幣，而且墓地不能買，只能租。

我想起中國的墳地。前年年底，我爸打電話，說老家拆遷，把我爺爺奶奶的墳給遷了，賠償2000塊錢，讓我在網(wǎng)上發(fā)帖反映一下這件事。我爸一向害怕我惹事，這回反倒是我勸他還是忍讓算了。活人被拆遷尚且難反抗，更何況死人。

這是在偏遠的小城鎮(zhèn)，尚容不下墓地，更毋論大城市了。

我第一次有公共悼念的概念，是去年到愛丁堡的某個公園，看到隔幾步就有一條長椅，長椅上刻著“紀念我的愛妻/亡父……”字樣，這才發(fā)現(xiàn)“哀思”這件事不必凄凄慘慘戚戚。死亡為生者提供便利，這事并不晦氣。

北京這座城市，除了遠郊的八寶山，其他與生死相關的建筑，便只有人民英雄紀念碑，可它除了虛構的威嚴，并不給人其他任何感受，政治化的死亡屬于政治，不屬于人。

城市里的人，距離死亡越來越遠了。“死”淪為修辭學的意義，而在日益鮮亮現(xiàn)代的城市里，除了冬夜街頭偶現(xiàn)的路有凍死骨，死亡已不見其具體體現(xiàn)。

古人以“春秋多佳日，山水有清音”為挽聯(lián)，天地間的逍遙山水、清流茂林、良辰美景，生者與逝者共享。現(xiàn)在的人，在人死后燒些紙糊的豪宅豪車，以及劣質得可笑的大面額冥幣，與其說是為了逝者，倒不如說是為了欺騙自己：死者生活在另一個比三體星還要遙遠而未知的世界里。

人是否覺得死亡可怕，在于與它的親近程度。作家三毛曾經(jīng)寫過自己逃學去墳場讀書，因為墳場安靜，她寫：“世上再沒有跟死人做伴更安全的事了，他們都是很溫柔的人。”

越逃避死亡，就越恐懼死亡。

一位生活在北京的作家曾經(jīng)講述：“在北京，最怕去八寶山那個方向。回老家最害怕看見癱坐在村口曬太陽的老人和病人。”

小時候，爺爺逝世，我回老家參加他的葬禮。不知出于什么緣故，我始終哭不出來，后來我父親一把掀開蓋在爺爺尸體上的白布，我看著他蒼黃瘦削的臉，一下子就哭出來了。這淚水不是出于悲傷，而是出于恐懼。死亡對我來說，因為陌生，所以驚悚。

可是，死亡真的陌生嗎？

它在我們周遭每天都發(fā)生，緩慢侵蝕著生的力量，生命的虛弱、干涸、消遁一刻不停地發(fā)生。生命的短暫與無常，永遠如是。可是我們愿意去想光明的生的情景，而逃避著死亡的念頭。我們厭惡思考從“死”里獲取對于我們的生有價值有意義的東西，把它束縛在壓抑的潛意識中。

如何看待死，決定了我們如何看待生。讀日本中世紀武士道的原典《葉隱》，有四個字在我腦中一直揮之不去：“向死而生。”我想，不以延長壽命為目標的人生，大概會有些不同吧。三島由紀夫對此的解讀我謹記在心：“我們汲汲以求生之美的同時，倘若過于倔強于生，我們須了然我們恰可能背離我們的生之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