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四青年節，有很多話想說，但想來想去還是這句“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最為貼切。用這句話是有風險的，因為這是胡適說的話，而胡適曾經被毛主席批判過，上世紀30年代，胡適也一度被污蔑為賣國賊。

但小鎮還是要用，因為太適合了，太值得當代人學習了。

這也是小鎮看完《》的數百條留言后，最想說的話。

對胡適有很多曲解，足見哪怕在一百年前，斷章取義已經司空見慣。胡適之所以被罵賣國賊，是因為他曾說“我寧愿亡國，也不會對日作戰”，但這句話是有前因后果的。

當時面對中國在國力和軍力上難以與日本抗衡的現實問題，社會各界都在找辦法，而農學家董時進提出：中國百姓普遍具有忍耐性強、服從性高的特點，必要時刻，可以采取類似軍閥的做法，向中國老百姓征收資金、征調人力，把他們送上戰場、耗盡他們的所有，還認為就算這樣中國老百姓也不會有怨言，如果膽敢有異議，一律處決。

聽到這樣的話，胡適極為憤怒，提出“倘若董時進所主張的這種方式能夠拯救國家，那么究竟什么才算是國家的覆亡呢？”，胡適還專門寫了一篇《這樣毫無心肝的我們》，在文章最后，胡適明確說“董先生發文中的‘我們’究竟是誰，‘他們’又是誰，這樣毫無心肝的‘我們’牽著那些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他們’上前線去死，如果這叫作戰，那么我情愿亡國，也絕不愿學這種豪言壯語，去主張對日本作戰”。

這就是胡適被曲解為賣國賊的由來。明明胡適反對高高在上的某些人自己唱高調，卻以抗日救國為名壓榨剝削老百姓、引誘強迫老百姓去死，結果就被斷章取義者們扣上了寧愿亡國也不抗日的漢奸帽子。

而毛主席批評胡適，這也很正常，對事不對人。因為毛主席主張堅決抗爭，認為胡適主張的改良行不通；而二者最大的矛盾還是在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上，馬克思主義不反對使用暴力，認為暴力是手段，要看怎么用，恩格斯所著《反杜林論》中就明確駁斥了反對暴力的主張，而胡適不贊成暴力，曾發電報勸毛主席放棄武裝斗爭，這也是毛主席對胡適從仰慕到失望的一大關鍵。

而上世紀50年代中期，國內對胡適展開大批判，很大程度也是因為這種從仰慕到失望的心態。毛主席曾經在一次座談會上說“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很多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道他貪戀什么？”，對批判胡適，則談到“批判嘛，總沒有什么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而胡適聽到后反而感到很開心，唐德剛著《胡適口述自傳》有這樣一句話：“胡先生告訴我：‘共產黨里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毛澤東‘寫得最好’的原因便是‘我的學生毛澤東’沒有完全遵從他‘老師’指導。”

白話文里寫得最好，這是非常高的肯定，因為胡適就是白話文的領軍者，白話文運動也是改變中國的關鍵之一，《新青年》就是白話文的代表，深刻的改變了中國。

“我的學生毛澤東”是沒錯的，毛主席一度稱自己是胡適學生，青年時代還將胡適視為人生導師，在關鍵人生抉擇和理論構建中，深受胡適的影響。

比如在是否出國留學的問題上。當時很多有抱負的青年積極響應蔡元培、吳玉章的號召，組織去法國勤工儉學，從西方尋求真理，毛主席當時創建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宗旨的新民學會，已經為成員留法勤工儉學籌備了七八個月，但臨行前，毛主席突然決定不去法國，后來才知道，原來是受到胡適的影響。

毛主席當時解釋說“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問題。我覺得關于自己的國家，我所知道的還太少，假使我把時間花費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

一年后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到留學，認為求學沒有必須在什么地方才能求到的道理，留學的人多數仍然是糊涂的。在這封信中，毛主席提到曾就是否留學詢問過胡適，還專門提到胡適寫的《非留學篇》，這是胡適在1912年剛入學康奈爾大學不過兩年時寫下的，文中提到“留學者，救急之計而非久遠之圖也”“留學之目的，在于為己國造新文明。又曰：留學當以不留學為目的”。

隨即毛主席就在全國到處考察，深入一線親身調研，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等十余篇調查報告，在調查的基礎上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并總結為理論《反對本本主義》，奠定了調查研究的基本精神。

這一切的源頭之一，是胡適。

毛主席不止一次在人生的關鍵時刻征求胡適的意見。

留學是一次，第二次則是回湖南開展運動前，毛主席專程拜訪胡適，希望爭取胡適支持湖南學生的斗爭，胡適答應了，也這么做了。當年胡適在中國的影響力是空前的，實際要超過李大釗、魯迅等人，胡適公開褒揚毛主席《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令青年時代的毛主席名聲大噪，對毛主席當時正領導的湖南革命運動與《湘江評論》的創辦提供了巨大支持。

而最根本的影響，還是今天題目提到的問題與主義之爭。

很抱歉入題太慢，因為上述關鍵點不說清楚，一定有不少人不屑、曲解胡適“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主張，以漢奸、被毛主席批判為由抗拒。

1919年前后，當時中國流行“問題與主義”之爭，上上下下碰到任何問題，無論是大是小，動輒都要先談理論。

在這樣的背景下，胡適于1919年7月20日刊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篇文章在現在仍然非常貼切，強烈推薦閱讀，小鎮會貼在次條。在此僅摘錄部分核心觀點：

胡適開頭就批判：“現在輿論界太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么東西。”

胡適還把各種“主義”總結為三點：

一是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認為阿貓阿狗都能用聽來的幾個詞高談闊論，這不過是鸚鵡和留聲機器；

二是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么用處的。認為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對那時那地社會必要的救濟方法，如果不去研究當前社會的需要，只會高談某某主義，就像醫生只會背課本不去研究病人的癥候。

三是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危險的。指責當時中國政客利用某某主義為名作惡，把一切責任推到主義身上。

胡適還總結了“主義”的本質：認為“主義”是應時勢而起，當社會出現問題，有心人觀察現象、想出來解決的辦法，這才是“主義”的源頭。一切“主義”在開始都是非常具體的主張，后來這種“主義”傳播開來，傳播的人圖省事，就用幾個字概括具體的主張，才有了“某某主義”。

但看似同樣的“某某主義”，不同人理解的、說的、做的截然不同。

胡適還總結了思考解決問題的三個層次。

第一步：研究問題的種種方面、種種事實，看看病究竟在哪里。

第二步：根據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問題的辦法。

第三步：充分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方法，會有什么效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的能解決眼前的問題，推想之后選擇其中一種解法，這就是主張，也就是主義。

上述這些是不是很熟悉？

這就是調查研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正因為要先調查、研究具體問題，所以毛主席才決定留在國內，在這場100多年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中，毛主席選擇在長沙組織“問題研究會”，親自擬定了研究會的章程和首批亟待解決的“問題”，共71大類，其中教育、女子、勞動、華工、實業、交通、財政、經濟這八大類又細細列出81個非常具體的問題，包括“中等教育問題”“女子交際問題”“貞操問題”“國語問題”“司法獨立問題”“聯邦制是否實行問題”等等，最終匯總了144個具體問題。

后來毛主席也確實以這些具體問題為目標，開展了一系列調查研究，這也是毛主席能夠徹底改變中國的基礎。

最后舉一個例子，體會“主義”和“問題”。

最近董小姐被全民關注。小鎮寫了兩篇，一是《》，二是《》，聚焦協和醫學院的“4+4”，結果第二篇引起了非常多的抨擊。

核心的抨擊是認為小鎮洗白、避重就輕，放著“階層固化”“門閥”不敢批判，非得研究“4+4”到底錯在哪里的細枝末節，猜測小鎮這么干是不是受什么人所托，要誤導大眾。

也有不少讀者批評小鎮只著眼于表皮，故意忽略本質、根本的“階層固化”“門閥”問題。

“階層固化”“門閥”等等，就是“主義”，而且還是空談、紙上、外來的主義，“階層固化”源自西方社會學和經濟學理論，尤其是關于社會流動性和社會結構變化的相關研究。

但針對一個問題，倘若一上來就直接升級為終極的“階層固化”，籠統以蓋之，那么請問，解決辦法何在？直接革命嗎？那應該去行動，而不是在文章后面不斷的留言。

只有把問題具體化，才能找到具體的責任人，找到具體的解決方法，然后不斷擴大，從點到線再到面，持續地改進，這才是能夠實踐的。

決不能僅僅停留在發泄情緒上，情緒發泄完了，之后怎么辦呢？籠統的無限抬高問題的層級，把具體的問題變成了“主義”之爭，具體責任人反而隱身了。那幾天之后，輿論退潮，什么都不會改變，只有聚焦具體問題，才會一步步變得更好。

借用胡適的解決問題的三步驟。

針對董小姐、協和醫學院“4+4”，首先要研究問題，思考這種現象之所以出現，具體的問題在哪里。一定要具體，越具體越能找到最關鍵的漏洞和責任人，這就是第一步，也就是小鎮昨天談的《》，通過對比分析總結協和醫學院的“4+4”問題出在哪里。

這也被不少讀者朋友批評為只談表皮、忽略本質。但人不可能一眼就看到本質，何況所謂的“階層固化”“門閥”也不是本質，而是一種猜測、一種現象。

董小姐這件事本質真的是“階層固化”“門閥”嗎？

如果這就是“階層固化”，為什么董家三代嚴重跌落，從爺爺輩對應部級的院士，跌落到父母輩的廳處級中層，再到董小姐甚至只能靠鉆空子。如果這是“階層固化”，董家是“門閥”，那又如何解釋如此猛烈的階層跌落？哪里有這么脆弱的“門閥”。

中學政治一再教育我們，要從表面逐漸深入到本質，這也是最基本的唯物主義認識論，一上來不去研究具體問題、不進行邏輯思考，直接得出所謂的“本質”，這是唯心，而且還是及非常初級的原始水平。

在這篇文章的最后，小鎮通過對協和醫學院“4+4”的具體問題分析，總結出生源審核、畢業論文、入院規培這三個環節存在嚴重問題，那么解決方法就很明確了，從這三個方面入手確定具體責任人，參考其他做法或者針對協和醫學院情況定制一套新方案，堵住已經發現的問題。

把這些已經發現的、潛在沒發現的問題一一發現之后，就會面臨不同解決方案，到底選擇哪一個。比如是徹底禁止“4+4”，還是持續改進，是降低門檻、公開透明，還是提高門檻、嚴格審核等等，這都是要選擇的，這就進入了胡適提出的第三步，不同解決方案的選擇中，就體現“主義”。

而小鎮第一篇《》，大體相當于胡適解決問題的第二步到第三步之間。

現在媒體、網絡太發達，導致信息過載，越來越多的人沒有耐心看完幾千字的文章，何談研究問題？解決問題？

相比讀一篇幾千字的文章，調研思考是非常辛苦的，要跑到一線、收集資料、考察實情、征求意見，還要吃苦冒險，這才能對一個問題有所了解，進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其實小鎮已經偷懶了，文章中的分析僅僅是基于經驗，初步做出的判斷，到底是否屬實，還需要大量的調查。

調查研究這么辛苦，無法輕松獲得及時滿足，于是越來越多的人空談“主義”，就好像口必稱“門閥”“階層”“割裂”就顯得非常了解問題，抓住了所謂的本質，覺得談得是根本解決，不屑于研究具體的問題。比如有讀者批評道“大家討論的是階層固化的問題，并不是4+4的問題，東拉西扯的”。

自然更看不上小鎮分析是不是生源審核不嚴、畢業論文審核形式化，以及背后是不是存在不作為、懶作為的瀆職行為？

用胡適的兩句話結尾：

“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后，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些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主義’的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子了”。

與愿意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有心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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