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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夏，林巧稚從廈門鼓浪嶼動身，赴上海報考協和的醫預科，那次只招二十五名學生。最后一場英語筆試時，一位女生突然中暑被抬出考場。林巧稚放下試卷就跑過去急救，結果她原本最有把握考好的英語沒有考完，以為自己這回必定落榜了。可是一個月后，她卻收到了協和醫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原來，監考老師給協和醫學院寫了一份報告，稱她樂于助人，處理問題沉著，表現出優秀的品行。協和校方看了報告，認真研究了她的考試成績，認為其他各科成績都不錯，于是決定錄取她。

后來，協和醫預科教育的大部分轉入燕京大學時，入學考試的內容“有些像現在的智力測驗的內容”，“題多，要求敏捷，英文要求較高”。協和畢業生張之南，回憶他1949年的英文考試內容之一是要求用英文寫出《桃花源記》，“需會背原文，又要能譯成英文中英文都要好”。

從協和開創之時，就特別強調醫生源質量，學生要先讀完醫預科。協和規定的醫預科時間是三年，以保證學生在進入醫本部學習前，打下扎實基礎，包括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英語。這些課程如有可能，應在綜合大學里完成。但在協和創辦的那個時代，中國的綜合大學還達不到協和期望的醫預科水平。為了從一開始就保證協和的高標準，協和做出了一個決定：自辦醫預科。

據說，協和在為醫預科物色教授時，除了從國外聘請，還試圖去找那些“受過很好的中文傳統教育，同時兼有現代觀點”的中國人。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CMB)的顧臨推薦一位名叫胡適的人，他說此人在哥倫比亞大學留過學，是哲學博士，中西兼通。胡適雖最終沒有進入協和醫預科教授的隊伍，但后來卻進了協和的董事會，參與決策協和的事務。

在總計二百零五名自辦醫預科招收的學生中，后來有一百名進了協和醫學院，其中八十四名完成了協和五年醫學課程，得到了醫學博士學位。嚴格的醫預科教育，從一開始就成為協和辦學的一大特點。

自辦醫預科畢竟是權宜之計。在此同時，洛克菲勒基金會每年撥款資助中國的十三所綜合性大學，以提高這些大學的教學水平。

八年之后，協和停止自辦醫預科，改從這些學校招生進入協和醫學院。其中，燕京大學醫預科成了協和醫學生的主要來源，逐步占到協和每年招生總數的三分之二。

這時的燕大校長是司徒雷登，他有著生長于一個雙重世界的特殊生活經歷：由父母和一小群講衛生的白人長老會傳教士所代表的小世界，以及由“可愛、愉快，但并不怎么講衛生的中國人”組成的大世界。對他來說，這兩者間有非常密切的關系。而燕大的大股東，便是洛克非勒基金會，在1936-1937年，基金會的資助占到燕大年度總預算的五分之一。

燕大的醫預科一成立便成為校園的焦點，醫預科學生“人數少、質量高”，被稱為燕大“精華”。

燕大對這些學醫的學生有個規定：

曾在燕大就讀的雷潔瓊，回憶燕大教授們的教學方法：

在生物學界享有盛名的胡經甫，在講無脊椎動物時，不許學生們記筆記，要求學生全神貫注聽講。他一邊嘴里說，一邊畫，既條理清楚又引人入勝。聽過課的學生，都印象極深。

這些在綜合大學的學習經歷，使得醫預科學生耳濡目染大師們做學問的方法，沐浴在濃重的人文氛圍中。那時的燕大校園是他們的精神殿堂。

當時學校規定：

在結束醫預科學習后，需要通過入學考試，并參考醫預科的各門成績和老師的推薦語，最后決定能否錄取進協和醫學院本部。

燕大與協和的合作持續到1951年。20世紀30-50年代的協和畢業生，對中國醫學的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剖析原因，與燕京大學的醫預科教育是分不開的。

考入協和醫學本部后，便開始了醫學生的征途。協和的一學年分為三個學期。第一年的重頭戲，是解剖、生化、生理學。日后的泌尿外科專家吳階平，形象地描繪了自己經歷過的協和一年級醫學生的作息時間表，可以看到普遍存在休息不足的情況：

在上生理學時，講課和實驗操作的比例為1：3。一些以大組為單位的內分泌實驗，如用蝌蚪觀察甲狀腺的功能，要求學生自己在實驗室飼養蝌蚪，每天記錄蝌蚪的生長情況。又比如在摘除狗的甲狀腺后，觀察它缺鈣性痙攣的實驗，不僅需要觀察、記錄和飼養動物，還要做定量測量以及在注入鈣后觀察緩解情況，最后寫出實驗報告向全班匯報。每次實驗都必須經過老師認可，否則要在課余時間補做，直到通過。每次實驗時，做一次就能通過的人數不多，多數都要用晚自習時間補做。

老協和流傳的說法是：

這里的及格線，不是六十分，而是七十五分。在評定成績時，平時老師的考察和評估也占不少比重。一門學科的考試，除了進行筆試，還要口試和實驗測驗。考題不只重知識記憶，更看重融會貫通和思維能力。比如協和的生理學教授張錫鈞、生化系的竇維廉、生理學家馮德培，每次講課前會發給學生一張紙，上面寫著問題，進行小測驗。

有的問題不是講過的，也不是教授準備講的，而是學生完全不熟悉的問題。1943年畢業的黃宛，在上細菌學課時，抽到了“病毒的物理化學性質”的問題。

當時這門課還沒開始，什么是病毒都不清楚，又怎么知道它的物理化學性質呢？他去問導師，導師就告訴他，到圖書館去使用文獻資料。結果，他看了近十年的一百多篇文章，寫出了一篇綜述。

上完一年多的醫學基礎課，開始臨床課程，進入各科學習。一開始平均每天授課四小時，其余時間為實驗課或自學。到三年級時每天授課兩小時，四年級一小時。有三分之二的講課時間，采用的是臨床示教。在三年級時，老師將住院病人帶進課堂，用實例示范講課。四年級時則采用門診病人來進行示教。

三年級除聽課外，要進病房當“臨床見習生”。住院總醫師給見習生分病例，見習生去問病史查體，寫病歷做出診斷后，老師進行討論并做修改。病房的見習生可以參加每天早晨的教學查房和每周的教授查房。四年級時，上課之余，去門診見習，在老師指導下看病。

1942年畢業的須毓籌記得第一次實習診斷學時，鐘惠瀾教授自己當患者，讓學生檢查他的頭、面部。

須毓籌和另外兩個同學輪流觀察、檢查，但誰也沒說全“病情”。分明是從頭發、前額，五官到下頦，都一一檢查的，那么到底遺漏了什么呢？

鐘老師嚴肅地說：

內科的斯乃博教授，則形象地告誠學生：Don't depend too much on paraphernalia(不要過多地依賴設備)。他主張看病一定要仔細詢問病史，精確地做體檢和常規化驗，得出比較正確的印象診斷，然后再有的放矢地做心電圖、腦電圖、放射造影等輔助檢查和特殊化驗。

內科的臨床考試在三年級時候進行。考試時，老師現場給學生指定一名新病人，要求在一個小時內完成病歷詢問、體格檢查和常規化驗，寫出病人診斷、鑒別診斷和處理意見。范琪教授當年上學時，分到一名心臟病患者，心里暗喜。當她按時完成考試后，主考老師問了病情，要她說明鑒別診斷和處理意見，各種心臟病的可能性和特點。范琪對答如流，自我感覺很好。但主考老師并未就此打住，而是追問個不停：還有什么別的可能性？她答不上來了。老師還是窮追不舍，她覺得腦子都掏空了。

老師問：你是否也應該考慮甲狀腺機能亢進的可能性？她當時因為緊張，在詢問病情時，根本就忘了詢問和甲亢有關的問題。這種經歷，很多協和學生都有過。

被逼急時，也有學生背后埋怨老師“賣弄知識”“故意為難學生”，給老師起各種各樣的綽號。

醫本科的最后一年（也就是醫學院的第五年），就進入了實習醫師階段，在各專業科室進行一年輪轉。

在上級醫生的指導下，直接負責十個病人的診療工作，對病人實行“二十四小時負責制”。這是八年學習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年，真正開始“管理病人”。無論前一天收了多少新病人，實習醫生都必須在第二天查房前完成大病歷、擬診討論和三大常規。

著名的兒科專家周華康是1940年畢業的協和生，他曾經這么白描過在協和內科做實習醫生的每日行程安排：

每年6月30日晚，是協和實習生遷入與遷出的時間。整個宿舍樓兩股人流，一股進一股出，緊張而有序。新來的實習生放下行李后，就立即換上工作服，開始熟悉自己的工作，并被分上一個信號燈的燈號。除了休假和請假外，實習生白天晚上都必須在醫院，醫院的各個地方都有明顯的信號燈，每個實習生有一個燈號。如果不在崗位上，就會有人打電話給總機要求打亮他的燈號。實習生看到燈亮時，會立即回到崗位。

二十四小時值班的實習生，既能在醫院各處自由活動，又能隨叫隨到。如果半小時內找不到人，總機報告給院長辦公室，第二天就被通知到院長辦公室說明理由。

王季午是協和1934屆畢業生，后來成為中國著名的傳染病學家。抗戰后他曾受竺可楨之邀，任浙江大學醫學院第一任院長、附屬醫院院長。在《從醫學生到內科總住院醫師》中，他詳盡地描述了自己從一位協和醫學生開始成長，畢業后留在協和工作，擔任住院醫直至總住院醫的過程。

王季午出身于書香門第、中學、大學上的都是教會學校。他先在蘇州的東吳大學讀過三年醫預科，又讀了一年大學預備班，1929年考進協和醫學院。在他讀書時，從二年級第二學期開始，每周舉行一次臨床病理討論會，由病理老師和臨床老師一起辦。

三年級時他開始在病房和門診見習。

最后一年是實習，那時實習生要親自檢驗病人的各種標本：痰、胸水、腦脊液自己檢驗的結果，常常比化驗室要快，能早診斷早治療。

王季午在當實習醫師時，曾有多次為找到胸水、腦脊液內的結核桿菌或周圍血液內的黑熱病的利杜氏小體、瘧原蟲…花費很大氣力，“經常要熬到深夜，但收獲也很大”。

“協和育人模式”的特色之一，在于醫學生畢業了，學習之路仍沒有終止，更確切地說是終身學習。

畢業后，在協和醫院實行的是臨床住院醫師制度，每年聘一次。三四年后有機會當上總住院醫師。因名額有限，需經過激烈競爭才能聘上。當時的協和醫院崇尚先進的西方醫院管理理念，包括“完善的招聘制”和“講求效率的制度化管理”。畢業后在繼續完成了三年的助理住院醫師后，王季午被聘為內科住院總醫師。這是個非常榮耀和鍛煉人的職位，在他之前，已有十位擔任過這個職位，其中有醫學大家張孝騫、鐘惠瀾、劉士豪、鄧家棟、謝少文。

王季午認為協和的八年制教育以及后來三年的住院醫師制，強調的是扎實、深厚的基本功和實踐經驗。協和學生在整個八年學習期間，打好了普通理科基礎、醫學基礎、臨床實踐基礎。在畢業后的四五年，又接受了嚴格的臨床實踐，并開始用臨床資料對一個醫學課題進行觀察與研究。所有這些在王季午看來，“是培養高級因務人員的必由之路”。

著名心臟病專家黃宛回憶起在協和的幾年經歷，深刻的磨難及喜獲知識的樂趣兼而有之，“令我四十余年來未能絲毫忘懷”。

同是1943屆學生、后來從事公共衛生營養學的范琪教授、她的父親曾是當地有名氣的開業醫生，當時自己也覺得學醫后，當開業醫生很好，治病救人。不過她到協和，就改變了。她“看到各位老師在從事教學和醫療的同時，都在進行專題研究，常常在實驗室忙碌到深夜。他們聯系各自的專業，經常去圖書館閱讀新書刊星期日上午也常去…他們的研究成果，明顯地提高了醫學理論和實踐”。

當時，做開業醫生可以獲得很高的報酬，比留在協和當教員的報酬肯定高得多，但她自述：“由于受老師們的影響和協和學術空氣的熏陶，在學生時代就逐步明確：畢業后不能僅當一名開業醫師。這個想法，在當時的學生中是很普遍的。”

對于協和的“長學制”，也一直存在爭議。雖然在今天的中國，八年制醫學教育已不僅限于協和，但此前對八年制一直有反對意見，甚至1932屆協和畢業生嚴鏡清也說：“這八年制真是太長，比起別的學科和別的大學是加倍長，對于一個像我這樣的窮學生，這八年更是一個大的負擔。”

一位日后進協和學習的醫學生，他的學習生涯總共是二十年，小學六年，中學六年，再加上大學八年。

在老協和的八年制學習中，還實行一種殘酷的“淘汰制”。最明顯的淘汰有兩次。

一次是投考協和的學生，先讀完三年醫預科經過考試，結合醫預科的各門功課成績和老師評語，決定是否能夠錄取進協和本部，成為醫學生；第二次是進入本部后，第一年和第二年因成績差、身體差等被淘汰的常占入學時人數的四分之一。這期間，也有因興趣轉移、健康狀況、經濟狀況和學習情況而退出醫學領域的。

驚人的淘汰率，優中選優，隨之伴行的是學習緊張和無形的競爭壓力，許多畢業生后來在回憶時都有描述，甚至有人用了“磨難”這個詞。

藥理學教授金蔭昌在回憶錄里說這甚至是一種無謂的緊張：

在協和，還有一個名詞用來形容協和人的緊張生活，這就是“協和臉”。

因為協和人學習緊張，壓力大，久不見天日。吳英愷初到協和醫院，就描述了這張“協和臉”——“住院醫師的伙食完全由醫院供給，一日三餐及兩次茶點（下午四時及晚上十時半），質量很高，可惜由于工作過于緊張忙累，大多數人往往是食欲欠佳，甚至‘望食興嘆'。那時做住院醫師，成日忙著工作和鉆圖書館，久不見‘天日’，因而面色蒼白，當時習慣叫‘協和臉'”。

中國著名的泌尿外科專家吳階平，是家族中第三個進協和的人。他曾在傳記中敘述，自己到協和學醫完全是聽從父親的安排。

思想開放、早早投身民族工業的父親認為，社會腐敗不能讓兒女們從政，而做醫生是一種既高尚又穩妥的職業，“要想當一個有本領的醫生，必須進協和”。在吳階平之前，先后被父親動員進協和的有大姐夫陳舜名、哥哥吳瑞萍。在吳階平之后，他的兩個弟弟，吳蔚然、吳安然也相繼進入了協和。吳家成為國內罕見的名醫世家，包括吳瑞萍、吳階平、吳蔚然、吳安然等，分別是兒科泌尿科、外科、免疫學專家。在六十多年的時間里，吳階平家先后有十人在協和學習、工作。

考試制度更加嚴格，除平時考核筆試之外，有些課程要附加口試，學期終了，教師們要開會，認真評議每個學生的學習成績、培養前途，并決定優秀生、留級生以及淘汰生名單。而在無形的壓力之下，“同學們進取心很強，個個爭先，力求學習好，有禮貌，準時，認真，信實可靠。學習再緊張，也注意儀表整齊地出現在教師面前”。

協和的考試，七十五分是及格線，也是學生們的“生死線”。臨床考試只有極少數能拿到九十分，八十五分就很優秀了，成績不合格的就有可能留級或被退學。這種看上去無情、殘酷的“淘汰制”，為的是盡可能篩選出可成為醫學大家的精品，雖然淘汰標準也未必公允。

對于那此在“淘汰”中留下來的優秀生，協和的獎勵倒也毫不吝惜，以提升他們的榮譽感。在醫學生一、二、三年級結束時，每年評選出兩名優秀生，免交下一年的學費一百元。每年畢業班中最優秀的學生，還能獲一筆高達四百美元的“文海獎學金”。文海是早年協和醫學堂的一位美籍教會醫生Walter A.Hawley，他捐出全部財產，作為對協和最優秀畢業生的獎勵。1933屆的鄧家棟，就用這筆獎金還清了上協和的欠債。1929年，林巧稚是那一屆畢業生的“文海獎”獲得者。在當時、這筆獎學金相當于一個助理住院醫生一年的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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